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是村庄，这对于我，似乎已成为一种隐喻和召唤。也许是人到中年喜欢回忆，生活在城市高楼里的我，越来越怀念我的村庄……
　　 ——题记
　　
　　 汽车从浙江宁波江东出发，一路南行，此行目的地是鄞州一个叫茅山沈风水村的地方，我曾在那里生活了20年。这是鄞州最南面的一个村庄，与奉化毗邻，所以我的口音里总带有奉化话的生硬味。
　　 穿过鄞州南部商务区林立的高楼，视野渐渐变得开阔起来。这些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房子越造越多，楼越来越高，不断扩张的城市占领了昔日生机勃勃的田野。一个个新楼盘打出巨幅的广告，虚构一个美好的未来。不由痴想，这么多房子，卖给谁住呢？全国有些地方已出现了“鬼城”现象，新小区空置率高居不下，可还是见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不管有没有人买，先造了再说。不知道若干年后，房子会不会成为最便宜的一种商品？
　　 汽车经过姜山镇，农村的气息渐渐浓了起来。此刻，七月的田野因为一场又一场雨变得丰盈。一眼望过去，不再是单一的品种，过去基本上是以种水稻为主，现在有的种起了葡萄，有的是果树，还有种莲藕等等，只是总有一些物件造成视觉障碍。比如白色的塑料大棚，破破烂烂的小屋，还有一个个新楼盘，让你的视线无法伸展。大棚里的西瓜已经上市了，那口感总不如用天然的阳光雨露浇灌来得香甜。现在物质生活确实很丰富，只是离自然越来越远，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喜欢用人为的方式拔苗助长，反季节生长。路边，时不时可以见到荒废的土地，绿色的野草在风中摇摆，自得其乐。现在愿意种田的人越来越少，一来怕吃苦，二则收入太低，随便在哪个工厂干点活，都比种田强。这一路过去，很少见到大片完整的土地，都是零碎的，像膏药，东一块、西一块，不由叹了一口气。
　　 姜山到茅山也就十来分钟的车程，现在城乡之间交通很便捷，村村通公路，稍微大点的村都有公交车，这在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前面就是胡家坟了，当年，作为茅山乡政府的所在地，这里还是很热闹。看老街好像没什么大的变化，仍是原来的格局。记得那时候供销社就在这条街上，日用百杂糖果糕点在柜台后面一字排开，花花绿绿，很吸引人的视线。还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那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从老街拐过去的算不算是新街呢？小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吃喝用的都有，人气还是很旺。
　　 经过虎啸周，汽车朝一条小路往前开。小路一边是田地和村庄，另一边是小河，河边整整齐齐长着一排杉树，又挺又直，有些年份了。二十多年前，我在一家乡办纺织厂上班，天天从这条小路经过，路边有一家小店，店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妇，卖些杂货和饼干之类的食品。小店面前还有一个河埠头，一棵老树长得极其郁葱。
　　 没几分钟，又是一个路口，左拐是去董家跳，右拐就是到走马塘和沈风水村。当然，这是老路，还有一条新路更方便。
　　 沈风水村到了。
　　 下车，抬头打量眼前的一切。
　　 我有多少年没有回来了？自上世经九十年代初离开，远走他乡，接着父母卖掉房子，带着两个妹妹搬到城里，我基本上与这个出生的村庄断绝了联系。即使后来我又回到宁波，也常去董家跳下董村看望外公、外婆，可奇怪的是，近在咫尺的沈风水村，我却没有回去看看的念头。也许是因为童年和少女时代，村庄给我的记忆比较苦涩吧！家境贫寒，又没有兄弟，还有非工非农户的尴尬身份等因素，让村里某些人总是带着轻视的目光打量我们，嘲笑、挖苦、讽刺也是常有的事，在他们眼里，我们家一辈子不会出头了。这样的成长环境，造成了我外表大大咧咧，内心细腻敏感的双重性格。我发誓，将来一定要有出息，离开这里，永远不想再回来。人到中年，再加上人生所经历的种种酸甜苦辣，年轻时偏激的个性平和了许多，对别人的眼光虽然偶尔也会在意，但更多的学会了放下。我想，是不是该带着孩子，回到村庄去看一看？于是，就有了这一次的“寻找”之旅。
　　 人物皆非。站在村口，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这四个字。
　　 很多年前，这里有大片的梨园，梨园里有一座又一座的土坟，这是本村人百年之后的归宿地。每年清明，正是梨花盛开的季节，远远望去，雪白一片，好似带孝一般，又像一朵巨大宁静的莲，经过时，你都不忍心大声说话。在一场绵绵春雨后，我和妹妹跟着父母去梨园扫墓，踩着泥泞的田埂，穿行在一棵又一棵开满梨花的树下，头不小心碰到了花枝，那沾着芳香的雨滴就落在我们的发上、脸上，掉进脖子里，丝丝的凉。经过一座座长满青草的土坟，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阴森可怕，可能是这梨花的芬芳消除了内心的恐惧。来到爷爷奶奶的坟前，父亲会先清理坟上的杂草，加几捧新土。母亲忙着准备祭奠的物品。我和妹妹就东张西望去找地上的野葱，有的就长在坟头上，拔了去可以炒鸡蛋吃，很香。后来，梨园里所有的坟都被迁走，集中到一个公墓地。梨园没有了，变成了一排厂房。在我眼里，也许村庄的诗意就在那一刻永远消失了。
　　 村口有小河，沿河而建一排楼房，中间有一幢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静的娘家。少女时代，我喜欢写作，静迷上书法，还有一位住在邻村的女友君热爱画画，三个另类的女孩又在同一家纺织厂上班，经常一起玩，谈各自的理想，做着美丽的梦。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实现了作家梦。静的书法越写越好，只是她淡泊名利，从来都不去参加什么组织，在乡下自得其乐。而君的绘画天赋加上后天的努力，让她成为一名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绣娘”。虽然现在我们偶尔相聚，但彼此从没有忘记。
　　 慢慢走过去，我在寻找记忆中的那些小巷、老屋。很有韵味的青石板变成了坚硬的水泥路，一幢幢或新或旧的楼房之间夹杂着若干的老房子。墙门依旧在，只是门内不知道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我出生的这个村庄，过去基本上都是姓沈的，外姓的没几户。对于村庄的来历，一种说法是“沈氏先祖沈有开在明时从河南迁入定居，观察此处环境，认为南有奉化笔架山照应，北有东西向横河一条，必是一块风水宝地，将来财丁两旺，故名沈风水。”另一个传说是“南宋时从河南逃难而来的沈氏五兄弟，其中一个去了慈溪三北，一个安家奉化莼湖，两个来到沈风水村，另外一个则下落不明。”
　　 我比较倾向于第二个传说，因为我曾看到过沈氏祖先是宋朝的时候从河南迁过来的文字记载。可惜现在没有家谱，这来龙去脉枝枝桠桠已经成一笔糊涂账。不过可以肯定，沈风水村在七、八百年前一定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要不然先祖也不会看中此地落脚。相传过去村里有一片古树林，种的是樟木，绕村而过有一条叫东黄江的河流，房子都依水而居，风水很好。我问过父亲传说的真假，父亲说是真的，东黄江他知道。村内还有一条小河沟，自然地把村子划分为两个村落，随着沈氏家族的开枝散叶，小河沟以西的称为沈西村、东边叫沈东村。解放后，沈风水村的村名因为太具迷信色彩，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就以沈东、沈西相称。直到2004年两个村合并之后，又恢复了最初的名字。从这改来改去的名称里，可以看出时代的变迁痕迹。
　　 走着走着，我不由恍惚起来，这里哪里？东面的晒谷场没有了，全变成了一幢幢楼房。以前最热闹的大河埠头呢？记得那埠头旁边还有一块烂田，种着荸荠，收获季节，一群小孩子在已被挖过的泥土里仔细翻捡，期盼着能找到几颗“漏网之荠”解解馋。我也是其中一个，常常冻得小手痛红，才找到那么一小捧。拿回家洗干净，和妹妹分而食之，塞在嘴里嚼着，又甜又脆。
　　 “妈妈，这里好安静。”儿子说。
　　 我说是，因为住的人比过去少多了。这也是现代乡村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留在村庄的基本上是老年人，年轻人大多都到外面发展去了。那么，等这些老人们离开，村庄又会变成怎样的空荡？它最终的命运是不是消亡？到时候，我们的后代，又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根？我边走边给儿子描绘留在记忆中的沈风水村，一直以为我对它没有感情，这时才发现，原来它从没有离开过我的生命。
　　 一间又一间老屋木门紧锁，门口长满了荒草和藤蔓，它们的主人是谁呢？我已经模糊了。经过一道洞开的小门，里面是一条幽暗的小弄堂，极窄，只容一个人通过，看位置似乎是我家最初住的房子背后。小门外，青砖砌的窗户边，一丛野草开着深蓝色的小花，似蝴蝶鲜嫩的翅膀在风中颤抖。再过去就是“后塘场”了，这里变化倒不是很大，仍然是木结构的房子，青石板的地。一只黑狗蜷缩着身子，卧在门口打盹。我没有走进那深深的门洞，不知道里面还住着多少人，又有怎样的变故？我只知道，这门洞里有好几家是父亲或爷爷的堂兄弟，小时候每到春节，大年初一早上，我和妹妹就会走进这门洞，给伯伯婶婶们拜年。等回家，新衣服的口袋里总会装些花生、瓜子和糖果之类的零食。
　　 我家最早就住在“后塘场”旁边的半间小屋里，那是父亲一位沾亲带故的亲戚家房子。爷爷、奶奶去世得很早，我们都没有缘分见到。原本家里保存有一张奶奶的黑白照片，一个长相清秀的女子，穿着黑色的大襟衣，盘着发髻，神情淡然。可惜后来搬了几次家，这张照片就不知所踪，为此，父亲内疚了很久。爷爷长什么样，由于没有留下照片，我只能猜测他一定跟大伯和父亲差不多的样子。因为大伯和父亲长得非常像，我想爷爷应该也是这样的，高大英俊，气质儒雅。爷爷是个手艺人，他以前在上海，后来到宁波，由于局势动荡，又回到村里。对我们家怎么会变成非工非农的“戤社户”，父亲也说不清楚了，毕竟爷爷去世时，他还是个孩子。只记得好像是当年爷爷为了买粮食方便，把父亲的户口挂靠到村里，这样就变成了“戤社户”。只是九泉之下的爷爷怎么也想不到的，就是这个户口，让父亲和他的孩子们在很长一段岁月里，饱尝人情冷暖。
　　 父亲在这半间小屋里和母亲结了婚，他把小屋分割成两半，前面住人，后面是“灶跟间”，我们姐妹三个就在这里出生。小屋很黑，又是泥巴地，最怕梅雨季节，地面潮湿得要穿雨鞋，我们叫“套鞋”。最吓人的是，还常有蛇来光顾。有好几次，母亲打开门，就看到一条蛇盘在地上，或在灶台边，吓得她头皮发麻，浑身起鸡皮疙瘩。现在想想，那样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后来，父母在村庄的西面造了两间砖结构的小屋，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再过些年，又把小屋推倒，重新造了两间楼房，加一个院子，住房条件才真正改变。
　　 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去看那半间小屋，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那并不是我的家。我只是站在外面，用相机拍了几张照片，拍下了老墙上一蓬郁葱的仙人掌，拍下了小屋面前自由生长的凤仙花，拍下了一只半吊在枯枝堆里的青色南瓜，然后离开。
　　 轻轻拐了个弯，走进一条小弄堂。村里，这样的小弄堂很多。小弄堂以前感觉挺宽敞，现在两边都是房子，视觉上有一种“拥挤”感。在一家打开的门前，两位妇女坐在竹椅上聊天，一位是老太太，看年纪应该有八十多了吧，手里拿着一把蒲扇，另一位大概六十多点。当我们经过她们身边时，刚好迎面碰到我一位小学同学的父亲走过来，我微笑着叫了他一声伯伯。他很疑惑地看着我。我笑着说，你不认识我了吧？我是谁谁的女儿。我报上了父亲的大名。那男人恍然大悟，连声说，你是他家老三？那是不认识了。我忙纠正，我是老大。那位六十多岁的女人一听，突然叫出了我以前的名字，说我们以前一起在四毛厂做过。这下轮到我惊讶了，再看她，很面熟，可一时竟想不起她是谁，只好很惭愧地朝她笑笑，说一声是。
　　 从另一条小路穿出，我带儿子去看以前的大会堂和学校。大会堂我们叫它“大礼堂”，印象最深的事有两件，一是上小学的时候，看高年级的同学在舞台上表演打倒“四人帮”的戏。有位女同学演江青，她穿着草绿色的军装，烫着卷发，脸上涂了胭脂和口红，带一点妖艳。至今，我还记得她一手指地，一脚狠狠蹬在木地板上的情景。另一件事，记不清是七十年代末，还是八十年代初，村里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大会堂供村民观看。记得为了看王文娟和徐玉兰主演的越剧《红楼梦》，我们早上就把长凳子和竹椅子搬过去占位置，等晚上这里成了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村民们坐的坐，站的站，伸长脖子盯着电视屏幕，一脸的陶醉。大会堂和学校已不见踪影，眼前只有一个机器隆隆的工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也没觉得意外。没有变化的是那些小弄堂和墙门，基本上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
　　 去“前塘头”。过去农村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贫乏，一旦有电影、电视看，简直就像过节。电影就在“前塘头”的晒场上放的，挑晴好天气，一旦下雨就要取消，年轻人最关注哪天哪个村庄放电影的信息。每次遇到本村放电影，夜幕还没有降临，晒场上就摆满了板凳。孩子们跑来跑去最开心了，而小伙和姑娘们则会好好打扮一番，趁机约会。还没有女朋友的后生就三三两两站在路边，看到漂亮的女孩子经过，若不认识，就会打听这是哪个村的，谁家的姑娘？小商贩也不少，有卖香瓜子的，背个鼓囊囊的包，里面塞满了用报纸包的香瓜子，一毛钱一包，可以让你从电影开始磕到结束。最吸引人的还是卖葱油饼的摊，现做现卖，一元钱三只，散发出来的香气常常让刚吃过晚饭的我饥饿异常。还有卖自家田里种的甘蔗、桔子、梨等水果的，放在板车上或竹篮里，自产自销，价格公道。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记忆碎片，回过头来翻捡，每一片都烙有深深的岁月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