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末泰和三年（1203），年仅14岁的元好问随着赴任陵川令的父亲元格，从家乡山西秀容（忻州）出发，经千里之遥的长途跋涉，登临南太行，来到山西最东南边缘的陵川山城，从学于大教育家郝天挺。
　　 元好问7岁能诗，少小年纪便以诗才崭露头角，获得“神童”美誉。他的父亲元格，非常重视他的成长，为使他享受到良好教育，在向诸亲旧友打探遍寻名师中获知，陵川这个地方，“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崇儒尚文之风非常浓烈，因而“俊造辈出”：自北宋出了第一个状元后，金代一连又有6名状元及第；唐、宋、金共出进士55名，其中金代出了32名（各代中进士93名）。“风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带经而锄者四野相望；虽闾巷细民，亦能道古今，晓文理。”于是，元格毅然辞掉本来已被任命的中都之官，挈子元好问，“就陵川令之选”。（引用文字系元好问为恩师郝天挺撰写的《郝先生墓铭》）。
　　
　　 二
　　 初来乍到，元好问父子的目标非常明确，来陵川拜师求学，就是因循“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式进身之路，使元好问掌握到应对科考的本领，好在科举取士中金榜题名，步入仕途。
　　 可郝天挺恰恰取非功利态度，对元好问寄予更远大的目标。郝天挺之孙、元初大思想家、学问家、帮忽必烈实现了一统江山的郝经撰写的《遗山先生墓铭》记载，郝天挺对元好问“学而为举”的单纯功利思想，当即予以了直截了当的否定：“‘吾正不欲渠为举子尔。区区一第，不足道也。’遂令（元好问）肆意经传，贯穿百家”。很明显，郝天挺要让元好问做一代饱学经史、有所作为的学问家，而不仅仅为了科举秀出，折桂染香。
　　 郝天挺究竟是怎样的家世，他本人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住在县城“棣华堂”里的郝氏之家，已数代习儒授业，到郝天挺叔父郝震手，将“郝氏家学”发扬光大，使其家成为陵川五大文化望族之首。郝震曾在京城太学就读，学成回归故里教书育人，并一度执教庙学。他擅长理学，善诗，精通音律，曾在鼓琴时引得鹤舞庭前，是个饱学、务实而又充满雅趣隐于乡间的鸿儒高士。他讲授经学，能抓住主旨，析之以天理人情，而不专于传注。写诗警句迭出，晚年的诗越发平实、淡泊。其有言道：“读书不为谀闻之学，有高世意，而无复世味。析之以天理人情，而不专于传注。”体现了其家教授学生的基本愿望与要领，形成郝家教育思想之雏形。
　　 郝天挺，字晋卿（1161～1217），幼年始便得到各位家长尤其是叔父郝震的亲授。郝震除传授他学业的必修课外，还因势利导，给他讲授读书与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并经常带他游历山水，体悟自然之道与人世大道。年轻时，郝天挺“以太学生游公卿间”，并中进士，两次参加廷试，“予春官氏之荐书，便能出诸公之右”。“春官”是礼部的主官，推荐郝天挺的官在诸公之上。可郝天挺因身体多疾，更重要的是受叔父郝震的影响，疏于功名，无意官场，故一生未仕，专以教学育人为业。他恂恂如一村夫，却学识渊博，满腹经纶，为人生性豪健，胸怀磊落。《金史.隐逸传》说他：“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宁落魄困穷，终不肯一至豪富之门。”他无论在执教县庠中，还是和兴办家学中，不但向以“治经行己”为宗旨，而且进一步提升、完善了郝家教育思想，教育事业抵达巅峰。从他的孙子郝经的成长过程，可窥见郝氏教育思想之一斑。
　　 金末元初，出生于逃避战乱途中的郝经，跟随父亲郝思温来到保州（今河北保定），终于结束了数度迁徙、漂泊不定的逃难生涯。此时，郝天挺虽已长逝于逃难途中，可他的父亲郝思温，却深得父亲郝天挺教育思想之精义，在满城开馆授业。此时，蒙古统治者初定天下，首次在中原开科取士，郝经有心前往“决科文”。郝思温劝诲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果然立平生之志于“道德之理，性命之源，经术之本”，下决心“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加上遍地游历，广交高士，终于成为辅佐忽必烈完成江山大一统的股肱之臣与国之栋梁。
　　 郝思温教诲郝经的话，是郝家几代人习儒授业形成的教育思想的浓缩与精华。
　　 如果说，郝经和在郝家读书达六年之久的元好问，是郝家教育思想结出的硕果，那么，郝天挺就是郝家教育思想之集大成者。
　　
　　 三
　　 郝天挺作为一代大教育家，当然识得元好问这位天资聪颖、“有唾成珠”的少年天才之根器，在因材施教中对他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实行了更严格的教育。据元好问后来为老师撰写的墓铭回忆，郝天挺从以下几方面对他进行严格施教：
　　 ——“学者贵其受学之器。器者何？慈与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
　　 要求学生要有“受学之器”，是郝家教育思想组成之一。郝天挺所说的“器”，是以慈、孝为基本内容的道德规范，也是为学的根基，做人的根本。所以，他大声问元好问，“器如之何？”在郝天挺看来，知晓大义，境界始高；以德领才，方堪成“器”。将他的话拓展开来说，他要元好问打牢儒家思想，做到忠义孝悌、仁慈博爱，在家可以孝敬父母，在外则对社会、民生有责任感与担当精神，从而做到立志、立德、立才，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由此成长为国家栋梁之“大器”。
　　 ——“今人学词赋以速售为功，六经百氏分裂补缀外，或篇题句读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为庸人，况一败涂地者乎！”
　　 郝天挺很明确地指出，现在好多人，为了应对科举，希求老师速售，自己速成，于是摘章断句、蜻蜓点水地学，怎么能不成为庸人，怎么能不在学问场上一败涂地呢？言外之意是，求学业、做学问无捷径可走，必须广学六经百家，穷究其源，融会贯通，打牢学问根基，才是最根本的功夫。
　　 ——“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唯知义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贪墨败官，皆苦于饥冻不能自坚者耳。丈夫子处世不能饥寒，虽一小事，亦不可立，况名节乎。汝试以吾言求之”。
　　 郝天挺特别强调，读书不能光为了图名，做官不能光为了取利。可那些贪图做官的势利之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连饥寒这点小苦都忍受不了，哪能有坚强的意志抵挡种种诱惑，守得住国家命官、百姓父母官应有的名节呢？因此，读书必须解决根本出发点的问题，不为虚名和利益所拘，能够忍饥饿寒苦，才能抵制各种诱惑，不改其志，由深谙大节大义而有善为善举和大作为，做官才能成为清官、好官，不至于坠入贪污腐败官员之行列。
　　 ——“先生工于诗，尝命某属和。”“或言：令之子欲就举，诗非所急，得无徒费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诗，正欲渠不为举子耳。”
　　 郝天挺善于写诗，常让元好问唱和。如果你对他说，学写诗与科考不对口，也不是急的事，何必把时间与功夫浪费在这上边呢？郝天挺毫不含糊告诫说：让你学习作诗，是正儿八经、正门正途的学问功夫，而不是光为了让你应付科考，博取虚名。元好问本来从小就因写诗出众而享有“神童”之称，在郝天挺门下，深受老师影响，诗才愈加精进，独步金元前后数十年时间。
　　 更为难得的是，郝天挺不是让学生死守课堂，死读经书，而是允许他们走出课堂，游历山水，观察社会与民情。陵川许多山水风光之地，都留下元好问游览即兴感笔的诗作。尤其县城之西风景优美的西溪，元好问与年庚相近、后来都成为天下名士的刘昂霄、秦志安、郝思温以及“武氏三状元”家族的同庚好友，“期岁之间一再来”，流连忘返到“啼杀金衣唤不回”（元好问诗）的地步。秦志安的家就在西溪，其父是著名诗人秦略，交往多了，元好问与其结成忘年之交。他们经常聚首西溪，于樽酒小酌间抵谈掌故，诗酒酬唱，畅谈时政，纵论家国。时蒙古军已呈虎狼之势，对中原大地虎视眈眈，时有侵扰。他们自然要论及国之危势，大丈夫当奋身向前，以赴国难。这对元好问的成长，裨益甚大。
　　 元好问于《郝先生墓铭》中说：“先人既罢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罢官”不是被免职，而是元好问的父亲元格因任期满而离去，元好问又从郝天挺学两年，“六年而业成”（金史）。六年朝夕相处，六年耳提面命，恩师的为人及治学、治世之言，在元好问幼小的心灵中撞响振聋发聩、一生轰鸣的黄钟大吕。也就是从这时起，元好问非常注重品学道德的修养，加上“肆意经传，贯穿百家”，洞悉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打足了做学问的根底。正如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中所说：“先生成童就学，即遇良师，受业六年，生平学术文章之根基已具于是矣。”加上他后来的持续发奋，以及身处金元更替之乱世的种种不平凡阅历，终于使他的诗与文能够以“忠愤”特色广传于世。
　　 郝家的教育思想，放灼灼光华于金元之际。直到现在，依然不落后，依然是师者的楷模。
　　
　　 四
　　 元好问在郝天挺门下受教的第二年，曾到太原赴考。临行前，郝天挺专为他写了《送门生赴省闱》一诗：
　　 青出于蓝青愈青，少年场屋便驰声。
　　 未饶徐淑早求举，却笑陆机迟得名。
　　 嗟我再衰空盹矂，喜君初筮已峥嵘。
　　 此行占取鳌头稳，平地烟霄属后生。
　　 从诗中可以看出，郝先生对元好问颇为赞赏与得意，对元好问可稳占鳌头充满了信心。此时的元好问，踌躇满志，曾写《并州少年行》一诗回答老师：“北风动地起，天际浮云多。登高一长啸，六龙忽蹉跎。我欲横江斗蛟鼍，万弩迸射阳侯波。或当大猎燕赵间，黄熊朱豹皆遮罗！”后面还有十多句，大意是说作为男儿，当以学问报答国家，或者跃马疆场，建功立业。“归来明堂见天子，黄金横带冠峨峨。人生只作张骞傅介子，远胜僵死空山阿。君不见并州少年夜枕戈，破屋耿耿天垂河，欲眠不眠泪滂沱！”此时的元好问，像振翅欲飞的雏鹰，雄心何其勃勃。
　　 就在这次赴并考试途中，16岁的元好问还写下了千古绝唱的《摸鱼儿.雁丘词》（在收入《遗山新乐府》时作了修改）。元好问在《摸鱼儿题序》中开宗明义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余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邱。同行者多为赋诗，余亦有《雁邱词》。”缪铖《元遗山年谱汇纂》也记载说：“泰和五年乙丑、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先生十六岁，在陵川，曾赴试并州。”这时的元好问，尽管岁在弱冠，还不可能真正懂得爱情的意义，可他狷狂的才子气质，浪漫的诗人情怀，加上扎实的文学底功，令他写出意飞情驰、一叹三叠，不知令多少情男痴女心生共鸣的不朽之作。尤其是词中令人回肠荡气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之句，成为流传极广爱情经典之语，成为情网中人张口即来的心灵感叹与互诉衷肠的心灵赠语。这应该是元好问给恩师郝天挺交上的一份答卷。
　　 元好问在郝天挺门下受学六年，于20岁时“下太行，渡大河”，到河南寻找进身之路。他的一些诗作被礼部尚书赵秉文看到，大为惊奇与赞赏，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金元之时，由于少数民族主政，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损，声名卓著的诗人寥寥无几。可元好问不仅一生创作了1300多首诗词，收于《遗山集》中，而且其诗歌成就执前后数百年诗词界之牛耳。
　　
　　
　　 五
　　 中国元好问学会李峭仑所撰的《元好问的人格魅力》一文，评价元好问是“孝敬父母的好儿子，有情有义的好丈夫，关爱儿女的好父亲，尊师重长的好学生，情真意笃的好文友，忧国忧民的好官员，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元好问的这些魅力四射美德特征，发端于恩师郝天挺教育他的“器”。元好问自己也有言道：“本乎才行气量，而绝出乎才行气量之上为品。品之所在，不风岸而峻，不表暴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是故为天地之美器”。他的人品与人格魅力，不愧为天地之美器。他的“美器”观，应该是老师郝天挺教诲他的“器”的延伸与发展。
　　 元好问的确是“尊师重长的好学生”。郝天挺逝世后，其子郝思温夫妇，在河朔兵乱中，千里迢迢徒步启殡而回。遵照郝天挺生前遗嘱，安葬于陵川县城北郊祖茔东轩老人郝震之墓侧。元好问获得噩耗后，不仅从获鹿急赴河南临颖成皋舞阳吊唁恩师，不尽悲痛，而且为老师写了且吊且传、载悲载哭、字字悲切、内涵深邃的墓铭。铭文中，他饱含感激之情，一一历数恩师的出身、性情、风度、教学思想、教育方法等。尤其对恩师当年教诲他的话，分门别类，据条陈例。这足以说明，他对恩师的教诲，一直铭记于心，作为自己一生的行为指南，时刻不敢忘怀，也终于使他成为德艺双馨的金元文坛领袖。元好问在撰写《中州集》时，专为老师写了小传，并录其诗词及由他撰写的墓铭于内。郝天挺在金史有传，与元好问对他的极力宣扬有直接的关系。
　　 令人值得称奇的是，元好问还与恩师郝天挺的孙子郝经成就了一段乌鸦反哺式的师生之谊，也成为他回报恩师、回报郝家的一段美谈。郝经少年苦学，二十岁左右四出游历，遍访名师，特意到华北获鹿拜见了忙碌于“国亡史作，己所当为”的元好问，并从其学一年多。元好问每说，“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面对恩师的这位天资聪颖、志存高远的孙子，元好问倾其所有，悉心予以指导，使他诗歌成就“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语）当时郝经已形成“破夷夏之大防”、“从道不从君”、“行中国之道即中国之主”的政治见解，有意帮元蒙新的统治者“”、“藻饰王化”，“文致太平”安定天下，仁治兴国。元好问予以了理解和支持，鼓励他通过事明主实现“以夏治夷”、“道济天下”政治理想。元好问作出这样的表态是很了不起的。他是金之旧臣，又是元蒙南侵的受害者，他的哥哥元好古死于元军的血腥屠城，他的一家人，在战乱中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他的父亲元格、母亲、妻子和三女儿，都在战乱中丢失了性命。在元军攻破汴京时，他本人被俘，被拘押于山东聊城两年多。他谢绝了忽必烈的邀请，不做元蒙新朝的官。可他仍然支持了郝经选择。后来，郝经在忽必烈军帐和宫廷中屡进战场攻略、安民立政的宏策大计，直接参与了忽必烈创建元朝、统一中华的宏伟大业。成为忽必烈的股肱之臣和元朝开国功臣，与元好问的支持与鼓励不无关系。
　　 元好问生不逢时，命运使他遭遇了战火连天改朝换代之乱世，使他才不能尽展，志不可全伸，只能以金之遗民去完成“金亡史作”的历史使命。然而，元好问又是幸运的，命运让他得遇郝天挺这样的好老师，使他成为独步一时的一代文宗，留给世界丰富而辉煌的诗文之作，百世流芳。幸与不幸，他与恩师郝天挺的师生之情都将永载史册，品嚼之间令人唇齿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