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给我打个电话。”
　　 有一天，她站在公用电话亭外终于对我说。她的声音柔弱无骨，眼里透着一种求助的神情。可是，听上去她的口气又挺大，仿佛预知我不会拒绝她，一点转圜的余地也没有。我俩素昧平生，不知彼此姓什名谁，她竟出乎意外用这样直接的方式求助于陌生男人，我真佩服她的大胆。我只是沉静地望着她，浅浅地笑着。
　　 “究竟答应不？”面对我的沉静，她沉不住气，脸上淡淡的潮红了一片。
　　 这时，我才好奇地说：“亲爱的小姐，我乐意为你效劳，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帮助你。”
　　 “看不出，你还是一位很肉麻的人呢。”她灿烂地笑起来，无拘无束地笑起来。不经意间，笑声就像雪地上的日头，把陌生感融化了，融得一点不剩。
　　 我坐在公用电话亭里，一条腿自由地搁在凳子上，不安分地摇摆着，随便问：“给谁打电话啊？”
　　 “蔡主任。”她说：“这是他家的电话，你只要帮我找到他就行了。”
　　 蔡主任，哪个蔡主任，是哪个部门的，我一无所知。尽管心里藏着疑团，但我不便问，也不想寻根究底。萍水相逢聚散无常，似乎没必要沾惹这些鸟事。只见她非常熟悉地拨了一组号码，然后，她的手臂伸进电话亭窗口，将话筒递向我。
　　 我把话筒悠闲地夹在耳朵与肩骨之间，当听到蔡主任家的电话免提拿起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故做深沉地说：“是蔡主任家吗？”音调幽长绵延，像是从地底冒出来的。
　　 “是哩，你是谁？”接电话的是个女的。电话里传来她小心谨慎的声音。
　　 “是他的一位朋友，请找他接听一下电话。”我不慌不忙支吾她。
　　 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她像是犹豫，不耐烦说：“鸡有名狗有姓，躲躲藏藏，算是什么。”说到后面，声音好像变成了某种有形的物体朝我掷来，怒气冲冲地说：“对不起，他去乡下了。”
　　 来不及采取措施应对，“啪”地一声，那边单方面挂断了电话。
　　 捂着话筒，我呆若木鸡。生活中，什么样的角色都有，偶然充当一回这样的角色，倒也新鲜。我叹息着冲她摊一摊手，无可奈何说：“我尽了力了。”
　　 她一脸失望地问：“是女的？”
　　 我点一点头。
　　 “她简直是一点素质也没有，粗鲁可恶得就如乡下的老巫婆。”我诅咒那个女人。我猜想她大概就是蔡主任的妻子。想到无辜地受了她的轻慢，我心里就有些郁闷。无论如何，她都不应该用这种态度待人，太缺乏教养了。我又嚷道：“假如她是我老婆，非将她休了不可。”
　　 这些话蛮中听，恍惚触到了她心坎上，她高兴地赞许地望着我，立刻说：“你最有意思了。”
　　 “为了你，我还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呢，你应当给我一些补偿。”我嘟哝道。
　　 “是哩，是理应得到补偿，你说吧，需要什么样的补偿。”她大气得什么都可的样子，反倒使我很难为情的。
　　 “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忍不住问。
　　 “雪梅，下雪的雪，梅花的梅。”她爽快地回答，但她也不说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事。只说她出身农村，大学毕业没事做在流浪。
　　 雪梅，这个名字蛮有诗意的。我装腔作势吟哦着，眼里自然就幻化出一种意境，皑皑白雪的原野上，一种叫梅花的花坚强地站在雪地里，迎寒斗艳……
　　 我不无卖弄地品味着这个美丽的名字，并将它和她的人联想在一起。不料，雪梅却毫不在意说：“名字只不过是人的一个符号，况且，这个名字是我父母取的，如果说一定隐喻了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也不属于我，而是属于我父母。我一直以来就弄不明白，梅花为什么一定要开在冬天，如果开在春天或者夏天，不是更好么？老哥，你不要搞复杂了，我喜欢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这个雪梅太有趣了。于是，我对她说：“雪梅，认识你我真高兴。”
　　 “是么？”她“吱”的一声极响地做了一个飞吻，小鸟一般清脆地叫道：“拜拜。”
　　 她像天边的一朵云，轻快地飘走了。她蹦蹦跳跳隐没在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心怅然若失。电话亭落满了金色的晚霞。
　　 电话亭四壁均镶嵌着透明的玻璃，夕阳映照下闪闪反光，特别引人注目。枯坐在这个透明的物体里，我感到无比的安适和中意。我刚参加工作两年就下了岗，就自谋出路办起了公用电话亭，到现在我已经经营有三年多了。
　　 小本生意不是出息人做的。电话亭属小本生意细水长流，度日糊口还马马虎虎，靠这发财那是指望错了。因此，我一个年纪轻轻的大男人常遭受世人的白眼，他们似乎在说这个年轻人怕就是这个出息了。按理，有志向的人是谋大事做大事的。但是，我并不在乎，世上路有万万条，各走各的，又没碍着谁，犯不着非要这样看重别人的评说，理会别人的指长指短。所以，我陶醉在自己苦心营造的狭小世界里，管他春夏与秋冬。开电话亭总比那些下岗闲置在家无所事事的人要强，他们任何收入也没有，而我尽管从事这个不很体面的行当，却是劳动所得，日子充实。我常这样暗自安慰自己。
　　 南门市场是这座城里最热闹的街道，整天拥拥挤挤的，大多是卖菜卖土特产的农民，他们天没溅亮就开始在这街上忙忙碌碌，一直忙到断黑。大家给这条街起个外号叫农民街。我的电话亭就很荣幸地座落在农民街的腹部，也就是街中的交叉路口。来电话亭打电话买烟的多是乡下人但也不乏城市人。总之三教九流的都有。每天，我在这亭里，看人来人往，阅人无数，倒也自在。
　　 不过，像雪梅这样鲜明张扬着个性的，却是极为少见。
　　 在此之前，雪梅不定期也光临过几次电话亭，但均是打了电话付钱就走，就像成千上万的顾客一样，平常得毫不起眼。我模模糊糊记得她第一次出现在电话亭的时候，身上飘着山地青草的气息，拨电话号码的左手食指残留着农村姑娘剁猪草时不小心受的刀伤，相当电眼。我的眼睛停留在那一道醒目的伤口上，虽然伤口已经愈合多时，但我还是全方位发挥想象，揣测她受伤时鲜血迸流的形影。她疼吗？她哭了吗？她怨艾吗？我的思想就这样轻轻地像鱼游曳在这种缥缈的意象里。她发现我在注视着她的伤口，急忙慌乱地把受伤的地方藏进裤兜里，不一会，又把手拿出来，坦然地拨打电话，是那种我没做小偷的自信和坚韧，恍惚有一种军人在战场上英勇负伤时的雄壮和荣光。
　　 这么长时间窥视别人的隐私，是对别人不尊重，我以为已经伤害她了，我以为她以后不会再来了。天生就有的好奇心终归使我过早地惊飞了这一匹小巧玲珑的俏鸟，我无形中犯了一个不能宽恕的错误，并为我不应该的行为深深愧悔。
　　 可是不久，事实又再一次证明我的判断欠准头。不知过了好些天，正当她在我印象中渐渐淡去的时候，她又从哪里冒出来落在我视野里。
　　 那是一个隆冬的下午，天气特别冷，下了几天的细雨刚息。电话亭玻璃上罩着一层淡淡的雾水，看外面活动或静止的景物有些朦胧。生意冷清得没一个人来光顾。我坐在电话亭里烤火，翻看一些杂七杂八的书。
　　 电话亭前的街面上簇围着一圈人，像铁桶一样紧。他们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我一点也不知晓。我的整个身心浸泡在书上跳荡的文字里，没闲心去理会窗外的事。这一群人的中央躺着一个双腿畸形的残疾人。他不能站立走路，他身体下垫着一张厚厚的橡胶皮，是从农民街的端头滚过来的。街面上肮脏的污水把他滚成一塌糊涂，脸不见脸，鼻子不见鼻子的。寒冷的天气使衣着单薄的他瑟瑟发抖。他口里含混不清呵呵有声，身边摆着一只装过牛奶的空洋铁桶。
　　 “造孽哟！”善良的围观人纷纷将零星纸币放进空洋铁桶，好像他们热心救助的是整个不幸的世界。期望中，纸币如落叶一般坠进空桶。
　　 这时，人群里钻出一位娇小的女孩，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她笑盈盈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十元人民币，优雅地一挥，人民币就像硬币一般笔直落向铁桶，两物相触，仿佛听到猛然碰撞的交接声。
　　 我的眼睛一亮，是她。
　　 她总是这样出乎意外适时而至，像一阵风，说去就去，说来就来。
　　 她来了，她来到电话亭，又打了电话。接电话的可能也是女孩，没聊上几句，就挂了，内容无关痛痒。
　　 “他会站起来。”她冷不丁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特地对我说的。说完，她轻声唱着一支明星的歌走了，清幽的歌声渐去渐远。我望着她背上的黑色坤包发愣。
　　 是么，他还能站起来么，那个下肢残疾满身污浊的人还能站起来么，我不敢想象。她轻巧的一句话，让我琢磨了一下午。
　　 整个下午，我都在仔细观察残疾人，希望雪梅的话在某一条线索上能够得到验证。我相信她绝不会无缘无故说这么一句不负责任的话。我是一个地地道道凭眼睛和感觉判断事物的人。并且，自信率特高。我知道接下来我该做些什么。
　　 果不其然，暮霭降临了，街头上一切变得模糊。残疾人悄悄地脱离开人们的视线，去到一处背弯的去处，竟奇迹般站起来了，他拐进一条阴暗的小巷，脚步利索极了。
　　 天啦，原来世界这样难以琢磨，原来他是一个出色的演员，他刚才逼真的演技真真让我服了。由此，我愈发是服了雪梅的精明。
　　 往后，雪梅来电话亭越来越勤了，有事没事，打打电话，聊聊天，转眼便是半年。有时候她是顺便路过，有时候她也许是故意转到这里来的。
　　 我抑制不住心头的躁动，问她：“你哪里人氏？”
　　 雪梅眨巴着眼，口里嚼着槟榔，她说：“吉庆。”
　　 “吉庆？”我心里猛然暖流一样涌出熟悉的亲切，因为那是我老家所在的地方。我的先祖就安息在那里，我的童年也是在那一方宁静而神奇的山地度过的。
　　 “你去过吉庆？”她偏着头问。
　　 “不止去过，说起来我们还是同乡。”
　　 “那我很荣幸呢。”在异域他乡遇到故人，看得出来她真的很高兴。
　　 “雪梅究竟来自吉庆哪一座山，哪一栋瓦房？”
　　 她诡秘地笑着：“你猜呗。”
　　 我胡乱猜了一阵，不见章目。再问，她又顾左右而言它。把我撩拨得心痒痒的，她却并没当回事。我慌不择语：“雪梅，你真不真诚。”
　　 “真诚？什么叫真诚啊。”她满脸稚气，浑然无知天真得像尚未启蒙的孩子。
　　 我真是自讨没趣，非常尴尬地晾在一边。空气似乎凝固，风也死了。
　　 沉默一会。她咯咯笑着说：“老哥，我带你去参观一处地方。”
　　 “什么地方？”我阴沉了脸。
　　 “我的住处。”
　　 “行呀。”我口头应着，心顿时松泛了，仿佛有凉风袅袅吹过。
　　 街头上五花八门的商店招牌好像也沐浴了四月的阳光，明媚多了。我和雪梅以散步的方式走在街头，回头率特高。偶尔邂逅我的熟人，他们指着雪梅关心地问：“她是你朋友？”
　　 是朋友么？扪心自问我自己也不明白。如果是朋友，又是哪一种意义上的朋友？是不是那种特殊意义的朋友？我摇摇头。对雪梅，我实在了解得还不够多。尽管她魅力无穷。朋友本是一个挺简单的词汇，在这里却让我颇费神难以定位了。我不能答复关心我的熟人。
　　 倒是雪梅慷慨地答：“当然是。”
　　 雪梅的住处位于城市边缘，是一个单人间，大约五十平方米。她说租金不贵，也只五十元一月，还包水电。站在她的阳台上，一边可以看到高楼耸立的城市，一边可以看到山地广袤的田野。我情不自禁说：“雪梅，你好风光。”
　　 “是的呢，我不风光谁风光呀。”雪梅当仁不让，脸上分明荡漾着幸福的神彩。这毕竟是住在城里啊，与局促的乡村对比，完全是两码子事啦。她打扫完卫生，招呼我说：“你坐呀。”
　　 她的房间虽然简朴得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台旧式彩电，却很干净。她打开电视机。我坐在床沿上看电视，一边问她：“你怎么知道那个残疾人会站起来的？”
　　 这个问题一直困在我心里无解，总想找机会求个答案。
　　 “因为，在别处我曾经看见他也依样画葫芦。”
　　 “既然识破机关，为什么你还犯傻施舍？”
　　 “别人心有鬼，我心无鬼。我图的是一时兴起。”雪梅俨然悟道高人，豁达大度使人咂舌。我不知她是从哪本破书上抠来的歪理邪学，令人哭笑不得。
　　 我清晰地明白，这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单纯。她忽然使我产生害怕的感觉。
　　 远处有汽车奔驰。我感到心在浮荡着。世界是一大堆泡沫，所有有形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虚无，轻飘飘的，望不到底，着不到任何实处。我多么地彷徨无依。
　　 忽然，没关的门洞里走进来一个个头不高的男人。看见他，雪梅忙替我介绍：“这就是蔡主任。”
　　 “蔡主任，久仰大名。”我们两个男人就如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一样热烈地握手，彼此寒喧。
　　 蔡主任长相一般，气质一般，谈吐也一般，他身上委实没有一点特别的东西让我记住他。然而，他的到来多少让我看到实实在在的人间烟火，至少让我暂时游离了先前那种虚无的感觉。
　　 我心松动了一下。
　　 恍然记起是委托别人在帮我守电话亭，我不能在这地方逗留太久。我起身向他俩告辞走了。我在走廊里分明听见蔡主任在说：“这后生蛮懂味。”
　　 五月，阳光离我们越来越近。我身上的衣服由原来的三件脱减成了一件，还是觉得闷热。用来遮羞的衣服简直成了人的累赘，有时候，我真想把它扔得越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