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旧事，距离现在有些遥远了，但是，家乡的露天电影就像陈放的一坛老酒，储长的时间愈长愈醇愈历久弥香。因为在远去的苍白单调的乡村画布上，露天电影是永不褪色的一抹耀眼的亮色。
　　 在我清晰的记忆中，露天电影就像刚刚发生在昨天。我是说，尽管那时我还不谙世事的乡村少年，但是我多么渴望看到村庄以外斑谰的色彩，以此慰藉和充实我冷寂的心怀。于是，当获悉公社放映队在本村甚至邻村放映电影时，我总是乐此不疲地欣然前往。不光是我，如果本村放电影，村里人几乎倾巢出动，云集在生产队的大院内，但这样的机会就像从天而降的甘霖少得可怜。因为整个公社有数十个散散落落的村庄，每个村庄一个多月才能轮上一回，正因为奢侈而显得极其可贵，村里的人不大可能放弃这样绝少的机会，因为那场面人头攒动，人挨着人，其热闹温馨的氛围就像过大年似的。平日里乡亲们忙着田里的活儿，男女老少较少汇集到一起，而露天电影恰好给大伙提供了这个天然的聚首平台。
　　 当放电影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传播开来，最高兴的是村里的孩子们。他们央求大人早点做饭，因为填饱了肚子吃过晚饭后，就可以带上自家的小板凳，早早来到生产队大院占领有利地形了。有的孩子嫌带凳子麻烦，就随便找了截砖头垫在屁股下，其实这时距离放映的时间还早着呢！因为放电影的人还在队部里吃饭，生产队长自是好生招待，如果是寒冷的冬天，他们还可以喝到地瓜烧。说是放影队，实际上只是两条精壮的汉子。当他们拿着放影机械从队部里走出，天色已经朦胧了。一块洁白幕布在两个杆子中间悬挂了起来。如果有风，那幕布就像水面上的波纹起起伏伏。这时，看电影的人们陆续赶到，坐在中间的大多是孩子和妇女，围站在两边的多是成年男人。大家伙叽叽喳喳有说有笑的，像是赶墟。如果是好看的电影，邻近的几个村里的年轻人会从数公里外赶来，那场面就更气派了，将个生产队大院挤个水泄不通。当然，如果是秋冬时节，孩子们的口袋里鼓鼓囊囊的，装着几捧炒熟的葵花籽或爆米花，这样可以一边吃一边看电影。他们莫名的惊喜是城里的孩子无法相象的，之于乡村的孩子，看电影会给他们单调的生活注入一丝生机，而体验这种喧闹拥挤的场面，本身就是一种至极的快乐和幸福。
　　 天空终于彻底暗下来了，悬挂的幕布终于出现了精彩的图像，吵杂的人群就像接到谁的指令似的，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大伙开始屏心静气地看电影。之于素朴的孤陋寡闻的乡亲们来说，电影里的世界是完全陌生而新奇的世界，对他们有着充分的魅力和吸引力。有时放影员换片子或机器出现了故障，围观的人群不急不躁，只是又开始大声地说笑，孩子们则忙里偷闲，掏出口袋里的吃食往嘴里塞。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电影演绎的故事多半是战斗片和样板戏。村里人最喜欢的是硝烟弥漫的战斗片，譬如《地道战》、《小兵张嘎》和《南征北战》啦，伴随剧情的发展牵动人们紧张的神经。我记得放《英雄儿女》时，当战斗英雄王成拿着爆破筒冲入敌阵和王芳同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喜相逢时，人群里一片唏嘘，村里的一些妇女拿出手帕，擦拭夺眶而出的泪水……电影停下来的那一刻，少年的我抬头仰望乡村繁星点点的夜空，就像电影里呈现的色彩纷呈的境界，神秘、清新而有着无法拒绝的震撼人心的力量。电影散场后，生产队大院里一片空寂，人们带回了各自的梦想和憧憬回家，说不定今夜真的可以做一个好梦呢！
　　 记不清看了多少场露天电影了，只记得本村放的电影次数太少，便到附近的邻村去看。这样要走几公里的夜路，特别是散场后一个人回来，经过路畔荒芜的坟地时，难免心惊肉跳。但电影的魅力是无法阻挡的，它使一位文化贫血的乡村少年品味到了艺术的香醇。当然电影已是远逝的绚丽的乡村风景，现在家乡的人们几乎家家户户有了电视，足不出户就可以尽情品尝文化大餐，再不用天当床地当坑，受冷受冻，只是那种随意的牧歌式的观赏方式也一去不复返了。
　　
　　 说书
　　 同露天电影相比，听说书先生说书的规模就小得多了，但其魅力却毫不逊色。这样的事情一年最多一回，有时要等上两三年。因选择的是农闲时节，东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故说书的活动多在生产队的队部里举行。这是一种马拉松式的表演和讲述，多则一个月少则半个月，最多时房间里的人多得能挤出扉子，到了后来就稀稀落落的剩下了数十个听众，而年少的我则是其中一个最忠实的听众。
　　 当田里的庄稼归了仓，当鹅毛大雪席子般覆盖了一望无际的田野，当寒风一个劲地往脖领子里钻，家乡的人们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漫长的百无聊赖的猫冬时光。屋外天寒地冻，大人懒得出去，一家人盘腿坐在烧热的土坑上闲聊或打打扑克，就感到这样过日月的空寂和窒息，就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夜晚的时间尤为漫长，村里人无事可做，便早早躺下睡觉，那梦肯定是苦涩乏味毫无光彩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说书先生拄着一根纤细的拐杖从外村走来了。他是个令人同情的瞎子，因此手中的棍子并不是为了支撑，而是为了探路，他就是这样一路探寻着慢腾腾地摸进了我们村。村里就像一锅烧热的开水沸腾起来，一大群妇女和孩子将说书先生团团围住，那探寻的目光充满了钦佩和惊奇。人们议论纷纷，说这没眼睛的先生就是一本奇书呢！他一个人不用别人带领，是怎么走进一个又一个村庄的呢？众目睽睽之下的说书先生知道大家伙在端详自己，便满脸的笑意，只是那眼窝深陷，没有一丝涌动的光泽。他背着一个书包和一把暗红色的二胡，默默无语地站在村街，他知道自己的到来，将给人们带来不少的满足与快乐。
　　 说书先生像贵客似的被请进了队部，生产队长是一个铁杆的听书迷，对说书先生的到来自是满心的欢喜，便满口应称下来。谈到报酬，队长用商量的口吻说一个月下来，最多给个十块八块的。但说书先生并不计较，说只要有地方住有饭吃就行了。事情就这样顺利地敲定了，他被安排住在队部，伙食由保管员负责，一日三餐都是高粱米饭，一块豆腐和一碗水煮大白菜。这样的规格在那艰难的年代是相当奢侈的。
　　 翘首以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到了傍晚，村里人三三两两地向队走去，将个偌大的房间塞得满满的。人们大多盘腿坐在土坑上，有时人多，屋的两侧也站了不少听众。屋中央的空地上，是留给主角说书先生的。这里摆着一张旧书桌，一把旧椅子，还有暖瓶和茶缸。等人到的差不多了，说书先生由保管员领了进来，他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面对吵杂喧闹的人群，他好像有明察秋毫和洞穿世事的超常本领。说书先生的开场白通常是在“呱嗒呱嗒”悦耳的竹板声中进行的，人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伴随说书先生舒缓有致声情并茂的讲述，听众立马进入了书中的世界，仿佛听到了远古年代勇士们在疆场上浴血搏杀的激烈场面。讲到关键处，说书先生不知是嗓子有些哑了，还是手腕摇酸了，亦或是故意卖了一个关子，他稍稍停顿了一下，饮了一口水，便慢悠悠地拉起二胡来，那音儿怪怪的，就像说书先生自己坎坷不平的命运，但却紧紧揪住了听众的心。时至夜半，有人哈欠不止，说书先生就来了一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再说。便从容地收了场，但这样的节目还要进行许多夜晚，只是听众愈来愈少了。有时停电，保管员就在旧书桌上燃上了煤油灯或蜡烛，房间里光线柔暗了许多，灯光闪闪烁烁，这样的氛围显得神秘莫测，似乎再适合不过说书的场景了。其实说书先生说唱的，不过是古书里的事，诸如《封神榜》、《三国演义》和《隋唐演义》啦，但他并没有照本宣科生搬硬套，而是经过了一翻再创造，将活灵活现的书里的世界勾勒了来，所以说书先生应该是穿梭于村庄之间无法登大雅之堂的民间艺术家。及至长大成年，我涉猎了许多的中国古典文学后，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说书先生说的和书中的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的以讹传讹，有的顺序倒置，有的竟是说书人的杜撰！但我并不想责怪说书先生，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看书，他们只是凭了惊人的记忆从同样命运的师傅那里传承说书的本领，其中的失误在所难免。
　　 印象最深的是说书先生赵瞎子。赵瞎子同别的说书先生不大一样，他戴着一副墨镜，将深陷的眼窝藏在镜片后面，一身褪色的旧军用棉衣，穿在他纤弱的身体上格外挺刮潇洒，因此显得温文尔雅城府不浅。据说赵瞎子父母双亡，自小就是无依无靠的孤儿，是省城沈阳一位姓郭的先生收留了他。郭先生也是一个瞎子，是享誉省城的响当当的说书先生。这样子承父业，赵瞎子就成了游走四方的说书先生。按赵瞎子的话说，他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衣，这种飘忽不定的民间艺术的生活，无疑有着诸多的难言之忍。但我不认为他是靠卖艺为生而乞讨的盲人，像所有的说书先生一样，赵瞎子是高贵的，因为他有意或无意地充当了传播民间文化的角色，给沉寂贫寒的乡村和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送去了一抹撩人的亮色与隐藏在内心深处无法实现的梦想。所以，一想起说书先生，我就对他们肃然起敬
　　 于是我的脑海又浮现出说书先生艰难行走在乡村土路上的生动画面，他们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在飘泊不定的旅程上，寻找和发现属于民间艺人的人生归宿。而手中纤细的盲杖就像在风中起舞，就像工兵手中的探雷器，那种探寻和戳戳点点行走的姿态，我是没有理由忘却的。
　　
　　 过年
　　 跨过腊月的门槛儿，年关就近了。村里的孩子开始掰着手指盼过年。其实过年不仅有好吃好喝的，还有许多更有意思的盼头。正是这些美好的盼头使乡下孩子从睡梦中都乐出声来……现在，远离故园业已人到中年的我，自然对历经的往事历历在目，尽管有关过年的记忆有些杂乱不堪，但我还是可以如数家珍，将过去的一切一一打捞出时间的水面。我是说，在艰难岁月中憧憬着过年，是一种很好的快慰的享受。好象苦了一年的乡下孩子，就是为了过年而熬过一个个沉重清贫的日月的。
　　 进了腊月二十前后，沉寂的村庄开始热闹起来，家家户户开始宰杀年猪了。可以这么说，过年是从杀猪开始的。印象中家里杀猪总是请老实厚道的张大爷，别看张大爷上了年纪，可是全村出了名的屠夫。腊月某一日的早晨，张大爷提着尖刀穿着围裙来了，父亲早已把桌子放在了院中央，母亲一边烧开水，一边到猪圈把肥猪赶出来。母亲在地上撒了一把苞米，趁猪埋头吃苞米的时候，张大爷和我父亲猛地把猪掀倒在地，各自抓两条猪腿用麻绳绑个结实，然后抬到了方桌上。当张大爷霍霍磨刀的空当儿，母亲对养了一年的猪有些不舍，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肥猪肥猪你别怪，你是饭桌上的一道菜，今年去了明年来。张大爷把锋利的尖刀插进了猪的脖颈，母亲把脸盆放在地上接血，伴随猪的一声声嚎叫，那鲜红的血喷涌而出。为防止猪血凝固，母亲不停地用筷子搅拌。猪杀死后，便抬到了灶台浇热水褪毛，一头肥白的猪身在热气腾腾的雾气中显现出来。接下去就是给猪开膛破肚了，两半猪肉红白有致地摆放在方桌上。张大爷一边倒肠，一边和父亲拉呱，满脸的欢笑和自豪。按照当地的习俗，家里不但给张大爷割了两斤猪肉以示搞劳，还要请他吃丰盛的晚餐。猪肉自是卖了大部分，剩下了一小部分和猪下水。而孩子们不错眼珠地目睹了杀猪的全过程，盼着晚饭早点到来。乡下人一年到头很少吃到有油水的东西，现在杀了猪，自是要饱餐一顿，用油水润润委屈了一年的肠胃。晚饭家里请了客，要摆上好几桌，请的多是村里的亲戚和左邻右舍，几十号人盘腿坐在热炕上吃饭，那气势热烈而又融洽。当母亲把香喷喷的肉煮白菜、肉煮酸菜和蒸猪血依次端上桌时，我早已馋得流出了口水，忙不迭地伸出了筷子。大人们坐在一块并不忙着吃东西，而是有说有笑地聊今年的收成和来年的打算。成年男人还要小酌几盅，那被酒精烧红的脸写满了惬意和快乐。
　　 整个腊月，最忙碌的莫过于母亲了。她把猪肉、豆腐和做好的年豆包陈放在耳房一个很大的皮缸里冰冻，这样丰盛的年货几乎可以享用一个正月了。除此之外，母亲还马不停蹄地赶做新衣和布鞋。在我们那里，有一个既定成俗的习惯，纵使平日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这年还是要过好的。倘若哪一家过年没杀猪，家里的孩子过年没穿上新衣，一家大小在村里就感到很没面子。
　　 盼着盼着，这年就真的到了。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孩子们跑到屋外的雪地上放了几挂鞭炮，便奔回屋吃母亲煮好的水饺了。一家人围坐在方桌吃年夜饭，每张嘴都慢嚼细咽，因为母亲在饺子里放了一枚硬币，她说谁吃到了明年谁就最幸福。结果令人沮丧的是藏有硬币的饺子不是被姐姐吃到，就是被妹妹吃到，我每一年都没沾边儿。
　　 大年初一有一个小插曲，似乎同过年的气氛不大吻合，但虽有很强的政治性，整个场面却充满浓郁的喜剧色彩。早晨村里人带着碗，到生产队大院里忆苦思甜。生产队长扯着破锣般的嗓子说了好一阵子，但大伙儿并未认真听，而是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立在院中央的那口热气腾腾的大锅上，一个精壮的汉子正在用铁锨搅动一锅粥呢！锅底下不时漫出绛红的火焰……终于吃粥了，每人舀了一碗，哧溜哧溜地吸到了肚子里。回到家，面对香喷喷的饺子已经没有多少胃口了……现在，尽管我知道忆苦思甜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但其意义却是深远的。通过甘苦的比照，你会明白今天的快乐和满足，而不是让欲望的怪兽在内心毫无节制地狂奔。
　　 在正月，村里人显得特别和气与宽容，纵使平日闹过别扭有过磕磕碰碰，在街上照了面也会打个招呼相互笑脸相迎。过年大人们高兴，孩子们更高兴。大年初一穿着母亲缝做的新衣，就急匆匆地往外走，走路感觉整个身子轻飘飘的。到了爷爷奶奶家，就跪下虔诚地拜年，爷奶的核桃脸乐得皱纹更深了，便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找出三、五角的压岁钱给孙子或孙女。孩子便撒欢的跑开了，用手捂装了钱的衣袋，感觉自己像个大款。初三一过，就央求母亲到姥姥家走亲戚，这样说不定还可以得到几角压岁钱。乡下孩子会用这些钱到供销社买几枚甜甜的糖果。要知道，村里的孩子一年中只有过年时口袋才有钱，平常若想向父母讨要一分钱都很难。
　　 好戏还在后头。正月里公社组织的高跤队，总会到村里耍几趟。听到了一阵密似一阵震天价响的锣鼓声，人们就知道高跤队进村了，于是大伙儿纷纷到街上驻足观看。那年轻的小伙子姑娘，个个神气十足，光彩照人，脚下绑了一尺多高的木棍不说，还穿了鲜艳的古装绸缎，脸上扑了很多胭脂粉，让人看了感到滑稽可笑。高跤队一边扭一边唱，把个村庄弄得热热闹闹，把过年的气氛弄到了高潮。在我的印象中到了正月十五，姐姐就把漂亮的剪纸贴到了门板上，年画把屋墙贴得琳琅满目。父亲则精心制作了一个灯笼，外面贴了一层红纸，里面放了一根蜡烛，于天擦时挂在院子的梨树上。在这天寒地冻的冬雪之夜，那灯笼看了让人心暖，就好像真的有一颗吉星，保佑着庄户人的岁岁平安呢！
　　 然而，无忧无虑快乐如饴的正月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春天的脚步声就近了，庄稼人对将开始年复一年的劳碌和挥汗如雨，如果遇上丰年还好，倘若是灾年，就真的青黄不接，搞不好还要到地里剜野菜爬树上摘榆树钱吃……不论如何，前面还有一个又一年过，这辛苦的日子总算有了奔头。
　　 现在，过年一年一年淡了，这使我更加缅怀艰难岁月过年时的情形。我想，像所有从乡村走出来的人一样，在客居城市的驿站，总会频频回首，满怀深情，直到温馨的年味从岁月的深处漫溢而来。（约595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