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得住君子，锁不住小人。谈到锁，很多人都爱说这句话。据了解，没有钥匙的情况下，能打开的方式方法不少。蛮法就是用器具撬、砸、敲。高妙点的方法就是用“万能钥匙”开。所谓“万能钥匙”嘛，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了。
　　 我有位堂兄恒斌，人们称他的锁叫重重锁。而且至今还没有一把“万能钥匙”能打开他的锁！可以说是抠出了名的。除非你给他十块钱的好处，他才会给你五块钱的回报。否则，要想打开他这抠门的锁，难！
　　 他虽有四弟兄，在老家住的只有他。长五间的三板房，他家与他的三叔成塔家各住一头院。坝、堂屋共用他三叔家的两个儿子恒远、恒东，跟着他们的姐夫办蜡染厂。几年后各自独立办厂、做生意。凭着他们的勤谨与机智，在安顺东郊基本站稳了脚跟。赚了些钱后，就想把老家的院坝、堂屋平整、硬化。与恒斌商量，他说：“要整你们整，要我拿钱我是没有的，这么多年没打成水泥地坪，还不是过来了！”无奈之下，他在外工作的三弟恒生拿了三百块钱贴补工程。四弟出了些义务工。其余全是恒远、恒东他们负责。后来他建厢地，把大院门的位置挤往成塔家这边，砌了过转角，将院坝占得车不开身。好在才开始，就遭到邻居反对，矛盾纷纷的。不得己才作了些让步。但原来的院坝还是窄了不少。他说他占的是他家的份。他不管留下的院坝还是两边共用的问题。成塔老人说他这样不应该，他说，1954打伙共建这房子时，成塔老人去当兵，只寄了六十块钱来家打伙建。他父亲出的钱和力都多，所以他现在打院坝、堂屋不出钱是应该的，要想多占哪点也是应该的。
　　 为了赌气，恒斌在成塔家厢一侧调了块地基，紧贴其墙建了一独间两层楼的平房，将人家的窗户堵得死死的。恒远鬼火冒，花了十多万块钱，又在恒斌他这独间房一侧紧贴其墙建了三大间两层琉璃瓦洋房，把他那间房子夹得气都出不来就像长在两堵大岩之间的树子，毫无施展枝叶的余地。
　　 因为他的抠门和狭隘，以至两家关系搞得乌烟瘴气。怪不得有位会看貌像的先生说他这辈子既人福，又无福。有福的是好歹能有个工作，领到点工资。无福的是，穷磨苦奔，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又还没个好名声。
　　 看他满脸的腊肉皮，就知道那是日晒雨霖的结果，就知道他对土地的那份爱是多么深沉，就知道他日思夜想的是什么。他巴不能他家的每一寸田地都能生出黄金、白银来。他的额头，像一块连青苔都不会生的光板岩包。头顶稀疏的头发下，那头皮泛红发亮。要不是那谈黄的眉峰有点山顶洞人的味道，以及那与庄稼汉没两样的穿着，还真像有一官半职的乡镇干部。那寡骨脸上，没有一处不得泛黑的汗斑的。他走起路来，在皮大跨的样子。像一头累疲了的老瘦牛。可是，别看他这副样子，谁要是想点他的便宜，很难！他动起脑筋来，也真像头牛一样，犟得很。因为鹅的事，他将马大家唯一的秧田占了不知多少年。
　　 马大家穷，生活上长期难见点油水。马大的娃娃就趁夜晚去偷他家关在院坝头的鹅。也不知用的是什么方法，居然狗不吠、鹅不叫。后来，他在没有喂鹅的马大家后园发现鸡刨出的鹅毛后追查出来。他就把马大家一块大秧田长期占为己有。村里领导说，马大家娃娃错了，在如何穷，帮人卖气都可以叫马大家赔！但把人家口粮田都霸占，让人家一年到头种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可怜得很！恒斌说：“哪个叫他家不管教好，手爪爪痒！这种人可怜不得，就要这样教训他！是他家讨得的！”
　　 别看他领着工资，苦磨苦奔，还要处处精打强算，但不论对老、对小、对自己都对不起。
　　 他父亲在时，单独分开过。年纪大了，做不了农活了，叶子烟也种不了了。没烟抽时，用烟杆骨头在堂屋门口的三墩上捶来过过瘾，也是特意做给他看，他居然不管不问。他父亲不得不开口：“要不是当年我当大队支书，你有哪样工作？现在你工资领取，老子烟都没有抽了，你这样看得下去？”虽然他父亲怎么讲，他还是不说。其实，他在内心深处打着他的小九九。这是几弟兄的事，怎能叫他一个人负责呢。有人给他说，父母份中，弟兄之间，不要分得太清，各尽各的心意。哪个条件好点，哪个多孝敬父母一点并没有啥。可他振振有词：亲弟兄，明算账。
　　 他虽然是老师，两全娃娃读书根本没拿当回事。而且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有点放任自由。有老师向他提出，对娃娃要用点心思好好教育。将来娃娃有本事，用不着他成天忙东忙西的。他说：“要咋教育，有点给他们吃，给他们穿，让他们长大就算尽到责任了。我们农村的娃娃，就这种环境，再咋学又会有多大出息？祖祖辈辈，哪家不是这样？日子照样过”。
　　 而他俩老呢，儿子娶媳妇的那天，他还一身灰扑扑，像个刚打田回来的人一样。而且头发蓬乱，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他的妻子，穿一件皱巴巴的白底绿花衬衣，套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外衣。穿的裤子，屁股上还补了一个大疤。
　　 六点过钟了，迎亲的人终于集齐，要起身了，连菜都还没准备。村里做厨手脚最麻利的恒远，虽然恒斌还没与他和好，但念在亲叔伯弟兄的份上，还是来吃酒的。可来了之后，恒斌视而不见，不张不理。我知道，恒远这人，只要恒斌和他打个招呼，什么也不会计较，就会主动地站出来帮忙。只要恒远站出来，振臂一呼，帮忙的就会多起来。那么，这帮菜做饭的事，早就有了眉目了。也不会因此而引起去帮忙接亲的人的怨气了。然而，恒斌就是死个舅子也不和恒远打个招呼。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似乎还在赌气：“事情总会过去的，怕缺了你地球不转？”
　　 四弟兄之中，他排行老二。大哥是拨一拨动一动的人。三弟搞政法工作，算是一家人的面子。四弟在县城打工，后来成家在县城，住其三弟煤棚改建的房子。四弟兄中，除了三弟家是双职工，两口子大小都任点职，有房有车，生活比较宽裕外，就算他好过了。他是“文革”中，因父亲任大队支书而推荐上师范，后来安排工作的。而且工作一直都是在我们的村校。在农村嘛，有份能顾家又能混得过去的工作是很让人羡慕的。更何况，当年在农村工作的人，计划生育上也没强调独生子女。一对夫妻允许要两个孩子。他家也就是一男一女。俗话说，一男一女一枝花，多男多女大冤家。男孩女孩都有了，父母兄弟又不要他操心，负担也不算重。但是，他却没有一刻放松过自己。
　　 任何人看到他，不会想到他是一位教书先生！从他的脸色，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黑旋风李逵来。光光的额头，蓬乱的头发上常常是灰蒙蒙的，甚至还“拈花惹草”。你会想到他像一个“夜猫子”。衣服裤子，多是泥郎糊带。有人对他提意见，说是教书要像个教书的样子！他嘿嘿一笑，说这才叫不忘本。人家又说他，最起码要穿干净点、伸展点，看上去振作点。他说，在农村上课，他这种情况，早晚要顾点农活，哪有时间来穷讲究！栽种与收获的农忙季节，他更是忙得起五更、睡半夜的。有时候，学生在一边悄悄地笑着对他指指点点，他全然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他的裤门没有关上！当他意识到了之后，无所谓地当着老师、学生的面扣上扣子。有位老师直言批评他，要他背着点去扣，这样实在不雅观。他却争辩说，当着也好，背着也好，哪个不晓得是这么回事？
　　 不过，对于他来说也有另外。如果上级要来学校检查，他就会换上他平时舍不得穿的蓝的卡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光光的。见了上级来的人，总是微微地笑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农村学校来说，备不备课，要求并不严格。所以，有的教师说，教书是份良心工作，要上好点也可以，要混也混得过去。
　　 懒散惯了的他，好多家长对他都有意见。教办准备将他和另一位与他差不多的教师调离家乡，并因此而想到加强教学考核。可这一来，他们怀疑这个整他们，那个整他们的，到上级主管部门申冤告状。趁尚未开学之际，成天尾随着领导不放，弄得上级领导因此而头痛，不得不满足他们留任家乡村校教师的要求。
　　 文革末期，二哥先任民办老师。年轻力壮的他，除了春节后十几天。用独轮车到补朗那边去推一年的用煤外，其他时间，他基本不做什么重活。要找媳妇的人嘛，穿着上也算讲究。虽然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多余的，但还是经常看到他穿得整整洁洁的，像个教书先生的模样。后来，按亲挨亲、戚挨戚的关系，由老人请媒人牵线，在陈家寨提了门亲后，很快结了婚，成了家，又单独分门立户过日子。这时候，土地下放了。他于是就农教兼顾的日子来。
　　 真是骑马去看牛，一心挂两头。早上起来，或放牛割草，或挑水挑粪，或砌田埂地埂，总要干点家内家外的事后，看时间差不多了，才匆匆抹一把脸，赶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要是农忙季节，他又会想到还有这样那样的事没有做。有时等不到他的课结束，便连上课边心神不定地看表。最后一节课的铃声一响，他大都会匆匆忙忙地往家赶。他这样忙法，有时让我们有做不来的作业想问他都难找机会。晚上找上门去，本来时间还早，他连鞋都不脱就横躺在床，呼呼大睡。一副身心俱疲的样子。
　　 二哥他上课的第一句话大多是问学生：昨天上到哪点了？因为他习惯拿起书本就上课，不兴备课的。村里人说他误人子弟。他说人家连误人子弟的资格都没有得。甚至说要嫌他教不好，可送自己的娃娃到老师教得好的学校去。他还说，无论哪个教得再好，工资也没有多得一分。人家就说他，应该是装龙像龙，装虎像虎，他好不容易有个工作，应该好好珍惜，多教出几个，多有几个工作的，今后他的脸上也有光。他说文化大革命那阵，他们纯粹是混出来的，也没想到会有个工作，就像捡得的一样，混得一天有一天的工资。他教不好也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可以开除他。于是又有人反对他说，亏他还是个中学生（村里人不承认“文革”中社来社去的文凭），照他这样的态度下去，怕教到一定时候要教成光杆司令。他说除非这个村从地球上消失了，或者变成了城市，*也不存在了还差不多。否则，他照样地混下去，照样的领导工资。何况，就任他仅有的那点知识，教小学永远都没问题。工作上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他家的农活，他简直是拼着命地干。任凭家长们意见纷纷，他硬是无动于衷。堵死大家把他没办法。
　　 那年月，户口限制得紧，加上刚解决温保问题，大多都没有余钱剩米，就算有这份心思，又有多少家能把孩子送到教师有水平而责任心又强的学校出去呢？
　　 不过，生意做得早，赚到些钱的人家，还真的人托人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送到区、送到县上好点的学校去了。小学也好，初中好罢，能有点文化、懂得知识重要性的人家都开始开考虑对子女采取重点培养的策略了。农村嘛，计划生育再紧，两三个娃娃的人家都多。有的为了要个儿子，荒山野岭，风餐露宿、拖儿带崽地冒着生命危险躲计划生育都心甘情愿。大多数躲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心愿满足了，吃不像吃，穿不像穿，还要为每个季度的“社会抚养费”的缴纳而发愁。这样一来，好多人家，就是就近在村里读书，娃娃多了，又接二连三地生一个大一个岁把。连书学费都交不起。你说还有哪样钱去做生意买卖呢？生意做得早的人家，大多靠出嫁到城郊或城里，有工作、有本事、有路子的姑妈、姐姐家的支助或指点，小敲小打地起家。这样的人家，多少有点眼光，比较关注下一代的前途，便想到为子女创造个好点的学习环境。
　　 这样一来，成绩好点家景勉强跟得上的，多不在我们村校读书了。特别是九十年代后，做生意的人多了起来，外出打工的也渐渐地多起来，学校的生源慢慢地从400多人锐减到不足200人了。因为连续多年，我们的村校，连县二中都没考取一个。村里的人们对学校越来越没信心。只是还有好多人家处于无奈，不得不让子女就近上学。
　　 再说，有能力的年轻教师，到的时间不长就会凭本事也好，找关系也好，三两年，甚至一年半载就会离去。你想，一个偏僻的山村学校，有几个远处的老师来，住的就算拿个大教室隔成几格，各住各的。吃的呢？米粮算是买一次要吃一两个月。小菜就不方便了。逢赶集天，买些新鲜蔬菜，洋芋、豆腐干、肉之类。要是冬春之际还多搁得一下。否则，只得先吃了新鲜的，然后再吃能够多放置些时候的。肉呀，豆腐干之类，只能先放油炸好，多放些盐，才能保证时间长了不变味。加上农村又不像乡镇、县城等有电视、电影可看，甚至有歌唱，有舞跳。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看书、喝酒、吹牛外，什么也没有。更何况，一到了晚上，学校所在的孤山，四处是坟，茫茫夜色中，整个学校显得那样的空旷、寂寞。真是鬼都打得死人。这哪能留住有点水平、有点责任心的教师呢？因此，长期以来，校长也好，教导主任也好，都是本村或附近村里考取师范的、民转公的教师担任。
　　 二哥他虽然没有啥真本事，因为土生土长，加上“山中无老虎，猴子出来耍霸王”。居然也当上村小学的教导主任。以前连课都不兴备的他，开始要求老师们备好课。老师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搞得他下不了台。好在他还有个“上方宝剑”可借。说是上面要抽查，如不好好备课的，查到以后要罚款的。老师们讲归讲，课还是照样备的。而他呢，一当上教导主任，自己的课就排得少了。就腾出多余的时间干自家的农活，或者盯着学校那两个钱打小算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