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母亲是林长民的续弦，第一任妻子在世时并未留下任何子嗣，而林徽因的母亲也是在结婚8年后才生了林徽因。后来，林长民所纳的小妾不仅生下四儿一女，还非常得林长民疼爱。而林徽因的生母从小娇生惯养，既不知书达理，也不温柔贤惠，使得她们母女只能居住在阴暗的后院。林徽因从小便羡慕前院的宽敞明亮，这种失宠的痛苦使得她过早明白了人情世故。
　　 幸而，她的大姑母为人忠厚和蔼，且明白事理，在林徽因的教育问题上非常严格，使得这个过早懂事的女孩能够将自己聪慧灵气的一面展示在众人面前。
　　 在一篇散文中，林徽因曾透露自己6岁时得过水痘，在她的家乡，则被称为水珠。她在病痛的折磨中竟然还能提到：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问出：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这类感慨，实属难得。通过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便可以看到林徽因身上的艺术气质。
　　 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曾说过，林徽因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幼时的冷遇并没有扭曲她的性格，没有让她陷入自怨自艾甚至怨恨父母的深渊中，反倒激励她更加努力刻苦，懂事有礼，从而赢得了长辈们的喜爱。
　　 1916年林长民定居北京，林徽因开始了培华女子中学的读书时光。从此，她正式告别了那不可称之为童年的童年。
　　 当时的培华女中学风开放，融合了中西方文明的精髓，教风严谨，是林徽因早期文化意识的启蒙之地。这一切，都为她后来成长为一代才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时的林徽因已经走出了束缚她整个童年的深宅大院，她的心灵仿佛长出了一对洁白的翅膀，要向更远的地方翱翔。
　　 后来，林长民带女儿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之中，林徽因极目远眺，她的视野第一次如此开阔，不知不觉间心境又和从前不太同了。她明白了过去的自己是那么渺小，只有走出去看看外部的世界，才是自己想念已久的梦。
　　 父女俩转道去了伦敦，期间漫游了欧洲大陆，异国的风情深深震撼了林徽因的心，她为这些惊奇的文明而吸引陶醉。这种异域文化的碰撞使他年轻的心灵受到了一次艺术与文化的洗礼。
　　 在伦敦，林徽因受到了正式而纯正的英语教育，她日渐娴熟的英语为她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优势。
　　 当时刚满16岁的林徽因，其谈吐气质、思维悟性已是同年龄的女孩所无法比拟的。更何况，林徽因样貌清秀出众，更是吸引了大诗人徐志摩的目光，他甚至不惜公然与张幼仪离婚。由此可见，林徽因的魅力当真是出众的，但这种吸引力与陆小曼、唐瑛等人带有侵略性的美丽是不同的。林徽因更像一朵空谷幽兰，静静地生长、绽放，其才学灵气早已超过了外在容貌的吸引力。
　　 林徽因的才气与一般名门闺秀相异，大概林长民在培养女儿时，就有意让她朝学者方向发展，而非成为淑媛。这也就使得林徽因在那个佳人辈出的乱世之中，遗世独立，脱颖而出，不被庸脂俗粉湮没。
　　 1924年，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华访问，并且还进行了演讲。当林徽因搀扶泰戈尔上台时，徐志摩在一旁充当翻译。当时有文章写道：“林大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面白、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这段称赞一时间成为京城美谈。
　　 5月8日，徐志摩、林徽音等为了给泰戈尔庆祝64岁的诞辰，特意在东三条协和礼堂演出泰翁诗剧《齐德拉》。林徽音扮演公主齐德拉，徐志摩则扮演爱神玛达那。整场演出林徽音均用英语表达，她流利纯正的英语和美丽清秀的扮相使得观众们纷纷鼓掌、赞叹不已。
　　 据梁从诫的《倏忽人间四月天》中的记载，林徽因是在伦敦确立了献身建筑科学的志愿，她从父亲的房东那里领悟到建筑的魅力。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州大学攻读建筑学。遗憾的是，当时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得改入该校美术学院，但她并没有放弃对建筑学的学习，选修课仍以建筑系的课程为主。聪明刻苦的林徽因花了两年的时间便获得了美术学士学位，还受聘担任建筑设计教师助理，不久便成为这门课程的辅导老师。
　　 林徽因的才能不仅体现在理工类的建筑学上，其在文学上的造诣也是众所熟知的。
　　 1931年4月，她用“徽因”为笔名在《诗刊》第二期上发表了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化》。从此以后，她的文学创作便没有停过，《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都发表过她的文章。其风格婉转柔美，带着特有的女性意识，为时人所赞赏。
　　 这样一个精通文理的女子，在20世纪30年代便享有“一代才女”的美誉。
　　 那一年，梁思成才17岁，还是一个清秀白净、个子瘦小的青年。那一年，林徽因还是林徽因，14岁的她梳着两条小辫，浅色半袖短衫罩在长仅及膝的黑色绸裙上，虽亭亭玉立却也稚气未脱。她的眼眸如钻石般明亮，嘴角的笑靥是那样俏丽可爱，她翩然离去的倩影在梁思成心中留下了仙女般的印象。
　　 梁思成就读于清华大学时便是活跃的积极分子，喜爱绘画的他曾任《清华年报》的美术编辑，擅长声乐的他也担任过管乐队的队长。同时，他还是一个体育健将，曾获得过校体育运动会的跳高冠军。他的外语也非常流利，翻译的王尔德的作品《挚友》被刊登在《晨报副镌》上，不仅如此，他与人合译的《世界史纲》还被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同学眼中，他是“具有冷静而敏捷的政治头脑”的“清华学生小领袖”，是爱国十人团和义勇军中的中坚分子。这样一个聪明的儿子是梁启超的骄傲。
　　 这样一个谦谦君子，与才貌双全的林徽因是再合适不过的一对了。
　　 林徽因回国后，便在长辈的撮合下与梁思成谈起了恋爱。林徽因喜欢北海公园新建的松坡图书馆，因此两人经常去那里约会。不仅如此，林徽因还经常去清华学堂看梁思成的音乐演出。那些时日温暖而单纯的恋爱于林徽因而言是快乐温馨的。
　　 两个人都是青涩懵懂，对未来的憧憬使他们的心越走越近。但真正使他们的恋爱发生质变的是一场以外的车祸。
　　 1923年5月，梁思成骑摩托车上街被汽车撞倒，浑身是血。即便送到医院治疗，也因伤了筋骨而落下终身残疾。那时候，林徽因并没有在意这些，只是天天去医院看望梁思成，帮他擦脸擦身，照顾得无微不至。这种频繁的亲密接触使二人的恋情更加稳固甜蜜。
　　 1924年，林徽因中学毕业，考取了半官费留学。感情深厚的二人一起远渡重洋，开始了异国求学之旅。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两人互相依赖。信任彼此，感情日益深厚。
　　 1928年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了婚礼，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后来，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后又娶了自己的学生，甚至还发出了：“第二次结婚才让他有婚姻的感觉”的感慨。很多人认为，这种感慨是因为梁思成并不真正爱林徽因，他们两人的婚姻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看上去圆满幸福，其实极其不幸。这种臆测其实是不负责任的。且不说林徽因的美丽与才情，单就两人在事业上共同追求，便是寻常夫妻所无法比拟的。
　　 金岳霖到他们家去，常常看见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自家屋顶上爬，为野外测绘练基本功，老金当即作了一副藏头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这夫妇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这无疑是对他们二人的最好写照。
　　 梁思成、林徽因的婚姻除了共同的事业追求外，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充满了情趣。
　　 有时候，两人比记忆，互相考对方，哪句诗句出自谁的诗集，这种氛围让人想起李清照和赵明诚的故事。真的是“赌书消得泼茶香”般平淡而令人羡慕，只怕多年后林徽因去世，梁思成再想起那些日子，也是感慨“当时只道是寻常”吧。
　　 民国时期文人流行着一句俏皮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梁思成将其改成“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这句话在朋友中流传开来。
　　 的确，梁思成对作为林徽因的丈夫一事是有一定压力的，毕竟这样一个美丽聪慧的女子，需要的不仅是生活中的贴心温柔，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共鸣。两人相伴一生，难免发生口角，经历波折。但不论一帆风顺还是困顿颠簸，哪怕是处于极度艰苦的境地，夫妇二人都始终相扶相携，相濡以沫。
　　 林徽因曾自嘲两人是一对难夫难妇。可是，直到她走到了时光的最后，还是难夫牵着难妇的手，将她送到了终点。
　　 说起林徽因，人们总不由自主地想起徐志摩，仿佛这两位浪漫的诗人更该比肩而立，携手一生。可现实却总是有诸多遗憾，不得圆满。
　　 1920年，16岁的林徽因随父亲林长民到英国定居一年，当时已身为人夫的徐志摩也恰巧到来。二八芳华的林徽因漂洋过海，客居异乡，偏偏于千万人之中，遇着儒雅温润、浪漫风趣的大诗人徐志摩。诗人的敏感与多情催促着徐志摩写下一封信表白，如果有一天自己获得了林徽因的爱，那么他飘零的生命就有了归宿，只有爱才能让他匆匆行进的脚步停下。
　　 可张幼仪的存在却让林徽因无法忽视，据说她回了这样一封信，说自己不是那种滥用感情的女子，徐志摩若真的爱自己，就不能给自己一个尴尬的位置，他必须在两个人之间选择，不能对两个人都不负责任。
　　 尽管她需要徐志摩给出选择，但事实上，她却在一番痛苦思考之后与父亲一起提前离开，不辞而别。
　　 林徽因无疑是睿智而理性的。她不像一般少女，一旦受到了感情的懵懂指引便一意孤行，不管不顾，就算和全世界的人为敌，也要大喊这是为了自由，为了真爱，仿佛坚持这份朦胧的感情就是东方的朱丽叶。等到为这段感情耗费了大量的时光和精力，才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当林徽因理智退出，不愿插足他人的婚姻家庭时，她便明白到底谁才是适合自己的终身伴侣。徐志摩却疯狂了，追到北京，就算当时梁思成已经出现，他却依旧不管不顾。
　　 金岳霖在这件事上认为徐志摩不自量力，他提到林徽因和梁思成早就认识，两人是两小无猜，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有！金岳霖认为徐志摩不知趣，他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注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有那本事。他俩的结合，结合得很好。
　　 尽管林徽因从来不否认自己和徐志摩在灵性上的共鸣，为此，她是这样说的：“他变成一种兴奋剂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幸福，或遗憾，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
　　 直到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林徽因除了发表悼文以寄托哀思，她甚至把丈夫捡来的一块飞机残骸悬挂在自己的卧室中。可林徽因又是矛盾的，她渴望用理性控制自己的情感，即使是在悼文中，她也明确表示“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可当她弥留之际，却又不得不遵从内心深处的愿望，提出了要见见徐志摩孩子的要求。
　　 张幼仪的自传中曾说，林徽因在医院里，刚熬过肺结核大手术，大概活不久了，连丈夫梁思成也从他正教书的耶鲁大学被叫了回来。林徽因要见张幼仪，她带着阿欢和孙辈去了。虚弱得不能说话，只看着他们，头摆来摆去，好像打量着自己。张幼仪想，林徽因此刻要见自己一面，是因为她爱徐志摩，也想看一眼他的孩子。她即便嫁给了梁思成，也是一直爱着徐志摩。
　　 1931年，林徽因因病在北京休养。徐志摩一方面想去探病，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人的流言，于是便邀请自己的好友金岳霖等人一起前往。而这一见，颇有“一见徽因误终身”之意，这个从国外留学归来。当时颇有名望的哲学家与逻辑学家，依旧没能在林徽因的美貌与才情中保持理性。
　　 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存在着这样一个“太太的客厅”，其中的女主人自然是林徽因。当时，北平城里最优秀的学者、教授便聚集于此。这个客厅如它的女主人般精致而充满吸引力，人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女主人的美丽，也不是为了应酬社交，而是被这个客厅里太太渊博的知识、独特的思想、特别的个性吸引。她既有东方传统女性的温柔体贴，也包含着西方女性的自由独立。这也使得客厅中的言论交流永远充满了理解与赞扬，她不似过去的女子用高傲与矜持打造虚伪的面具，她更愿意以一个学者的姿态大方地接人待物，与人沟通。
　　 在每周的“太太客厅”的聚会中，金岳霖是常客。双方都有着留学的文化背景，志趣爱好又非常合得来，因此交流不错。金岳霖以朋友的姿态对林徽因照顾呵护，而林徽因对这个才华出众的男子也钦佩敬爱。甚至，当梁思成与林徽因吵架而双方不肯让步的时候，也是找金岳霖来评理。
　　 徐志摩去世后，金岳霖就住在了梁家的后院，陪伴林徽因走过了那段最灰暗的时期。金岳霖用哲学家的理性驾驭了自己的感情，他以这种节制的情感爱了林徽因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