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总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酝酿很久也没有动笔，只是觉得我的笔很笨拙，永远都写不出母亲的伟大来，那样岂不是愧对母亲，于是便觉得不如不写。
　　 终于有了机会，我可以写写母亲了，灵感源于今天回家和母亲的一次畅聊。和每次回家一样，午饭后我躺在母亲的身边，用心地听母亲讲那过去的故事，不同的是这一次比每一次都认真，母亲的话字字句句印刻在脑海里。听着、赞着、回味着……仿佛看到了母亲年轻时候的身影，那个年轻的美丽的模糊的影子逐渐在我眼前清晰可辨，竟然成了一位革命的英雄的母亲，这绝对出乎我的意料。
　　 我很庆幸，89岁的母亲竟然思维敏捷记忆清晰，从她的童年讲到青春，从她的学生时代讲到革命生涯。母亲讲得认真，我听得仔细，身边的父亲还不时地插言补充。我惊呆了，哪里是来给母亲过节啊，简直就是二老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真实的革命史课，让我的心灵得到了一次震撼性的洗涤。原来书本里、电视上、电影中看到的镜头以及一次次听老革命家讲述的故事，竟然是父亲母亲的亲力亲为。我想，不仅仅是我的父亲母亲，而是那个年代的父亲母亲的革命生涯的历史写照。
　　
　　 一、快乐无忧幸福的童年
　　 母亲的坚强源于不平凡的艰苦生活的磨练，而母亲骨子里的傲气和品行却是家族的遗传。
　　
　　 童年的母亲，是在她姥姥家度过的。那时她姥姥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财主，究竟这个“大”有多大，可能母亲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她说她姥姥家的果园，她从来没看到过边，不管她们怎么走，怎么跑，都是一望无际，这大概是童年的记忆吧。或许就像蚂蚁的世界看到什么都是庞然大物一样！管他有多大呢，反正没给母亲留下一分田的遗产，倒是那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和一些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足够母亲一生受益。别说母亲，就连她舅舅们谁也没要那些财产，后来她的舅舅们都弃商从戎纷纷投入了革命的洪流，成了革命队伍中的高干或高级军官。母亲说最高级的官员是省部级，最大的军衔是军级，当然这都是若干年以前的事情了，至于我赶上没赶上都难说了。因为那毕竟是母亲的舅舅们，也就是我的舅姥爷们，离我太遥远太遥远了。
　　 母亲的姥姥家，家大业大，院子大，孩子大人也多，不管是嫁出去的姑娘，还是生下来的孩子们都舍不得离开院子，再加上雇佣着许多长工，所以家里到底多少人母亲也说不清。孩子们享受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待，吃的用的穿的住的，都优越得很，物质的丰厚培养了孩子们自信和高傲的性格。但孩子们在这受的教育绝对是一流的，母亲的姥爷对长工们特别和蔼，说园子里的事情都是靠他们干。这些长工除了帮着干活外，感受到更多的是主人的善良和款待，家里的大事小情，家人的有病生灾，主人都会处处关照，事事关心。当然这些并不用主人亲自过问，而是交给管家处理。长工们对主人也是感恩戴德，用心用力干活，从没有觉得有受剥削受压迫的感觉。所以母亲姥姥家的事业越做越好，买卖生意也越做越大。母亲姥爷对家里的孩子们则很严格，能上学的都送去学校，不上学的孩童也都培养许多规矩和待人接物的礼仪。母亲在她姥姥家感受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和睦气氛，接触到的人人平等的和谐关系，接受的是严格的家规家训。这样长到11岁，到了上学的年纪。被送到了当地的女子学校读书，同时也给她定下了终身大事，那时父亲母亲都是11岁，我姥爷和爷爷是邻村的，两个人一商量就定下了我父母的一生幸福，那些年，那些事，就那样。
　　
　　 二、依依不舍的学校，不忍放弃的学业
　　 母亲的二舅是商人，带着母亲的父亲一起经商，所以母亲虽然身在农村却没有做过田里的苦活，过着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她在姥姥家受益最深的是二舅送她去了当地唯一的一所女子学校，在学校里学到了许多知识。可惜的是这个女子学校在母亲二年级毕业的时候就搬家了，变成了男女合校的完小。更糟糕的是合并后的学校母亲和父亲同在一个学校就读，这大概是犯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大忌，所以母亲不得不被姥姥终止了学业。让母亲终止学业的原因还有后面两个事故，尤其是后面那个，我听后差点笑没气了，真是太滑稽了。
　　 事故一：母亲和她表姐的大女儿（我叫她大姐，现在新疆喀什）在一个班，俩人虽然辈分不等，但却是好朋友。有一天上课外活动，我大姐拉着母亲到了活动室，看到一群男女生围着棋盘子看两个人下棋，其中的一个背对着母亲，穿着粗布大褂（母亲说，那个时候穷孩子才这打扮，有钱人家的都是穿制服），母亲错把他当做班里的一同学。当母亲看到另一个下棋的同学偷偷把对方的马扒拉到桌边的时候，母亲用手碰了碰男生的胳膊，示意他的马离开桌子了。那个人一回头，母亲吓了一跳，顿时满脸绯红，羞得无地自容，急忙跑了出来。母亲的举动恰巧被他们村子一女生看见，回家就和我姥姥学舌，并添枝加叶无中生有，说母亲扒在父亲的背上看父亲下棋。姥姥一听，这还了得，气急败坏地训斥母亲，母亲百口莫辩，为了读书，只好哄着姥姥，让她继续上学。
　　 事故二：年终了，学校举办新年联谊会，各班都在准备，教师和学生们自编自演小节目。母亲是班长，带头参加节目演出，班主任还把姥姥请来观看母亲的演出。当时母亲演出了三个小节目，一个是短剧《残余的势力》，剧中，母亲女扮男装，扮演一名有志青年，冲破传统势力，勇于和家族挑战，扔下了万贯家业依然走上了革命道路。另两个是表演唱，一个节目叫《卖花词》，一个叫《落花流水》。母亲说着还给我哼哼起歌曲来，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母亲唱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俨然回到了童年时代。让人搞笑的是由于学校经济条件很差，校长独出心裁给女学生们用皱纹纸做的裙子，女生们穿着纸裙子连蹦带跳，连演带唱，不免有的地方撕碎，裸出嫩嫩的白肉。当然，这要在这个年代也没什么，里面穿的是背心和有腿的内裤，但在那个封建的年代，女孩子怎么能露肉呢，一下子被台下的姥姥看了个正中。回到家里简直不能忍受地恶狠狠地说：这样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伤风败俗，成何体统。虽然那个时候母亲只是个3年纪的学生，但她已经是和父亲定了娃娃亲的人了，所以为了大人们的颜面，母亲不得不离开了她热爱的学校，放弃了她全班成绩第一的学业。二舅看中了母亲的才华，多次给母亲求情，但对于那个封建残毒很深的姥姥来说，二舅的苦口婆心也就变成了对牛弹琴。
　　 母亲退了学，便跟着姥姥学女红，母亲说她不仅学习成绩好，并写得一手好字，做起女红来也绝对是好手艺，为此深受姨妈的嫉妒，唯恐母亲让姥姥的宠爱集于一身，抢了姨妈的一半去。
　　
　　 三、无奈的婚姻六年的空房
　　 1943年正月，还不满16周岁的母亲便嫁给了同龄的父亲。和母亲家比父亲家显得寒酸许多，母亲从来没穿过父亲穿的那种粗布衣衫，所以从上学的时候母亲就不看好父亲，也不看好这门亲事，但她依然从就了这门亲事。尽管退学后班主任多次来家找她，要带她走，母亲终因和父亲已订婚为由拒绝了班主任的好意和盛情，母亲明白，班主任的弟弟和母亲同龄，她对母亲那么好一定是有目的的。
　　 让母亲没想到的是家境寒酸的父亲家不顾母亲娘家人的反对，竟然用篷车来接新娘。那个时候像样的人家都是用轿子来抬新娘的，二舅说轿子钱他花，不用爷爷管，但固执的爷爷最终还是选择了篷车。没有风风光光地把女儿嫁出去，这让当时姥姥家的人丢尽了面子，就这么把家里最小的女儿嫁了出去感觉很窝囊。更让母亲没想到的父亲竟然非常抵触这门婚事，为了抗婚，父亲依然投入了抗日洪流，把新婚的妻子留在家里，独守空房，一扔就是6年。
　　 这6年，母亲没有埋怨过父亲，她对这门亲事也是百般的不满，所以一切就由着父亲。倒是奶奶的刻薄，姑姑的刁蛮，让母亲过门后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气，也挨了很多累。但母亲的适应能力极强，过了门她就放下了大小姐的架子，跟着奶奶下地干活。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裳，干的是牛马一样的活，受的待遇是长工都不如的待遇。奶奶的“简朴”，让母亲“刮目”。母亲说每遇到家里没有农活的时候，奶奶就赶母亲回娘家去住，母亲走了，奶奶就会改善下生活，做些好吃的赛过过节的饭菜。
　　 母亲在娘家惯了，从来没拿着东西当过好的，就连出嫁时的陪嫁——金银珠宝都没放在眼里，以至于出现了“被盗事件”，母亲的泰然处之和一笑了之的态度，让奶奶和姑姑着实地无地自容一番，再一次领教了母亲高尚的品格，那是她们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
　　 那是解放后，第一次运动复查，各地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利归农会，热火朝天。奶奶知道母亲娘家日子过得好，估计母亲肯定有一些值钱的陪嫁，就对母亲说：你的金银首饰都藏起来吧，要不被抢了多可惜呀？母亲觉得奶奶说的也有道理，尤其是他和父亲都曾是村干部，怕成为复查的对象。于是，找了一个精美的陶瓷罐，把东西放进去，然后盖上了盖子，在奶奶的“监督”下，深埋在院子里。过了些日子，一切归于平静，各家各户过上了差不多的生活。母亲才想起那罐东西，结果罐子挖出来了，里面却是空的。在一旁看热闹的奶奶和姑姑看母亲把罐子挖了出来，都凑过来看，一看啥都没有，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母亲。母亲看了一眼奶奶和姑姑那神色，心里啥都明白了。她淡淡地笑了笑，用手拂去额前的汗珠，说了声：没什么的，就当是分给穷人了吧！谁用都是用。奶奶和姑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满脸羞涩难以掩饰，仿佛一下子在母亲面前矮小了许多。若干年后，我们去姑姑家拜年，都亲眼看见过那些金牛、玉兔、首饰等，回来告诉母亲，母亲说她早就知道了，因为是奶奶亲眼看着埋在地下的，别人是不知道的。母亲说，奶奶去世后东西全部给了姑姑，就连被褥都被姑姑用车拉走了，但姑姑家的日子一直也没我们家过得好，姑姑也没有母亲享福，所以那些金银首饰没多大作用的，有它发不了财，没它受不了穷，只有靠自己的勤劳奋斗才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1949年解放后，父亲才回到家里，开始和母亲过正常的日子。期间，父亲曾好言相劝，也曾企图实施暴力，不管他怎么做，母亲就是不答应他的离婚要求。母亲说，这门亲事婚前她拒绝过、反抗过，但都无济于事，于是母亲从嫁给父亲的那天起就铁了心，认命了。“活着是你家人，死了是你家鬼，打死也不离婚，不为别的，嫌丢人现眼，被人瞧不起。”就这样，母亲成了父亲的“如来佛”，他怎么逃也没有逃出母亲的手掌心。就连父亲原本计划好的一次逃亡，想去投奔时任唐山专属的一个领导。可这个人竟然是母亲的表姐夫，可见父亲的这份无奈和服气是可想而之的了。
　　
　　 四、革命的母亲，英雄的母亲
　　 母亲的勇敢从容难以想象，母亲胆大心细让人折服。
　　 面对日本鬼子，母亲毫无畏惧。
　　 一日，村子里来了日本鬼子，并且住进了我家隔壁的一个有钱人家。村子里的保长向各家各户要被子给日本人盖，母亲结婚的新被子也被拿走了，尽管被面是粗布面料，但那也是新的，尤其是给日本人，母亲一万个不愿意，但一个女人家，那是无能为力的。母亲说，这些人特土匪，他们走的时候各家各户去拿被子，结果新被面和好的被面都被扒走了，柜子里剩下一堆被套，弄的都不知道哪个是谁家的了。
　　 更可怕的是那晚，突然有人敲门，当时姑姑和隔壁大姐陪着母亲一起睡觉。大家听见外面是个日本人，叽里咕噜说着日本话，这可吓坏了姑姑和隔壁大姐，她们躲进门后缩成一团，而母亲却泰然自若去迎接。但一直没听懂那个日本人想说什么，母亲想他一定是想要什么，于是除了摇头就是摆手，意思是没有，不……等否定的回答。不一会那个日本人就走了，她们三个才安静地睡觉了。我开玩笑地说：那个日本人是问你，花姑娘的有？见你摇头摆手加以否定，他就没趣地走了。父亲在一旁笑了笑，摇了摇头。父亲总是这样金口玉言，从不多说一句话。父亲的讷言和母亲的健谈形成鲜明的对比和互补，他们俩过了一辈子的日子，都没有一句共同语言，这一直令人费解。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内战开始了，父亲又加入了担架营，为48团负伤的官兵们抬担架救护伤员。母亲被推举为村妇女主任，为解放军做军鞋送军粮，在后方支持解放军。
　　 这一天，母亲正在织布机上忙活，家里突然闯进五六个荷枪实弹的中央军，领着他们来的是“伙会儿”（当时称本地为国民党服务的人）。如果没有“伙会儿”带领，中央军是不知道谁家的状况。这几个人没看母亲，把院子里干活的爷爷叫了过来，对爷爷呵斥说：你知道“抗勤”（抗战期间与共产党联系的党员，每个村都有个抗勤人员）是谁吗，他在哪里？爷爷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当头的军人拿起长长的带刺刀的枪就朝着爷爷狠狠地砸了几下。母亲见状，忙离开织布机制止了他们。母亲不慌不忙，从容不迫，用慢条斯理的语气说：“你们不要打了，我爹不知道，我知道。你们找谁，我来告诉你们。”说着走到了他们的面前。还是那个当头的问母亲：你知道村里的“抗勤”是谁吗？他去哪里了？母亲不紧不慢地反问：你们是找以前的还是找现在的？那人回答：以前的。母亲说，以前的老抗勤是我丈夫，他不在家，出去卖花生去了？其实母亲一看“伙会儿”领着来的，估计他们是知道父亲的身份，不然“伙会儿”也不会领到我家来。但母亲也明白，父亲跑到哪里去了，她自己都不知道，更何况他们呢？于是急中生智找了个很合适的理由。为了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话，母亲又带他们去了下房的仓库里，看到屋子里堆积的花生，他们才相信了母亲的话是真的，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花生，点了点头。又问母亲：你们村的妇女主任是谁，她在哪里？母亲镇定自若，回答如流：王金芳，听说你们要来，她早跑没影了，家里人都找不到她。大概他们知道妇女主任跑了的消息，只是找母亲核实下而已，也没深究，就离开了。这个妇女主任是真的跑了，之后母亲接手了妇女主任之职。
　　 我问母亲，面对荷枪实弹的军人，你就一点也不害怕吗？母亲说，那个时候好像不知道害怕，看见日本鬼子都没怕过，更何况是国民党军人了？我对父亲说，爸爸，看见没，母亲天生就是个英雄料，这样的女人你还想甩呀，能甩掉吗？父亲是不苟言笑的人，七个子女中也就我这个女儿敢和父亲调皮，其余子女看到父亲脸上的笑容都是非常难得的。父亲笑了，说了句：缘分是天注定的，怎么打也打不散的。
　　 1948年，48团打败了中央军，本地解放了。临走前，村干部拿来从北杨各庄财主家抢来的一块绿色绸缎和红色花边，让母亲做两面锦旗送给48团。母亲清楚地记得，那两面红花边绿色底面上各绣了四个红色大字，一面旗上绣的是“英雄魁首”，一面旗上绣的是“战斗英雄”，送给了48团团长刘守任。母亲的活儿做得既快又好，让村干部和团长点头称赞。
　　 1958年当五联村成立缝纫厂的时候，母亲当之无愧地被推举为厂长。为人们做衣服，挣的钱给村子，然后村里给母亲记工分。到1961年，姐姐快出生的时候，母亲才辞去了缝纫长厂长职务，回到家中。
　　 ……
　　 母亲的故事，讲一天也讲不完，我只是摘录了几个革命片段，来纪念这个过得最有意义的母亲节。
　　
　　 在我眼里，母亲永远是最伟大的化身。而我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正地了解了母亲的过去。我看到的只是母亲的辛劳和付出，却不了解母亲的烦忧和困惑；我听到的只是母亲的唠叨和埋怨，却不了解母亲的内心世界。几年来，我们单位的工作一直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寻找革命母亲的活动，却原来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位革命母亲。我真是太心粗了，心粗得有点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