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中看到一起聚会喝酒劝酒死人的事，法官判劝酒人承担部分民事赔偿责任，我哂然一笑。回忆四十多年前自己就认定劝酒人应负部分民事赔偿责任，很有满足和成就感，至今还有点自豪呢。那是我法官生涯中调解的第一个案子，也是第一次真正摆弄死尸，第一次被别的女人拥抱的案子。多少年后还有人追问我被妻子以外的女人拥抱啥滋味，引起一串笑声。
　　 年轻同志也许会问：不是负责公社保卫工作（俗称公安特派员）吗，怎麽成了法官呢？道理很简单，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由军事管制委员会、人民保卫部统管，工作人员一身兼公安、检察、审判三职，不客气说，缺乏三机关相互监督，那时冤假错案频频出现。
　　 说起这个被别的女人拥抱的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那天我在富路大队蹲点，组建治保委员会。半夜大队手摇电话响了，铃声又急又长。公社告诉我团结大队江兽医死了，妻子怀疑被人用酒灌死，两家打起来了，要尽快制止，人保部随后就到。
　　 肆虐了一天的西北风夜里突然停止了，干巴巴的冷。夜一片漆黑，路上除了旧大链盒飞鸽自行车链条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和远处凄厉的狼嚎外，没有一点自然界的音响，虽然腰里别着枪，心里也不免有点怵然。拐过一个小山坡，不远处时隐时现狼眼发出的绿色光芒，我意识到它们在和我赛跑，等待着我筋疲力尽，便会将我作为一顿美餐。不过，我已看到团结大队几点灯光，知道村子不远了，心里就不那么惊慌了，何况手里还有枪呢。
　　 进村后，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我径直朝有糟杂声的人家奔去。大队娄书记见我进来，一面拍打我棉袄和狗皮帽上以为喘气凝成的的白霜，一面喊道：“别吵了，王特派员来了!”
　　 死者仰面躺在屋里地上，双眼微闭，倒也安详。屋里有一股酒味。我虽然第一次在死尸旁工作，竟然忘记了害怕，倒是一个妇女从阴影中跑出来，直直地盯着我，仿佛真魂已经出窍，吓了我一跳，然后死死抱住我，尖利地哭喊着说：“你可替我老头子报仇哇，他死的屈啊，让人用酒灌死了……””
　　 “别闹了，让特派员喘喘气。”这是娄书记的声音。但她仍不松手，紧紧抱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娄书记使劲掰开她手，向我介绍说：“这是江兽医的妻子。”
　　 我说：“让民兵保护好现场，人保部的人一会儿就来，咱俩先找喝酒的人谈谈。”
　　 我乘势离开了那仍然哭泣着的女人，到了大队办公室，坐在火红的炉子跟前，身上的凉气才慢慢消失，但刚才女人的拥抱和哭声，以及炕上躺着的死尸，让我心情难以平静，思绪很乱。心想，如果是故意灌酒致死，定杀人也不过分。
　　 和当事人都谈完话后，天已大亮，原来灌酒的愤恨已无影无踪。人保部的法医和刑警也已驱车到达。法医忙着照相、尸检，侦查员听完我的汇报，又讯问了每个当事人。
　　 早饭后，法医做出了江兽医酒精中毒死亡结论，向家属宣读后，家属也同意并具结签字。
　　 两位侦查员和我对案情取得了一致意见，下面就是案件的详情：昨天傍晚下班后，江兽医去供销社买白酒，值班员陈树林和赵玉山正在值班室喝酒，陈树林约江兽医一起喝。
　　 江兽医说：“那点酒够谁喝？”
　　 陈树林看了看瓶里约六两酒说：“你还能都喝了？”
　　 “小菜一碟。”
　　 “这可是六十度，你要是喝下去，白送你两瓶。”
　　 “那不行。还得加两瓶猪肉罐头。”
　　 “好。”陈树林一口答应。江兽医是个性格豪爽的人，拿起瓶子喝了两大口，酒下去了一半。
　　 赵玉山见状抢下瓶子说：“别都喝了，给我留二两。”
　　 陈树林也说：“得了，你赢了。”说完掏出五元钱让赵从柜台拿出酒和罐头给江兽医。江兽医趁赵玉山取酒和罐头时，一口喝剩下的三两，说了声‘愿赌服输’就走了，还自言自语扔下一句话：“罐头给我老儿子吃。”
　　 江兽医有个毛病：喝醉了变态，稍不如意就打老婆孩子，而且不管轻重。他晃晃悠悠回家，把老婆孩子吓得跑到隔壁姥姥家睡觉去了。半夜妻子放心不下，轻手轻脚回家看看，发现丈夫没有酒后惯有的鼾声，扒拉脑袋没有反应，再一摸，胳膊、腿都发硬了。她吓坏了，急忙回娘家叫起哥哥到大队给公社打电话……
　　 案件的因由清楚了，下午召开了死者亲属、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劝酒人员、公社的办案人员五方会议。会前我给于书记打电话汇报案情，于书记说：“既然把任务交给你，你配合公安把工作做好，全权处理，把结果告诉公社就行了……”
　　 人保部作出了酒精中毒结论后就登车返城了。剩下的事更难办：死者的妻子和八个孩子生活怎麽办？江家提出，让陈树林养活全家，谁让他打赌呢。陈家不同意，两家又吵起来了。大队书记吼了一声：“别吵了，听特派员的！”一下子把我推到了前台。怎麽办？我想，只有公平的才是能说服群众的。于是我站起来说，这是一个很悲痛的事件，江兽医的老婆孩子怎麽办？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公社、大队、小队都会发挥阶级友爱，关心帮助每个不幸家庭。就这件事来说，打赌虽然不对，但是双方都有过错。江兽医对生产队贡献很大，大家不会忘记他，但他也有毛病，喝多了发脾气、打人。本来这事可以不发生……不多说了，我看是否这麽办：一、他大女儿已经十六岁，生产队按排些轻活，好养家糊口；二、口粮由生产队解决，发挥集体所有制优越性；三、陈树林每年给送一车柴火，共五年，补充生产队分柴不足。每年春节给江家送十斤白面，十斤大米，也五年。
　　 没想到我话音刚落，会场便响起了掌声——全体通过，调解成功。事后几方面都执行得很好。而且团结屯再没有喝酒打赌的，也很少耍酒疯打老婆孩子的。因为，如果江兽医没那酒后到老婆孩子的毛病，喝了酒回家以后，老婆孩子也不会躲开，妻子多给他喝点红茶，不睡热炕头，凭他半斤八两的酒量，不幸事件本来可以不发生。那天我虽然话到嘴边没明说，不能埋怨妻子，谁让他酒后无德呢。尽管我没有说明，但大家都听得明白。
　　 事后多年，大队娄书记没少在公社开会时表扬我：小王办了一个案，教育了一大片，没有耍酒疯打赌打老婆的了，还让打赌的送烧柴大米白面五年，公道，公道……
　　 还有一件事让我比听到赞扬更高兴：后来陈树林的大儿子娶了江兽医的大女儿，两家成了亲家。每每提到这件事，我的老搭档总不服，说我让打赌的承担部分民事责任是因为那女的热情拥抱；可是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都不舒服，就会说：“去你的，那冰凉的拥抱有啥意思，还哭天喊地的！”
　　 我知道，这只不过是我的同事的一种调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