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动荡、大变革，诸侯纷争，礼坏乐崩，周王朝名存实亡。进退失据的人们开始怀疑天命，天命不可违的观念发生动摇，逐渐认识到人自身的秉性和力量，由此带来了人们自我认识的觉醒。随着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很多思想家纷纷提出自己的人性学说，观点各异，百花争艳，推动了人性自身的进一步大讨论、大解放。
　　 “性相近，习相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讲仁义、讲德治、讲教化，开创了德政教育的新篇。但孔子对人性自身没有进行具体的论述与说明，只说“食，色，性也”，作为对人的本性的高度概括。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出自《论语。公冶长》）先秦时期，孟子、荀子、世硕、告不害各领一派，对人性学说做出了不同阐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1、性善论
　　 孔子以后，孟子乃以善言性，于是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成为后来争论的主要焦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见《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善端”，具有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是人异于禽兽、高于禽兽的本质特征，这种善念乃人性所固有，并非本来没有而勉强练就的。
　　 2、性恶论
　　 荀子主性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群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贱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仪之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辞让，合于之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见《荀子。性恶》）
　　 荀子用许多事实证明人性本恶，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人皆“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非相》)在荀子看来，性在初始并无礼仪，一切善的行为都是后天勉强训练而成的。
　　 3、性有善恶论
　　 世硕提出人性有善有恶论。根据王充《论衡。本性篇》记载：“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
　　 世子主张人生来就具有“善”与“恶”这样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这种差别是先天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如同气有阴阳一样，阳气表现为善，阴气表现为恶。
　　 4、性无善恶论
　　 告子主张性无善恶。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他以比喻形象说明他的人性主张。他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性犹湍水也，掘诸东方则东流，掘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告子认为性无善恶，人性本身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性如白纸，随外力染色。后来或没变而为善，或改变而为恶，都是后天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
　　
　　 先秦时期各门各派思想家关于人性善与恶的种种学说，为后来各个时代、不同学派的思想家继续研究和探索人性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人性学说内容丰富，各派都为捍卫自己的论点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但无论观点怎样迥异，各派探讨人性的目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取向，都是为了向人们进行道德教育服务。
　　 各家根据自己对人性的认识，提出的人性学说各不相同，但都本着一个共同的教育人的目的。就是通过认识人、认识人性，来教育人、改造人，使其成为他们理想中的善良之人、有德之人。
　　 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历来讲究学以致用，治国安邦，反对不务实事，虚妄空谈。孔子就将，颂诗三百，使之四方，不达，这样的学习有什么用呢？孟子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孟子的理想人格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乃大丈夫也。先秦各家研究人性，并不单纯为了解开人的斯芬克斯之谜，更是希望通过对人性的探讨，来进行道德教化，实现人性再造，以期改变当时“礼坏乐崩”的混乱人心。
　　 唯物论讲，人们要改造客观世界，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的主观世界，如此才能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古代思想家认识到了人性是可塑的，希望通过教化、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远志。不管认为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是无善无恶的，还是有善有恶的，各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都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都注重对人进行教育和改造。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四端”是与生俱来的，如人有四体一样，人人都具有。有人对此提出劫难，既然人性本来是善的，还有进行教育的必要吗？孟子指出，人心中的先天善性只是善的萌芽和开端，并不是善的成型、完成。善端是人和禽兽的本质区别，有善端便是人，没有善端便是禽兽。善端属于人性，但这种善端需要扩充，才能成为完美的善。
　　 善端如果能够不断扩充、发展，就成为仁义礼智的“四德”。“四德”是“四端”的发展，能把“四德”发展到完美的程度，就可以成为君子、圣人，正所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都有善念，只是由于有的人不注意培养、扩充善端而变恶了。人只有不断启发善端、扩充善性，才能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境界。
　　 孟子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尚能充之，足以得四海；尚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孟子主张存心、养性，注重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希望用后天教育弥补先天的不足。
　　 荀子讲性恶，基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尤为重视后天环境培养、圣人教化对人性改变的作用。荀子虽然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好欲求利的恶性，但他认为通过后天教育，有“师法之化、礼仪之导”，便能“出于辞让分于文理”，人仍有向善的可能。“涂之，人可以为禹。”他认为圣人与普通人、君子和小人其本性是一样的，都是恶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
　　 差别在于，圣人能“积善而全尽，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儒效》）在他看来，圣人也不是先天就具有善性，而是由于后天积习的结果。平常人有礼仪，则是由于圣人的教化。圣人起礼仪、制法度、化性去伪，变恶性为善性，一切善都是性的改造。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开俗，所以化性也，并一为而不二，所以成积也。”荀子强调社会环境的熏陶，强调圣人的教化，对人性由恶变善的至关重要。
　　 世子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认为人生来就有善与恶两种不同本性。他看到，人的本性是可善可恶的，关键在于后天的养成。后天养之善性，则使善性不断增长；后天养之恶性，则使恶性不断增长。世子作《养书》，强调对人性德的教化养成。
　　 告子认为性无善恶，人生来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之所以有善有恶，则是后天经过社会环境的熏染而成的。为善必须教导积累，为恶亦须诱发养成，性如同白纸、白雪、白羽，随着外界环境之习染而变化颜色。没有先天的善恶之性和道德属性，都是后天教育养成的，善性要靠人力引导疏通。
　　
　　 先秦各家都主张对人性进行后天教育培养，因其人性观点各异，教育方法的侧重点也因之有别。孟子和荀子的德化方法就有很大不同。“荀子之重学也，无于内而取于外；孟子之重学也，有于内而资于外。”（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孟子讲性善，所以主张扩充。“四端”根于心，非由外烁，因而强调扩充自己的本心，以求有心、尽心、养心，清心寡欲，提升善念。孟子更加注重内心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养，道德自律关键在于发挥人的主观自觉性。荀子讲性恶，主张改变人的天性而有所创造。“起礼仪，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他人之情性而导之。”荀子重“积思虑、习伪故”，强调社会环境教育，也就是圣人的灌输强化。
　　 孟子尽心，荀子尽人，一个强调主观，一个重视客观，各有所长，都有偏颇。进行道德教育，既要注意社会环境、社会教育的外在强化、引导作用，又要注重内心自省、自我修养。把引导和慎独结合起来，德育教育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近年来，论人、论人性，成了热门话题。任何时代，人性、人权的弘扬都离不开法律、道德的约束，人的欲望和渴求在社会中产生又要受社会约束。离开约束的欲望和渴求，就变成了贪婪、奢靡，就是人性的自我断送。离开道德的人性，就会堕落为兽性。弘扬人性，启迪心灵，生命才是一盏有理性、有尊严的智慧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