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的前几天，就开始打量房子，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用手抚摸它的墙壁，感觉它粗笨的纹理，拉门的把手，甚至，在洗漱的时候忽然想起什么，动作会慢下来，下意识地多开几回已经生锈的水笼头……
　　 环顾一周，老房子的晾衣绳、母亲的旧缝纫机、一个能装四节一号电池的收音机不声不响还在原来的位置，还没有落上灰尘。
　　 还记得，刚搬进去时，房子前面最初的风景是一棵大树，大树在的时候，北方的冬天还是很显山露水的，隆冬来临，大树很恰如其分地披着厚厚的雪衣。
　　 大树被砍倒以后的冬天就都是暖冬了，暖得北方有点懒了，像已经娶过门儿的媳妇，就知道靠在自家的门上嗑瓜子儿，扯闲话儿。
　　 透过树的枝枝杈杈，就是大片的玉米地，一行行的玉米，接天连地。秋天的时候我曾试着像文森特梵高一样描述那种令人晕眩的金黄，最后无功而返。
　　 玉米地后来都已经成了检察院和养老院。
　　 老房子里，我们用的是香皂，很久才听说有洗面奶。
　　 老房子里，我们都用拍子打蚊子，因为房子太挤，蚊香味太冲，怕熏倒的不是蚊子。
　　 和弟弟在老房子里做着风筝，总是希望它飞得高、再高一些。
　　 老房子里，常常听一上午的理察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子，blue love，没等觉得那个小录音机效果不够立体声，整个人就已经到了莱茵河畔。 用它弹过《睡在上铺的兄弟》、《恋恋风尘》、《美人》那么多首曲子的吉它，大学的走的那天，老弟才说音不准。
　　 那时我们是单位里最穷的人家，父亲的笛子、母亲的二胡、弟的吉它，我手抄的歌词本却始终放在最容易够着的地方。
　　 老房子里也曾有爸妈无休无止的争吵，为命运的重创，窘迫的日子，爷爷的去世，我的又一次重感冒，弟的学费，常常祸不单行。
　　 老爸说：没有旱住一百年的船。
　　 老妈说：走到哪步算哪步。
　　 老弟说：有狮子座流星雨，好像五楼那里可以爬上楼顶。
　　 我什么也没说。照着准文学青年的样儿傻傻地爬格子，诗写得越来越酸越来越瘦。
　　 老房子里，朦胧的晨光中摸索着起床到小小的阳台上，星光出奇地亮，风意外地轻。
　　 那一次，确切地说，是数不清多少次，就在午后，倦了累了睡着了，醒来是满天的霞光，我站在老房子的窗口边怔忡，不知何时走开。
　　 一次，夜半的一场雨声把我吵醒。
　　 老房子里，我把一本厚的英文字典翻得边缺角损。
　　 还记得父亲对老房子做的多次改良，先是厕所，后是厨房，再后来又是厕所，又是厨房，只是为了增加一些使用面积，两室一厅的房子早已经不存在什么构造。甚至于也想过是不是可以把电视放在空中，这一招可纯属原创，在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篇小说发表之前。为了有一个床头灯，老爸自己组装了一个立式灯架。９８年，奶奶来的时候还说，活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灯。
　　 常常，从老屋里慢慢出来，经过那七十二阶楼梯，碰到邻居家的孩子们。记得我们是看着他们一节一节地长大，大到有一天我们不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大到有一天收到了他们的喜帖。
　　 还会有卖鲜奶的老汉的吆喝吗？还会有从各个单元楼里下来的那些摇着扇子的穿着各个花色大裤头的男人和女人们吗？他们晃晃悠悠地出来，拿着打奶瓶。什么时候，那个老人家不来了，换成了他的儿子，骑着摩托，后来，老人家的儿子也不见了，每家都有了奶箱，一把钥匙。
　　 在老房子里的最后一天，看了一个电影，那些泛黄的胶片，有回音的对白，一组长长的慢镜头，那天睡得很晚，不知什么时候，泪流满面。
　　 本来，是想与老房子做一次缓慢告别，缓慢到可以是一种仪式。最后因为种种缘故没来得及。
　　 那天初夏的深夜，和远道而来的朋友站在老房子下面，凝视许久。在老院子里，碰着儿时的伙伴，要不是她喊，我都忘了遗忘了什么。
　　 此刻，忽然觉得是老房子收容着我们最深沉最安静的时光。这些时光慢慢地发酵，“成为生命深处的一汪水泽，滋养着以后的岁月”，它们是我们灵魂中与众不同的东西。常常在我们在蓦然转身的时候，知道有些事情一直向前延伸着……虽然，与此同时会发现，那些曾经认为注定介入生命的东西，原来是一段一段的插曲。
　　 是否，人总要不停地告别一些什么，放逐和迁移是生活的选择还是人的本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房子吧？
　　 我们把那些破碎的，长满蒿草、青苔的岁月全都丢给了它，然后，咔嚓一声，一把旧锁，把一片殷红的黄昏锁在了身后的巷深。
　　 房子，是在搬出的那一瞬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