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三大件”，相信每一个生长在五六十年代的人并不陌生。
　　 刚解放的时候，三大件是钢笔、眼镜、笔记本。
　　 那时候，胸前别一支钢笔、鼻梁上架一副眼镜、口袋里揣一个笔记本，那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可以说是当时一个人的最高配置了。记得有一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女主人公花了一夜的时间，用毛线给自己的爱人的钢笔织了一个笔套，做为爱情的信物。一支钢笔，居然要装在套子里保护，可见其珍贵。至于眼镜呢，虽然多属于近视人的专用装备，但那时有人明明视力不错，却要戴一副平镜，以示斯文。能拥有一笔记本，也是很难得的。听母亲说，她小时候上学时，作业本是用白麻纸自己缝的。只有县上的大干部才有资格使用笔记本。
　　 到了六七十年代，三大件又被赋于了新的内容，变成了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了。
　　 那时候，国家的经济落后，社会生产能力低下，许多日用品包括肥皂、火柴、煤油等都不能满足需求，要实现计划供应，这三大件就更紧俏了。当时在商场工作是很吃香的，因为买东西比普通人方便得多。
　　 记得好像是七十年代初吧，那时我家还在内蒙古后山地区的一个小镇，父亲的工厂离家很远，为了上下班方便，想买一辆“飞鸽”自行车。
　　 为了这辆车，有一段时间，奶奶每天去五金商店排队，先要领一个购自行车票。这个票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领的，首先要有城镇户口，还要居委会的证明。外地人、农村户口的一律不供应。经过几个大早的努力，好不容易领票了，还得等到商店有货才能购买。那时候东西紧俏，我们又居住在偏远的小城，所以一个月也来不了几辆车。奶奶每次去，商店主任总是说没货，可是不几天就能看到街上有人骑着崭新的“飞鸽”车招摇过市，一打听是刚从县五金商店买的，后来一位在土产商店上班的邻居悄悄地指点说，现在想买紧俏货，先得给商店主任“意思意思”。
　　 第二天，奶奶买了两盒“大前门”送给主任，当下就有货了。奶奶忙不颠地交了一百多元钱从库房提出一辆崭新的“飞鸽”。推回家里，一家人围着看啊看，好像天上掉下个宝葫芦似的，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父亲甚至不让我们摸一下。他找了一些红塑料带，将自行车的三角架全缠起来加以保护。那个时代，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几乎所有自行车都被塑料带包装的五颜六色，像一个骄傲的大公鸡，在主人的驾驭下，威武地行驶在大街小巷。铃铛按得山响，感觉不亚于今天的宝马奔驰。
　　 拥有一台自己缝纫机是母亲那时最大的愿望。
　　 因为家里没有缝纫机，母亲给我们做的衣服都是手工缝制的，做起来不仅费时费事，而且针脚不匀，大大小小，歪歪扭扭，做出的衣服很难看。每年过年时候，母亲看着我们的新衣服，总是歉意地说，要是有台缝纫机就好了。后来父亲去后草地赶羊，挣了点钱，托人买回一架“蝴蝶”牌缝纫机。从此，每当晚上，家里就会响起母亲在机器上操作的声音。不仅为孩子们做衣服，家里的一些缝缝补补的活儿都在缝纫机上完成，就是亲戚街坊有些活儿，母亲也乐意帮忙。从那时起，我们再也不用穿大针缝制的衣服了。这架缝纫机在我家效力了二十多年，后来生活好了，家里人都买现成的服装，缝纫机用得少了。再后来，母亲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了，这缝纫机彻底退休了，但是母亲却舍不得处理掉，说是要留个念想。
　　 在三大件中，手表虽然体积不大，但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自行车和缝纫机。因为当时许多人家最多有个叫做“马蹄表”闹钟，好一点的人家有个大座钟，总会引来窜门女人们充满羡嫉的赞叹声。谁家有块手表，更是叫人羡慕。记得六八年夏天，我家前院搬来一户人家，听大人们说是从北京下放来的，他家的男主人就有一块手表。表门是金黄色的，表带是黑色的，挎在手腕上，明晃晃的，十分惹眼，特别是他抬起小臂看表的时候，感觉十分潇洒，那时，我在想，啥时候自己也能有一块手表啊。这个愿望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上大学时才实现，那是父亲的一块“上海”表。戴上它，让我不禁想起了当年前院男主人看表的情形。
　　 那时城里乡下娶亲，女方总是要提出三大件的，如果不能满足，这门事就有吹灯的危险。当然三大件也是有不同档次的，高档的有“英格”表、“飞鸽”车，“飞跃”缝纫机，中档的“永久”车，“上海”表、“蝴蝶”缝纫机，再低的有“红旗”车，“海鸥”表、“无敌”缝纫机等。体面一点的人家一定要高档次的，而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中低档也能将就。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商品极大的丰富了，曾经被人们奉为“三大件”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早已风光不再。八九十年代，冰箱、彩电、洗衣机成为了新的三大件，风行一时，但现在这些家用电器已经成为生活的普通用品，再高档的电器也不能引起人们一丝的在意，如果说现在还要定义生活中的“大件”，我想只能是住房、私家车了。
　　 三大件的变迁反映了一个国家七十年的巨大变化。一支钢笔与一辆汽车相比，其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言的，但是它们确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过重要的地位。从中我们能感受到的是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展生活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