1974年春天，槐坪小学又开学了。学校的习老师找到了咱家，叫我去念书。习老师是一位从城关镇下放到这里的女知青，瘦条条的，说话声音像唱歌似的很好听。在此之前，她曾经上咱家找过我，那时我跟着二爷放牛的兴趣正浓，她无论怎样劝说我都不听从。
　　 这次她再劝，为什么不上学啊？我说，我害怕……她说，上学能唱歌跳舞，识字玩耍，挺好玩啊……
　　 我知道我怕的那件事，当时不敢对她说。
　　 她狡黠地望着我说，老师知道了你怕的那件事——老师是不会割掉你的那个的。我吃了一惊，吓得我眼前一抹儿黑。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带你去报名行不行？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她去了。在路上，她说我很像她的弟弟，十分淘气。说着还拿出一片纸给我擦去跑到鼻子外的鼻涕，那纸好香。其实我很胆小怕事，根本不淘气——那件事再次在我的脑瓜子里翻腾开了……
　　 去年有一天，在自习课上，尿憋急了来不及上厕所，就在教室后面撒了，被同桌发现了。同桌叫“卫扬全”比我大。他把我拉到教室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完蛋了！老师要割掉你的那个的。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成了一片空白，几乎带着哭腔问他……他说，用什么东西干坏事就要割掉什么东西，比方说，偷了生产队的核桃就要剁手，说反动话就要割嘴——即使不剁手，不割嘴，也得在脖子上挂木牌子，戴高帽子游乡。
　　 我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的，我家邻居有个叫“曾有道”的，就因为有人告他偷了集体的红薯而一绳子捆了，结果勒断了胳膊。王黑子就因闲着无聊，指着墙上贴的林彪的画像，说是长了一副奸臣相，结果被掌嘴，还住了“便宜”房子……
　　 我不知道是怎样溜出学校的，只觉得我这辈子完蛋了！
　　 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还悄悄地去找了卫扬全同学，向他保证以后再也不敢在教室里撒尿了，我知道我错了，叫他千万不要给老师说。我还把我家珍藏了多年的一整黑的“英雄牌”钢笔送给了他。他也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提这件事……
　　 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就跳得厉害。
　　 你在想啥心事啊？习老师注视着我，眼睛上的睫毛一闪一闪的。我说，没，没想啥心事。她又说，你想不想知道，老师是怎样知道这件事的？
　　 我惶恐地不停地捏着衣裳扁，她还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清楚。
　　 习老师替我垫了五角钱的报名费，因走得匆忙忘带钱了。其实家里也没有现成的。习老师又叫我先到她房里去等她，说要送我一样东西。我说，算了，我不能要你的东西。她说，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咋不敢要？
　　 到了她的住处。屋里很干净。柴火炉子上烤了三个红薯，半边已经烤糊了，但香味很诱人。办公桌很柴巴，但擦得很干净，上面放有书本，两瓶墨水，其中一瓶上插了一支蘸水笔。旁边放一面小圆镜，一把木梳子和一盒火柴。床头上面吊了一杆竹笛，粗细与我制作的差不多。枕头边放的是换洗衣服，叠得很有棱廓。习老师进来后就从洗脸盆里取出一个洋瓷缸子，是刚洗过不久白亮亮的，上面还有用红洋漆写的“零二四七部队纪念”字样。我家也有一个同样的茶缸，是我姐从“三线”上带回来的。习老师递给我一缸子水，我说，我不渴。她说，饿了吧？吃一个烤红薯吧——烤焦了！还能吃半边。我说，我不饿。她就叻拉抽屉，又对我说，你猜我要给你一样什么东西？我说，是糖果吧——我看到了抽屉边露出花花绿绿的纸。她说，不是。我说，我猜不到了。
　　 她就拿出一支钢笔。她说，怎么样？是你的钢笔吧。我点点头。她说，拿回去吧——你是一个很诚实的小朋友。我说，不了，就抵你给我垫的报名费吧。她说，傻孩子，这笔值一块钱，自己留着用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习春，现在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从此我便遇到许多新老师，像王先林、胡清玉、龙晓华、男勇全、肖照月、王铁锤等等。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还有在当时没有任教的知青，也是才华横溢，我从他们身上长了不少见识。至今忘不了王民道画一手好国画，刘青林写一手好毛笔字，刘健吹一口好笛子，吴晓华唱一曲“小小竹排江中游”能使你心旷神怡……
　　 那时我们上学的感觉是愉快的，学业不重，大部分世间都花在排练演出文艺节目上，那时演的节目内容大多是反映在“学工”和“学农”的。我们演出的舞台大多在田间地头上。大队干部非常重视在“决分”粮食时的文艺演出。“决分”就是决算农户的累计劳动日和总人口，按人口与劳动日七比三的比例分配粮食。一年有两次规模较大的决分，午季为小决分；秋季是大决分。午季决分的粮食是豌豆和小麦，秋季决分品种多了，分得最多的是红薯。在这年月，红薯可是个好食物，产量高，易栽种，根茎叶没有糟蹋，人和牲口主要吃它。咱村的猪很出名，集体养猪，户户养猪，每年每户向公社副食站交售一头胖墩墩圆滚滚的猪就是红薯给撑大的。农历9月低开始，白天挖红薯，夜晚分红薯；上顿煮红薯，下顿蒸红薯，“打火”“歇火”烤红薯，一直吃到开年2月挖红薯池下红薯芽子，个个脸都吃得红皮团圆的。决分红薯的现场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夜幕降临，队长拿着高音喇叭筒子喊，各社员注意啦，今晚在阴坡脑儿分红薯啊……于是我们倾家出动，背着背篓，点着火把，吆喝着朝那儿赶。会计报姓名，轮到谁了就去抬大秤。力气小的就看护着分给自己家的那份，力气大点的就分批次往回背。路远的几个来回就是一整夜。在这时节，劳力少的农户称作“塌户”，也叫“漏斗户”。这些户粮食分得少，就愁眉苦脸的；劳动力多的农户称作“进户”，粮食分得多，就兴高采烈的。那些人口多而劳力少的农户常被人挤兑，自己也觉得吃闲饭的多了而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只记得我们家当了一回“进户”，进了伍拾元钱，那是一个很荣耀的一年。
　　 属于“地富反坏”成分之一的为四类分子，必须在决分结束时再分粮，分次粮，还得负责整理决分现场，这些是不计工分的。
　　 在70年代中期，槐坪大队就以“人均百斤粮，户均一头猪”的卓越贡献而名闻全县乃至全省。槐坪大队妇联主任王重莲，支书李朝友到白河县委担任领导职务。大队长韩卫山是两届人大代表，到北京开过会，瞻仰过毛主席的遗容，还参观了昔阳县大寨。一茬人的生活影响着下一茬人，尤其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有追求的人。小时侯，我的理想是当一名集体的好牛倌，就像二爷一样，一年有365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7分钱，我能挣好多好多的钱，并且还能得到社员的尊重尤其能得到生产队长的表扬。后来我又想，将来当一名大队干部就好了——他们能叫别人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连我认为很了不起的知青也都听他们的，比如，叫你什么时候回城你才能在什么时候回城；叫你干最苦的活儿挑大粪你就得去挑。记得当时有一位姓王的知青边挑大粪边唱着一首很好听的歌。他就因为唱了这首歌险些回不了城：
　　 “哎嗨哟，
　　 庄稼一枝花，
　　 全凭粪当家，
　　 就好比，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呼儿嗨哟……”
　　 当时，知青返城每年有指标和名额限制，严把政审关，竞争相当激烈。恰巧这一年上面给了大队一个回城的名额，大家一致认为王知青应该回城了，要不就埋没了人才。
　　 有个知青也想回城，就写了一张题为“纸是包不住火的”大字报贴在大队部的墙上。内容就是揭发王知青的，大意是说王知青冒天下大不韪，公然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全凭粪当家”的反革命歌曲，这显然是向共产党头上泼大粪，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是可忍孰不可忍。对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阶级敌人，我们决不能心慈手软，要坚决地把他批倒批臭，彻底铲除这棵毒草……
　　 多亏王知青画得一手好画，画谁像谁。那时穷照不起相，也没处照相，就趁干活的“打火”、“歇火”请王知青给画一张。于是大伙管叫他“王画家”。大队干部看中他的才气，加上他为人听吩咐，就开会讨论，没有对他上纲上线，只是叫他晚一年回城，这件事就算抹平了。
　　 写揭发信的那位知青当年也没有叫他回城。他当时是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16岁，经常想爹娘而哭鼻子。当时很多家长若要说自己的孩子爱哭就拿他作比较说“我家那个小杂种总好哭，简直和某某一个模子磕的！”
　　 他在90年代中期回来过一趟，说是又回到了第二故乡，看到了熟悉的父老乡亲，他又哭了。
　　 我上二年级时，胡老师给我们当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她叫“胡清玉”，陕北人。她是随父亲下放到白河县的。她父亲是个老革命，当时在槐坪大队蹲点。在槐坪大队蹲点的人，我记得的就有四个，记得另外三位我们分别称他们为“唐叔叔”、“李叔叔”和“田叔叔”。现在也不知他们在哪里。
　　 胡老师很冷峻，平时脸上少有笑容，她也不能容忍我们没来由地笑。有一次，她讲到“贫农张大爷，右手一块疤”这个句子时，有一个同学突然举起自己的右手，他说他的右手也有一块疤并解释说，不是地主砍的，是自己不小心弄的。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结果我们这些发笑的同学站了一堂课的“马步”，而那个“右手一块疤”的同学则高高地举起右手“面壁”一节课。“面壁”的滋味比打手心还难受，动作要领是鼻子尖儿必须挨在墙上，脚后跟必须提起。
　　 在胡老师手里，我有两次犯规，曾经两次“面壁”，原因是我读书不用普通话。我读书跟唱歌一样，能从语文课本的第一课背诵到第三十四课，若要指其中的一个字，我却认不得。胡老师一“冷峻”起来就罚我“面壁”。“面壁”的滋味虽然不好受，但是比“压腿拔筋”强多了。这是龙小华老师教我们练武术时的一个基本功的训练。我参加武术队那段日子简直是活受罪！当时我们想，练好武功，准备同偷集体辣椒的阶级敌人拼命，免得像小英雄刘文学一样被掐死。
　　 胡老师要求我们要用普通话读书，而她自己却用陕北话讲课。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当时我还以为她说的话就是普通话呢，所以我老是学不会。她说话的声音没有习老师说话声音好听，鼻音很重，听起来很严厉。所以我们若是口渴了就到习老师家去找水喝，就连交作业本时也瞅她不在屋里时急忙抱去，又赶快跑出来。
　　 在那年月，适龄入学的学生很少，一般到上十岁了才入学的占大多数。我们二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都在十一二岁，正是顽皮得不得了。像当时的初一学生，年龄就有十七八岁了。那时流行着谁不怕老师谁就有本事，同学就不敢欺负他，上学放学时，自己的书包自然有的是同学替他背。所以严厉的老师都去带初一年级（当时初一年级有两个班级，八十多人）。我们私下认为胡老师真应该去带初一，去惩治那些经常欺负我们的高年级学生，叫他们也来面壁，看他们还敢不敢以大欺小。
　　 我们害怕胡老师，但是我们的家长喜欢这个陕北的女子。她会做苞谷面窝窝头，还会扭秧歌儿。那时候，苞谷面是我们的主食，总是把它变着法子吃。胡老师传授的做窝窝头的技术比我们高明。她教我们用生葱或大蒜就着窝窝头吃。开始难吃，不想越吃越香。当时槐坪大队的农业生产搞得不错，为国家献猪献粮贡献大，来参观学习的人多起来了，槐坪大队干部就叫秧歌队来表演秧歌来欢迎参观者。扭秧歌都是胡老师手把手教的，她很受大人们的欢迎。
　　 我们若有好吃的，比如说杀猪宰羊了，家长就叫我们第一个捎话给胡老师，叫她来喝“猪血汤”或者吃羊肉泡馍。后来胡老师回陕北老家了,不见面已经有二十余年了。
　　 2000年7月，我随白河县县委政府组织的“万立春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延安市报告时，见到了负责接待工作的一位纪委女干部，她说她姓胡，曾经去过白河。开始我还以为她是胡老师，但她说“去过白河”，并未在白河住过，加之她的举止又不似我记忆中的胡老师－－愿胡老师顺心如意。
　　 在三年级我们换了班主任，新班主任是刚调来的，我们称她为何老师，她叫何光荣，是本地人。她来时带了一个只有几个月的小男孩。她丈夫是白河县文艺宣传队的演员，安康恒口人――他就是白河教育界泰斗人物，他叫刘世业。
　　 我本家有一个姐，一边读书一边给何老师带小孩，放学时把小孩带回家，第二天上学时又送回来。在路上我们就轮换着背。何老师经常给我们一些铅笔、本子什么的。我们也把家里的柿饼、核桃什么的带一些给她的小男孩。所以我们关系很不错。她也把我们张家当成是娘家人，一直当亲戚走。
　　 我们班的男生的头发长了，何老师就给我们理，一边理一边念叨，要经常洗头，推子都“吃”不动了！
　　 她教语文很生动，叫我们扮演课文中的角色上台表演。我们都抢着演正面角色――像周扒皮这种坏人，没有人愿意演。我们班上的同学演一回反面角色就会得一个绰号，像“刘文彩”“日本鬼子”等，得上了这些绰号的同学到何老师那儿告状，何老师总是安慰他说，你表演得特别像，将来一定能当演员！
　　 他的丈夫经常来，这是我们最盼望最高兴的事情。她丈夫是一个黑瘦的中年人，他来了就替何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听何老师介绍说，他姓刘，他会讲很多很多的故事，会翻惊险的空心筋头……刘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是“闪闪红星”，我们就知道了“胡汉三”是最坏的人；“潘冬子”是最了不起的小英雄。《闪闪红星》也是我们唱得最好的一首歌。
　　 我们认为刘老师是天下最有本事的人，我一直都这么想，尽管比他有本事的人多的是——我们常常去问何老师：刘老师什么时候来？何老师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