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二十二岁生日那天，我就走出了大学校门。
　　 那一刻，我背着军绿色帆布行李包，手里拿着一本书——《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怀揣“作家”之梦，形单影只，心情复杂。本来一只胳膊应该挽着我心爱的姑娘的，可是天不作美，在最后的时刻把我们拆散了。
　　 现在想想，这种事怪不得谁，我们相恋的时候还是低年级的学生，当我们刚刚懂得爱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生活就告诉我们，孩子，该分手了。说实话，我对那所大学没什么留恋的，要不是有个心爱的姑娘在那里继续读研，我也许不会一步三回头地离开那白色的大门。
　　 那本书里有一句话：“梦想未来是一回事，走向未来是另一回事。”我心爱的姑娘选择了读研，我选择了就业。只是我们太年轻了，不知道毕业只消一眨眼的功夫就到，甚至不知道还有毕业这档子事。
　　 总之，我是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大学的。可是当我的视线里再也没有白色大门的时候，心情就开始愉悦了。我似乎看到了我的未来：稳定的工作，温馨的家庭，甚至可爱淘气的孩子，最让人激动的是某一天，我的“大作”横空出世……
　　 老黄是我分配工作后认识的第一个人——我们科长，清瘦，干练，总是西装笔挺。叫他老黄，倒不是因为他的年纪，而是因为他是所里资格最老的职员。知青返城时，他为了家里的老父老母，远离那个曾给他爱情和青春活力的偏远山村，回到城里进了科研所，一干就是二十年。
　　 让人奇怪的是老黄二十年没成家。所里每个人都会说出一段他的陈年旧事。我总结后发现，他好像还在爱着那个山村姑娘——他初恋的姑娘，也许现在快要当奶奶了，这是我猜的。人对初恋的感情可能最真，第一次动的真情刻在心里，任你风吹雨打，都不会轻易湮灭。
　　 后来有一次，我去老黄家里做客，不小心看到了当年他与那姑娘的合影。红色漆木相框立在他的书柜上，海鸥相机拍摄的四四方方的黑白老相片已经泛黄了。相片里的姑娘有点拘谨地站在年轻英俊的老黄身边，也许那一刻她心里正在害怕这景象被别人看到，也许在那个山村，她最想让所有人看到的就是这个吧。
　　 我问老黄，难道传说是真的？老黄没有回答，缓缓地点了一颗烟，过了一会才说，你信就是真的，不信就是假的。
　　 这话是承认了。
　　 打那以后，我对老黄另眼相看。我心里对痴情的男女，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仿佛他们不食人间烟火，与我不在同一个世界。
　　 我被分派到生物技术研究所是命里注定的。我学的是分子生物学，现在看来，当时所学的知识与这个时代严重脱节。可那时候没办法，因为入学之前就有一张表格摆在我面前，上面都是选择项，无论怎么选，都有一个必选项是“服从组织安排”。从小我就喜欢“服从”二字，这其实是四个字“不负责任”。不负什么责任，现在想想，是对选择的责任。
　　 比如我在学校的那段爱情，到底因为什么选择了她，我记不清了。那么后来的分手呢？她曾要我留下来一起读研，我说我是公费生，读研是要自己掏钱的，家里太穷。她说我帮你，当我正要庆幸两个人又可以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我要的钱不是她能解决的。我是家里的长子，后面还有弟弟妹妹，我的父母都老了，他们苦了半辈子才把一个山里的穷孩子培养成别人羡慕的大学生，我要毕业，我要挣钱，这是唯一的选择。
　　 既然是唯一的，就不是选择了，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
　　 科研所的工作单调乏味，也可以说平平淡淡。我每个月有一次回家的机会，四天假，有两天在路上。这种生活毫无激情可言，我的“作家”梦在这种生活中慢慢地褪去最初的颜色，我心里的姑娘也渐渐地在日记本里消失了，似乎一瞬间我就看到了自己走到尽头的生命，就像一株秋风中枯黄的蓬蒿，孤寂而凄凉。
　　 老黄像明白了我的心思，有一次我们下棋聊天时就聊到这个问题上。他问我对所里的工作有什么看法，我说没有。他问我对这种单调的生活有什么想法，我说没有，他又问我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我也说没有。他说，年轻人不该说假话。
　　 于是我就把自己念念不忘的姑娘讲给他，把远在天边的父母的生活讲给他，把我曾经的“作家”梦讲给他，末了他说，只要你想，梦想总会实现。
　　 这话使我愣了半天，那时我已经在所里工作三年半，已经当上了股长。平淡乏味的科研生活就像一座山压在我背上，我不知道何时才能把它卸下来，像别人那样轻轻松松地过日子。我又重新审视了一下心中的那些梦想，老黄说得对，“只要你想”。
　　 我当然想。
　　 我怀着别样的激情给老同学写信，言不由衷地问好，话里话外探寻当年心爱的姑娘的近况，我把早已束之高阁的小说底稿又翻出来……
　　 生活，在一念之间起了变化。
　　 有一次休息，我没赶上回家的长途汽车，老黄就请我到他家里坐客。他特意炒了两样小菜，我们边喝边聊，那天，他的话很多。
　　 他说，爱情的含义，每个时代都不一样。我们这代人，正赶上口号喊得最响的年代，我们在懵懵懂懂中从城里扑进另一个新天地，又在恋恋不舍中回到这个现实的世界中来……至于那段爱情，我从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如今也不去怨恨任何人……说我痴情也好，说我木头脑袋也罢，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不一样的，我对爱情的体验，别人无法理解，别人的爱情观，我也不一定都赞同……生活中不能没有美好的爱情，哪怕这爱情仅仅存在于幻想之中，这是我这样的人生活下去的精神动力……我错过了那时，但我珍惜住了现在，我知道我的爱情早晚会开花结果，只要我愿意坚守这阵地……
　　 老黄当知青那年，已经十九岁了，家里本来给他找了个对象，可那时他正对尼采发生兴趣，完全顾不上对方。当他踏着第一场冬雪走进那个遥远的山村之后，就彻底把城里的姑娘忘了。他说，其实他从未记住对方的模样，也就不存在忘不忘了。他在那个山村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一开始跟着上山采伐，后来又被安排到小学当教员。就在这时，他认识了他的初恋，一个马尾辫梳到腰际的大眼睛山村姑娘。老黄说，当他晚上不再去看尼采，而是想着大眼睛姑娘、兴奋得无法入睡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爱情来了。
　　 那姑娘的弟弟是老黄的一个学生，于是他就通过学生向那个姑娘传情递意，姑娘终是招架不住一个热血青年的追求。队上的人慢慢地知道了这件事后，反对的人多，赞同的人少。反对的人说，他早晚要回城，姑娘不可能跟着，如果户口问题不能解决，吃饭也就成了问题，还有人认为他这是流氓行为。赞同的人说，年轻人谈情说爱，你情我愿，两情相悦，有何不妥？
　　 老黄当时是认真的，他写信给家里，要求在山村落户扎根。老黄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对于儿子的这种行为当然不反对，可也没说赞同，只是劝他要认真对待，从长计议。老黄以为这就是同意了。他欢天喜地地告诉每个人，他要在那里不走了，他要娶那个姑娘……他兴奋得带着她去镇上照相，就是后来存了二十多年的那一张。
　　 老黄终没有拗过“天命”，一九七九冬天，当山村最后一批知青都已返城时，他被父母的一封加急电报骗了回来，一回到城里就被“软禁”了。他逃过一次，可没等火车开，父母就相继追上了车，他以死相逼，父母更是以死相对。于是他想，等等就是了，年轻人，时间有的是，等过一阵子父母的气消了，也许就没事了。从小到大，父母教他读书明理，甚至教给他什么是自由，他想，恋爱自由的权力，父母会给的，只是时机不对罢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于他，不长，但对那个在山村可能等了二十年的姑娘来说，是何其漫长啊。他那年接到电报，急匆匆地往回走，只对她说家里有急事，少则七八天，多则半月，一定回来。他见自己不能马上回去，就拍了电报给姑娘，后来时间再延，又写了信……到最后，他连提笔的勇气都没有了，他说，他是没脸再写了。他说他无法想象一个山村姑娘被“抛弃”后的心里是多么痛苦，更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偏远山区，她如何面对左邻右舍父老乡亲……老黄心里多年来对恋人的愧疚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他说，这像什么？就像你知道头顶悬着一把刀，随时会掉下来，可你就是躲不开，你睡觉，你工作，你走路，它都跟着你，你抬头又看不到它。
　　 我那天借着酒劲儿，说要把他的爱情故事写进小说里，可他对我说，这算爱情吗？不算，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的不能算爱情。再说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故事就如天上的繁星，要多少有多少，就算写，能写出什么新意？无非是同样的故事不同的主角罢了。
　　 想想也是。
　　 我寄给老同学的信，许久没有回来，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寄错了地址。正当我想放弃的时候，他回了信，信上说了什么我忘记了，可关于我心爱的姑娘的情况却没有出现半个字，我的心情落到了谷底。
　　 我忽然觉得在科研所的三年多时间比在大学的四年还要长几倍、几十倍。有人说，要想使生命漫长，请用牵挂；要想使人生短暂，请选择相爱。其实我真想把那段爱情忘了。
　　 后来我明白了，三年的时间是足以忘记一个人的，但不是爱人。
　　 我终于决定不再去关心她了，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写作上。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开始有一些零散的小文字在报纸的副刊上发表。老黄对我在所谓文学创作上的“成绩”，每次都报以两样小菜加一壶小酒，至少也是一句鼓励的话。可我总觉得这样的“成绩”再好也不使人感到欣慰，因为我发现我要的不是这个。
　　 二零零二年，科研所终于进行体制改革，把原来的一些不太重要的项目承包出去，只留下一些骨干项目和人员，不幸的是，我们科室被留了下来，又从局里调来了一些新面孔，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平淡乏味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
　　 平淡的生活不能没有意外，老黄谈恋爱了。
　　 科室里的一位大姐对我们说，最近老黄每天打扮得鲜艳，没到下班时间就走，一定是在谈恋爱，很可能是在舞场认识的。老黄是有跳交际舞的习惯，可在舞场认识一个恋人，怕不是老黄的性格，我对此事表示怀疑；新来的同事小张也有眉有眼地说黄科长如何容光焕发，不是谈恋爱是什么……
　　 我逮到一个机会，话里话外地问了老黄，老黄哈哈大笑，这是他没有过的表情。他做事谨小慎微，言谈举止从不过分夸张。最后他给我说，他通过同学的关系找到了当年那个恋人，并且现在就在城里，是给她母亲看病，还有她的一个姑娘，都十八岁了。
　　 老黄的哈哈大笑，是他对那段感情终于释然了？至于那姑娘的二十年是怎么过的，我没问，老黄也没有说。
　　 到了中秋节，新来的同事小张，突然给科室里的每个人分了一份喜糖，说是订婚了。我们以为她与相处一年半的男朋友终成眷属，恭喜之余才知道，男方却是局里的，大她六七岁，不过家境好，人长得也不赖。女孩子到了成家年龄，家里急，自己有稳定工作，对方条件又合适，这事无论怎么看都是百分百成了。到了元旦，这事听说又吹了，原因不知道。科室里的小张，不再喜笑颜开，脸上总有一层抹不去的灰。没等到春节，她又像小兔子似的到处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