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宋学者周密，提及汴梁大相国寺时，发过这样的感慨：“曾记佛书言：山河大地，凡为城邑、宫阙、楼观、塔院，亦是缘业深重所致。”如果每段旅程都有主题旋律，那么毫无疑问，在青州的四天中，萦绕在我耳畔的始终是这句感慨。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青州，因为佛缘而重光。
　　 与大部分外地人一样，将青州列入我的行走目的地，首先因为那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正是那次大批量国宝级佛像的出土，将青州再次推向了人们目光的焦点。在我的旅游手册上，观赏佛像，赫然被列为青州行程的首选。
　　 一座城市，或者说，一片土地，与人一样，也是有盛衰气运的。一直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青州做为一个县级市而存在——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将近三千个。实际上，很多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青州自古以来就是大禹亲手划分的九州之一。
　　 《禹贡》云“海岱惟青州”——海即渤海，岱即泰山；《周礼》云“正东曰青州”，并注释说：“盖以土居少阳，其色为青，故曰青州。”依照五行，东方属木，色青，大禹用一种充满生机的颜色，命名了从泰山东去直至大海、整个华夏大地的东方。
　　 来青州的途中，我登上了泰山。在海拔1545米的玉皇绝顶，极目东望，我相信，这一刻我的视线应该与当年的大禹重叠；我还猜想，那大概同样是个春天，映照在大禹眼内的，也是一派无边无涯的郁郁葱葱。
　　 山风阵阵，松涛过耳。就在那一刹那，我对杜甫的名句“齐鲁青未了”有了新的理解，眼底的千里峰峦，也渐渐幻化成一朵朵青色的莲花——佛典记载，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相，其一就是“佛眼绀青，如青莲花”。
　　 （二）
　　 在驼山山腰的拜佛台，我瞠目结舌。为了眼前的奇景，更为了如此明显的奇迹在人们眼皮底下竟然能整整隐藏十几个世纪。
　　 这是位于驼山东面，一尊由九座山峰连绵组成的巨佛头像，它仰面朝天，双唇微张，发髻、眼窝、颧骨、鼻梁、人中、上下嘴唇、下颌，乃至喉结，清晰可辨，我甚至能够看到它瘦削的脸颊和嘴角边的皱纹，更神奇的是，随着我攀爬驼山时视角的变化，巨佛双唇不时开合，仿佛正对天人众生讲说着妙义大法。我清楚记得第一眼看到如此雄伟而又庄严的景象时给我的震撼，那一瞬间，简直如遭电击，几乎有匍匐膜拜的冲动。
　　 驼山是青州著名的风景区，因山形似驼而得名，离市区只有五公里。我不可想象，在交通如此便捷的地方，这么一尊显而易见的巨佛，就这么坦露在天地之间，没有丝毫遮挡，竟长期不被发现，典籍中也没有任何记载，即便是祖祖辈辈生长于此的山民，也都毫不知情。
　　 无论我多难以理解，现实只有一个，1993年，一位年轻的画家，来驼山写生时，以他经过专业训练的审美眼光，无意中发现了这尊长达两千五百米、堪称世界第一的大佛。之后，经过仔细勘测，人们惊奇地发现，这尊巨佛其实并不完全是自然的奇迹，而是古人巧妙地利用山形人工雕凿而成，精细程度甚至达到了能够表现出佛像的重瞳。根据种种线索，学者们确定出了佛像开凿的时间在公元550年到577年之间，距发现时，已过了一千四百多年。
　　 巨佛面容清瘦，表现的是释迦牟尼苦修时的形态。也就是说，二十世纪末，青州大地上，突然有一尊不可思议的巨佛走出孤独的禅定，凭空出世，高调降临人间。
　　 不过，我还是怀疑，起码有某个特定的群体，曾经清楚地知道巨佛的存在。因为驼山，连同遥遥相对的云门山，都开凿有大量的佛教石窟。以驼山为例，凿有从北周到中唐的五座石窟，共有大小佛像六百三十八尊；最大的高达七米有余，最小的还不足十公分——然而无论大小，每一尊都面对着隐密的巨佛。
　　 或许，这就是佛家说的“一佛出世，千佛护持”。不过，我更愿意将护持巨佛的千佛队伍扩大到包括另外一群。因为某种意义上，它们与这尊巨佛有着相同的性质：都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重新被人发现，随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自然，我指的就是那批著名的龙兴寺佛造像窖藏。
　　 他们重见天日，距离那位画家发现巨佛，只有短短三年；在青州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这简直就是前脚后脚。
　　 几乎只是一弹指，古老的青州在西历的千年末佛光普照。
　　 （三）
　　 青州西门，山东省青州市第八中学运动场。围栏，草坪，跑道，篮球架，与其他学校相比，看上去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但运动场一角，却立着一块碑：“龙兴寺遗址”。龙兴寺，始建于北魏，一直到唐宋，都是最高等级的皇家寺院。
　　 1996年10月，一辆为普通中学执行普通修整任务的普通推土机，就是在这里打开了一个尘封千年的历史黑洞。黑洞以地窖的形式呈现，经过考古人员七天七夜抢救性发掘和细致的修复拼对之后，在这个东西长8.6米，南北宽6.7米，深度不到3米的小窖藏坑内，居然出土了400余尊佛像，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数量最多的窖藏佛教造像群。
　　 距离那个收获的深秋又过去了十六年。当时的狂喜与激动，都已随风消散。空旷的运动场上，十几位青春期的少年正围着一个足球奔跑笑闹。
　　 我不止一次看过当年佛像出土时的视频资料，每次都不由自主地会微微颤抖。我甚至常有这样的幻觉，随着浮土被一点点刷去，佛陀或是菩萨慢慢睁开了沉睡千年的双眼，目光流转，再次打量了一下当前的世界，随即渐渐绽放出恬淡的微笑——几乎每尊佛像的脸上，都带着深浅不一的笑意。每当这时，我总会想象释迦牟尼悟道时的场景，想象着他从菩提树下站起身来，在晨风中看着满天霞云谲诡变幻，爽然叹息：“原来如此！”
　　 形容这种从污泥中显露的极致之美，亲自参与了整个发掘工作的原青州博物馆副馆长夏名采最有发言权。面对着镜头，他回忆道：“有一尊观音菩萨吧，它出土的时侯完整地躺在那个地方，相当的优美，人家都说维纳斯漂亮，我看这里几尊比维纳斯还要漂亮。”说这段话时，夏馆长语调迟缓，神情悠远。
　　 在与运动场一墙之隔的博物馆，我见到了这批被列入96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并多次到海外展出的佛像。如果说在驼山看到的山体巨佛给我的震撼首先体现在体量与气势上的话，龙兴寺佛像带给我的则更多是亲切与安宁，这令我有足够的冷静来仔细欣赏与观察它们。只是，当我终于瞻仰完所有的佛像时，我却察觉了一个相当特殊的现象：假如以通常的佛教、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某种程度上，龙兴寺佛像的演变，即使没有逆流而上，也明显偏离了一般人所理解的主流轨道。
　　 龙兴寺佛像，并不是一次性的窖藏，从南北朝直至北宋，前后跨度长达五百多年，而绝大多数完成于五到六世纪。如果顺着时代依次看下来，人们往往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似乎在头尾之间，佛像的风格有过一次明显的异化，就像中国的书法，貌似一笔到底，实则劲力顿挫。
　　 龙兴寺佛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大多身躯颀长，脸瘦颈细，还稍微有些溜肩，是典型的汉人体型；佛像面部的颧骨微微突出，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智者的形象；袈裟则多为汉人士大夫的褒衣博带式，褶纹繁复飘逸，给人以清秀儒雅的印象。总之，正如我在洛阳龙门石窟看到的造像，北魏佛像鲜明地体现出秀骨清像的特征，深深地打上了当时鲜卑民族走向汉化的烙印。
　　 汉化的趋势一直延续到东魏，并没有太大的反复。但是，当我把目光投向公元六世纪中期以后北齐时期的佛教造像时，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佛像缺少铺垫地被重新胡化了。除了面容日趋丰满圆润、躯干日趋敦厚宽阔之外，最明显的就是服饰的区别。
　　 简而言之，褒衣博带变成了“曹衣出水”。
　　 所谓“曹衣出水”，是中国古代人物绘画的一种技巧，比喻服饰轻薄贴身，就好像刚从水里站起来，湿衣紧贴身体。龙兴寺北齐造像，或是在躯干上直接刻画衣纹，或是全身没有任何皱褶，完全用肌肤轮廓充分显现人体的优美。有几尊佛像，只在手腕足踝处浅刻几道象征性的衣纹，乍看上去几乎就是裸体。
　　 这种奔放而大胆的技法明显来自异国。“曹衣出水”的创始人曹仲达，在北齐做到了朝散大夫，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是西域的曹国人。
　　 曹仲达的籍贯又令我想起了那尊巨佛，竟然被特意雕凿出了喉结。众所周知，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造像日益融合汉人的审美习惯，势必逐渐取消胡须喉结等性别特征，甚至趋于女性化（观音形象由男身转为女身就是典型例子）。在此文化背景下，巨佛的喉结，无疑也可视作对于汉化的一种逆反——应该不是巧合，巨佛的开凿年代，也在北齐。
　　 顺便提一句，曹仲达没有作品传世，在龙兴寺的北齐佛像出土之前，充满西域风情的“曹衣出水”，只存在与典籍和传说中，没有任何实证；并且直到如今，典型的“曹衣出水”风格佛像，青州龙兴寺窖藏依然还是孤例。
　　 自白马西来，佛教由西向东，从大漠戈壁开始步步深入，在身后留下了一串可视作脚印的造像石窟：龟兹、高昌、敦煌、炳灵寺、麦积山、云冈、龙门……这漫长的路上，佛像的凹目渐渐填平，高鼻渐渐缩减，卷发渐渐平直，裸体渐渐遮掩……一切都那么行云流水顺理成章，怎么到了青州，就异军突起，硬生生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呢？
　　 （四）
　　 可以说，这是一座座标奇异的城市。
　　 大禹时代，华夏九州只是极其粗略的划分，青州的座标，在文化和地理两方面能够基本一致，都代表着东方。不过到了南北朝，青州的这两个座标却日益变得模糊而矛盾。
　　 这种矛盾，在将其与另一座当时同样被佛光笼罩的古城洛阳比较时，表现得愈发清晰。
　　 横向，青州东经118度，洛阳东经112度。
　　 纵向，青州北纬36度，洛阳北纬34度。
　　 经纬度的比较只是为了更显明地确认这样的事实：以东西论，青州居东洛阳居西；以南北论，青州居北洛阳居南。
　　 体现在佛像胡汉风格上的东西向反差，前文已经叙述；以正常佛教传播与中国化过程来说，这属于一种异常的逆向。更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即使在南北方向上，二者之间，也曾经有过根本颠倒。
　　 比如，从公元411年到公元467年，这半个多世纪，北方的青州属于南朝刘宋王朝，而足足低了两个纬度的洛阳，却被列入了北魏的版图。
　　 我列举这些，不过是龙兴寺佛像令我意识到，对于青州，其真实的文化方位其实并不容易掌握；或者说，青州，有其独有的方向阐释方式。
　　 关于以曹衣出水为主要标志的“青州风格”佛像，专家们经过考证，已经得出了一些基本被认可的结论。主要原因大致有三点：一，受南朝梁武帝奉请天竺佛像的影响；二，受西域诸胡和天竺僧众影响；三，受北齐的胡风影响——缔造北齐基业的高欢，虽然是汉人，但生长在边塞，自幼受胡风胡俗熏染，加之亲眼见到北魏鲜卑族因汉化而削弱，于是采取了与其截然相反的文化政策。
　　 实际上不必说得这么复杂，用一句话就能够概括：那就是当时的青州，没有受到通常意义上的地理方位束缚，随便哪个角度，都能直接或间接与万里之外的佛教东传原点取得联系——当然，这必须取决于北齐政府厌恶汉化的国策与其和南朝割舍不尽的纠葛，这样的双重条件，放眼当时的中国，只有青州具备。
　　 在此意义上，佛教东传，或许应该在原来陆路、海路等几条传统路径外，再增加一条——更确切说，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用不同的颜色重新描上一笔。看起来或许与老路重叠在一起，但传播方式却大不相同。用一个比喻，由于筚路蓝缕或是政权阻隔，老路的传播只能采取一站一站的接力，而在漫长的接力过程中，传播的内容不可避免地流失或者遭到改造；至于新路，由于起点终点畅通无阻，因而一鼓作气一站到底，不仅迅速，也尽可能地保证了传播内容的鲜活本真。
　　 而这一切的终点，就在北齐的青州。一时间，青齐大地梵宫林立，香烟袅袅花雨漫天，胡佛胡服胡乐胡拜，来往行人恍如置身西域天竺。北齐任命的青州刺史中，甚至有过一位叫龙康基的粟特人，粟特人来自中亚，操印欧语系，极善经商，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这是否意味着，起码在龙康基的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已经被推移到了渤海边的青州？
　　 然而当我试着在地图上比拟这条想象中的路径时，我又看到了泰山和曲阜，不由心中一动。
　　 一山一水一圣人，这些华夏文明最根本的支柱，汉人融入血脉的精神图腾，其实都与青州毗邻；他们的光芒能够照耀整个中国，却无法在自家后院严明“华夷之大防”——
　　 曹衣出水时，古老的齐鲁大地，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五）
　　 “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法华经方便品》）
　　 青州博物馆有一个青州城市演变的沙盘，面对它时，我嘘唏不已，脑中很自然地跳出了这段佛经。
　　 沙盘标注了青州从古至今的城池迁徙轨迹。广县城、广固城、东阳城、南阳城、旗城，每一座都是方正的，但当它们或远或近地被展示于同一个空间时，在我眼前却显现出一个圆形的漩涡，或者说，一个不停旋转的巨大火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