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我国华夏先民最早群居之地，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亳州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散布着许许多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它们坚韧画出了我们华夏祖先在历史深处挣扎图强的痕迹。5000年前，生活在亳州这片土地上的华夏先民已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点燃了人类最早的文明火炬。
　　 “亳”字甲骨文为“亳”。《说文大字典》解为：“商汤所都，京兆社陵亭也，从高省乇声”。“乇”《说文大字典》释：“原义草叶也，从穗，上贯一，下有根，象形”，读作“zhe”，由此可见，亳的本义为生长着茂盛庄稼的高地，商初水害和粮食是涉及到国家根基的两大问题。因此那时代所选建都之地必然是肥沃的高地。
　　 4000多年前，亳州曾是黄帝曾孙帝喾（高新氏）的国邑。周初是神农氏后裔的封地，置焦国。3700多年前，商汤建都于亳。春秋时期，焦属陈国。陈于此建焦城，后楚灭陈，筑谯城。谯夷所辖区域扩大到苦、蒙及周边地区。秦时置谯县，属砀郡。汉时先后属豫州、沛国治。建安末年设谯郡。魏皇初2年（221）封谯郡为“陪都”，与许昌、长安、洛阳、邺并称“五都”。西晋时，谯是谯国治所，北魏正始4年（507）为“南兖州”治所，北周大象元年（579），改南兖州为亳州，治所不变，亳州之名始于此。隋大业3年（607）又改亳州为谯郡。唐武德4年（621），谯郡更名为亳州，为“十望”州府之一。元至正15年（1355），刘福通起兵反元，拥韩林儿在亳州称帝，建“宋”政权，以亳州为国都。至此亳州正式成为“三朝”古都之地。
　　
　　 【擦亮古老的中华文明】
　　 亳州，按古天文历志，占尽天时地利。星分大火，宿为房心，阴阳气生，云汉始终。这里土壤肥沃，百物以蕃，体视伟邦，境大货穰。自古就有“江北胜地，南北腰膂，淮西都会，中南锁钥”之称。千百年来亳州雄视伟邦，物华天宝，圣哲流芳，钟灵毓秀，英豪间出。
　　 历史记载，我国最早的农耕文明原发生在中原大地主要河流的上游。早期多游牧，常“逐水草而居”。黄河中下游地势低洼，极易发生水患，因而，最早的部落在建都时大都选择在黄河上游的高地，所以，扼河洛上游、占地势形胜的长安、洛阳很长时间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人类对水患的认识与治理，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原之地，因为千里沃野的“膏腴”，最终成为各部落酋长追逐的美丽之“鹿”。
　　 亳州北接黄河，南襟江淮，涡河贯通黄淮，沿涡数百里一马平川，土地肥沃，平垠丰饶，是农耕文明的最好平台。这样的地理位置，无疑是先民理想的居住之地，自然是文明诞生的摇篮。
　　 有文字记载的半原生态奴隶社会夏朝，经过不太长的战争，就被商所取代。夏桀之所以不断征战江淮，就是因为江淮平原富庶的物产令人觊觎，而商汤就是在这样的丰富物力的支撑下，借民心之力，最终打败了夏桀，建立了“汤朝”。
　　 商汤的发迹之地，史书称之为“亳”，孟子所述“汤都于亳，与葛为临”是也。
　　 曾为汤都，又处中原腹地，在长期的农耕文明时期，文化符号得以大量产生，文化遗存、历史积淀非常深厚。四五千年来，亳地文化一如涡河汤汤，奔腾不息，汇江纳溪，拥簇成浩瀚的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海。
　　
　　 【孕育老庄道家文化】
　　 老子，姓李名耳，公元前571年生于楚国苦县濑乡曲仁里（今亳州涡阳）。从历史沿革上说，老子生于涡河流域的“亳”地，是可以断言的。老子做过周朝的“柱下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有机会大量阅读王朝典籍，对周朝之前有较高程度民主的联邦制度所创造的社会和谐非常欣赏。及至战争降临，生灵涂炭，饿殍满地，老子感怀满目疮痍，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作了深入思考。出于对“刚性”战争的厌恶性反思，他提出“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在其篇幅不长的著作中，用不少篇幅反复论述“柔”的功用，“齿之至刚也，舌之至柔也，舌存而齿亡”（见《庄子集注》）；“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道德经》）、“上善若水”表达了极高的处事修养，这些柔顺处世的原则，构成东方文化含蓄、谦抑、内敛的主要色调。不管是东方式的逊和，还是儒家的中庸，几乎所有东方人的处世之道，都被老子李耳用一个框子框定了，其内核，被东方文化奉为圭臬——尽管有很多的叛逆者，但最终也没能逃出老子的藩篱。
　　 以“道”为内涵的涡河文化，在春秋直至战国这样一个没有明显断年的时代里，成为历史星空里一团耀眼的星云，在华夏大地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形成含蕴深厚的“亳”地文化。它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天命之年的孔子曾带弟子从黄河岸边出发，穿过几个国家，专程到涡河之滨向长自己23岁的老子请教“周礼之事”。这一次的谈话对孔子极其震撼，以至于这位颇为自负的大教育家慨叹道：“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这里，孔子对老子是推崇备至的，等于说自己无法望老子项背，真的有“高山仰止”之感。
　　 孔子之外，应当还有不少的学者与老子交流，这在其他学者的著述中，可以觅到老子哲学的影子。
　　 老子创立、奠定道家学派滥觞了中华民族本土主流文化的溪流。
　　 中华文化发展至秦汉，主流基本是道、儒两家，汉初的治国方略，仍以黄老学说的清净无为作脊骨，汉武帝时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世帝王，表面以儒家“仁孝”治国，而内里几乎全部奉行“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金科玉律。至东汉，汉明帝出面，请来了佛教，经过与中华文化的冲撞、融汇，变成了“中国佛教”，就此，构成了中国文化道、儒、佛互相渗透、互相依存、鼎足而三的格局。
　　 至战国庄子出，亳州文化达到道家文化的顶峰。庄子，名周，是战国中期宋国蒙地（今亳州蒙城）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庄子一生隐默无闻，却著述甚丰，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艺术领域都有极大的影响。老、庄与孔、孟共同构成了国民精神的源头。一部《南华经》，使“道家”文化走向成熟，影响巨大而深广。就此，东方神秘文化的气息，一直延续在中国，影响在西方。神仙文化的因子，一直影响中国几千年。到了汉代，道教创立，不仅刺激了养生学的发展，随着魏伯阳《参同契》的问世，道教的“内丹”、“外丹”学说逐渐昌明，尤其是外丹的炼制，促进了化学的发展，萌生了现代科学的芽孢，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
　　 战国之前，文字和著述，是王室贵族的专利，平民没有受教育以及读书识字的权利，那时候，几乎没有学者以个人的名义著书立说。古人认为著作是非常严肃的事业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官方除了布告、诰文之外，禁止个人发表文章。即以孔子为例，学识不可谓不博，思想不可谓不邃，但仅仅编辑了一部《诗经》，修订了一部《春秋》而已，一部《论语》，还是学生们回忆的只言片语。老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在西出函谷时，被关令尹喜强留著书，不得已，才写下一部《道德经》，五千字而已。但这五千言却对后世著作产生重大影响，自兹，学者的个人著作开始繁荣起来。诸子十三家，都有著作产生和流传，这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无疑是划时代的。
　　 亳文化自此，日益昌隆，光耀流芳，泽被后人。
　　
　　 【培护滋养建安文化】
　　 东汉在外戚、内宦的“揉搓”下，王气已尽，大厦将倾，匈奴的虎视眈眈，更成为动摇汉王朝的飓风。这时，赶上了大的旱灾，饥饿的民众在“五斗米”的期望中，爆发了黄巾大起义，汉王朝风雨飘摇，军阀割据的局面，无可挽回地形成了！
　　 亳籍英雄曹操，乘势而起，于风云际会之时，横槊赋诗，北定中原，成就了大业——关于曹操的事业，不少后人认为他的成功得益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其实并未说到本质，试想，当时刘家王朝如果还能令动诸侯的话，哪里还有“诸侯割据”？是曹操东征西讨，剪灭群雄，延续了刘汉余荫，诚如曹操自己所言：“天下若无曹操，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上，曹氏父子使汉家江山多存活了几十年，如此而已。
　　 与偏安一隅的吴、蜀相比，汉献帝刘协“统治”的区域要广袤得多，中原地区本来文化较为发达，经过几十年的动乱，人心思定，相对平安的环境，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时，深受涡河文化熏陶与滋养的曹氏父子身体力行，提出“文章者，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铸炼了千百年文坛不朽的建安文学。
　　 撇开政治、军事不提，曹操对文化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用功不懈，史称，“登高必赋，对景必诗”。他的诗苍凉雄浑，风骨凛然。更为重要的，由于他的倡导和搜罗使用文人，思贤若渴，握发吐哺，他身边拥有一大批著名学者，人才之盛，蜀吴难以望其项背。
　　 大体说来，曹操父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有两个大的方面值得称道。
　　 “建安体”文本扭转一代文风。曹操创作的大量“乐府”，首先关心的是人民的生活状态，有些句子，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如“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之类，流露出的是一种深沉的反战思想和对人民不幸遭遇的同情。这些关注民生的诗文，厚重苍凉，成为“建安”时期的文化主调，一扫后汉的浮玄，开创了一代文风，被誉为“建安风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直到唐代，李白还称赞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三曹”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空前。
　　 曹操不说了，曹植的才思对华人的影响，千载不衰，也是无法计算的，《洛神赋》成为不朽的经典，《白马》诸篇，亦是脍炙人口。但就对文学的贡献而言，曹丕的成就似乎更为突出。这位“子桓”先生开了两个先河。一个是为“七言诗”举办了奠基大典。他创作的七言诗《燕歌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七言古诗，它对南北朝、乃至唐代的格律诗的成长，起到了诞生和催熟的作用。曹丕对七言诗的贡献当得起“功不可没”四字；第二是曹丕完成了从文化到“文学”的升华。魏晋之前，文学仅仅是文化的附庸，并没有自己的位置，曹丕完成了《典论》，其中《论文》一篇，第一次把文章称为“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自此，文章成为中国人追求不朽的“三件大事”之一（立德、立功、立言）。
　　 鲁迅先生称建安文学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就此，“文学”从“文化”中脱胎而出，成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住进了一座称之为“艺术”的殿堂，而一些“为写作而写作”的专业文人就此诞生。
　　
　　 【开拓京畿市井文化】
　　 唐代，我国的文学艺术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强盛的国力，使国都长安成为世界的文化经济中心，这时候，亳州虽远离京城，但由于地扼中原咽喉，又有陆路和舟楫交通之便，仍然成为著名的“望郡”。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因有汉晋的余绪，唐代的亳州仍然活跃着全国知名的文人墨客，画家有曹操的裔孙、以画马享誉华夏的曹霸——杜甫所谓“将军魏武之子孙”者；诗人有现实主义大师李绅，以《悯农诗》传诵千古者；学者有礼记研究专家李敬玄，以《礼记中庸传》、《古今字苑》屹立学坛者。这些学者推动了亳州文化的发展。
　　 到了宋代，一条涡河直通汴梁，亳州成为京畿拱卫，重要的地理位置，使亳州成为天下“望州”，来此做官的著名文人迭去沓来，欧阳修、曾巩、晏殊、梅尧臣、鲁有开、宋京等一大批文学士官居亳州，使亳州的文化氛围一直处于良好的状态；另一方面，道家的重要人物陈抟老祖的出生，使亳州的“道”文化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影响遗蕴达几百年之久。
　　 诞于亳地的老子、庄子，虽然开创了道家文化，但“道教”并不诞于兹地，又因地无名山，道教烟火在亳地并不繁盛，虽有李唐皇帝、宋真宗、徽宗皇帝的多次亳州祭祖、祭祀，亳州仍然不是道教活动的重要区域。“仙人”陈抟的降诞，从真正意义上将亳州道家文化发扬光大。
　　 陈抟的盛名来源于同皇帝的交往。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匡义都与陈抟交情匪浅，宋氏兄弟心里是把陈抟作为“帝师”的，多次征召，连道号“希夷先生”都是宋太宗亲赠。但陈抟的盛名并非幸致，他对道家文化的贡献可谓空前。首先他著述丰富，引入道藏的有《指玄篇》、《易龙图》、《九室指玄篇》和演化的河洛图书、先天八卦图等，另有《高阳集》、《钓潭集》、《人伦风鉴》、《三峰寓言》等著作传世。重要的是他并不“空口论道”，而是身体力行，他辟谷服气，饵药炼丹，发明了“睡法”，可以常年酣睡而不饮不食，阳寿一百余岁仍有壮容，被尊为“活神仙”、“陈抟老祖”，盛传神异之行。据笔者所知，陈抟“演《易》”有成，对道家文化发明颇多，他画成了“河图”，演成“梅花易数”，弟子邵雍已被尊为神人，近年传出的“陈抟九方卦”简易而神效，已引起学界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