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的一场雨，滋润了大地，也带来了冷空气。
　　 走在清冷的街道上，感受着丝丝寒意，街道两旁店门前悬挂的灯笼却很熟悉，很温暖。地上鞭炮的纸屑被雨水浸泡过后，随处可见的是一片片暗红色的印迹。
　　 商家还没到正式开门的日子，上午八、九点了，街上开门营业的店家并不多。路过十字路口，听到清脆的铃铛声，一个舞狮人进入了我的视线，他身着黄色的狮服，手拿铃铛正在一家店面前摇铃舞狮。这是一家手机店铺，舞狮人舞了一会，里面的年轻人没有出来。舞狮人走进了店铺，里面的年轻人依然不动，狮子瞬间倒地，几个漂亮的翻滚动作，一个小伙子才懒洋洋的从桌子后起身，递过来一块钱。舞狮人出来了，他空出一只手掏出兜里的一叠钞票，已有十多张，都是一块钱。他把刚得来的一块钱仔细的叠在里面，然后，向一家服装门店走去。
　　 我心里突然沉重起来，想到了我的一位表叔，他也是一位舞狮人。我这位表叔四年前死了，那年他四十八岁。关于他的死，有人说是气死的，更多的人说他是窝囊死的。
　　 豫南小城，城东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薄土地，旱一季，涝一季，望天吃饭。过去，人们为了讨生活，城东北之地的吴桥镇成了本地有名的杂耍之乡。其实，只要用心，不难发现很多民间艺术的发源地，都曾是当地最贫困的地方，比如“凤阳花鼓”，那是讨饭的曲儿。
　　 老家有句顺口溜：“前集的高跷，后集的耍玩，老庄的狮子和旱船”。前、后集与老庄都离吴桥不远，大包干前，这里的农人不少都是靠卖艺讨生活，各有特色的民间耍玩，让村子的名声响当当。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这些看似粗糙的民间艺术，闲暇时丰富着人们空白的业余生活，逢年过节助助兴，还添了喜气。
　　 大队部门前有片开阔的场地，平时开会，放电影，扭秧歌，耍狮子，舞龙灯，都在这个地方，和今天的文化广场差不多吧。一年正月的一个上午，阳光正好，在村里就听见一里之外的大队部锣鼓喧天，“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一听声音，就知道有节目看了。旱船在场地西边泊水，一条红色的大龙在东边场地上翻腾，敲锣打鼓的在中间，一个身着滚边黄衣黄裤的男人立在那里，一手拿绣球，一手举铜铃。狮子踩着鼓点出场了，一个前倾扑地，随着几个漂亮的翻滚，起来后抖动身躯，先来一个精彩的亮相。是头金毛狮王，四肢着滚边黄裤，足蹬金爪蹄靴，眼睛大似铜铃，舌头伸出来能盖口锅。狮子摇头晃脑的转了两圈，东瞅瞅西望望，算是向大家问好。铜锣锵锵，鼓声咚咚，手拿绣球的男人跑动起来，一会抛绣球，一会抖铃铛，时不时的再来个前空翻。只见狮子随着那人的节奏，前扑、后坐、翻滚、转身，姿态各异。锣鼓声开始一点点密集起来，抛绣球的男人也越跑越快，狮子也完全进入了状态。奔跑了一会儿，狮子似乎大怒，猛一缩腰身，腾地而起，立在地上。这时我看清了，狮头站在了狮尾的肩膀上，狮子频频向四周示意，周围一片喝彩声。随即又一个扑跌，打了几个滚，狮子再站起来时，锣鼓声停住了。
　　 父亲说这是在乡下舞狮，动作难度不算大，如果在城里，狮子还要爬楼梯哩。
　　 舞狮人脱去狮服，狮头原来是一个小伙子，他身材不高，人也不胖，两只大眼睛挺精神。身旁的父亲看见后，走上前去，与那位狮头小伙子打起了招呼，原来小伙子是父亲二姨家的三儿子，我该喊表叔。表叔那年不到二十岁，已经有十多年艺龄了，是他们村舞狮队的队长。他们村的舞狮队，除去在本地演出外，还常被周边县市邀去演出。亲戚们说到他时，都很羡慕，每次外出演出，有吃有喝有酬劳，学艺算学对路了。
　　 之后，表叔来看望奶奶，我再次见到了他，他穿着比同龄人讲究，发型特别，一丝不乱。据父母讲，这位到了婚配年龄的表叔，找媳妇有点挑，人家不嫌他家兄弟多，他还嫌人家姑娘胖了，瘦了，高了，矮了。
　　 1987年，大哥结婚时，表叔来了。他西装革履，依旧精神，只不过二十大几的他，依旧一个人。那天来的亲朋四邻都到了，酒至半酣时，传来了吵闹声，越吵越凶，一张桌子被掀翻了，盘子碗筷撒了一地。桌子是表叔掀翻的，这让父母很难堪，起因是席间一个小伙子的一句闲话：毛孩，二十六了，抓紧了，别打了刮脸条子！（刮脸条子，本地对光棍的另一种称谓）
　　 母亲说：他是受刺激，前几年还挑来拣去的，如今往三十岁上的人了，还没有媳妇，上面俩哥成家，掏空仅有的家底子。现在娶媳妇都是瓦房了，可他家还住在三间茅草屋里，谁家闺女愿意进他家门。
　　 九十年代初，乡村通电后，有人抱回了电视机。逢年过节，县里，乡里，村里安排的文化节目，什么顶碟子顶碗，舞狮子，游旱船，踩高跷，前所未有的受到了冷落。
　　 一年正月，村子里又响起了锣鼓声，几个舞狮人来在村中空地上。大过年的，村里的小伙子三三两两的，骑着自行车去城里看电影了，玩去了，惦记大街上能遇到心仪的姑娘，女人们则围在电视机前，她们喜欢上了琼瑶剧。孩子们跑了出来，他们也只会看个热闹，也有一些上岁数的人观看舞狮表演，似在找回曾经的记忆。锣鼓声停了，老太太们随即散去，按照规矩，看了人家表演就要给人家舀一瓢麦子作为酬劳。舞狮人拎着口袋挨家挨户的收取麦子，有人没再开门，开了门的也没有以前高兴，个别老太太取出小瓢，麦穴子里舀完麦子后再用手抹拉平，也就一大捧麦子。挨过饿的人怎么舍得把麦子送人呢？
　　 自此，村子里再也没听到锣鼓点了，表叔失业了。失业后又讨不到媳妇的表叔常酗酒，和姨奶瞎闹。后来，父母也很少提他了。表叔三十多岁时找到了媳妇，女方的男人犯事入了监狱，十几年的刑期，家里还有一个八岁的女儿。表叔成家后的第二年，添了个男孩，亲戚们由衷的替他老乡。
　　 表叔变了，他起早贪黑去窑厂做砖坯，也去城里打零工，几年后，他家盖起了三间平房。又过了几年，他家还买上了四轮拖拉机。
　　 故事如果这样画上句号也算完美了，可是，生活没有句号。
　　 2009年的春天，在外地的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的表弟，我的表叔，在兰州十多天了，找不到活做，拿的几百块钱花完了，看我能不能帮他找点事做。
　　 孩子的爸爸，那年在秦皇岛做装修，与人合伙包工，打完电话后，我告诉父亲让表叔过去。
　　 表叔过去后，我的心开始放不到肚子里了，担心刚去的表叔不能适应那里的工作。表叔到底是适应不来，说好的大工价位，最终变回了小工身份。
　　 一天深更半夜了，孩子爹回北京了，他推门的那一刻，我赶紧跑出屋，后面果然跟着表叔。
　　 孩子爹一屁股坐在床上，表情严肃道：“白天咱表叔从大凳子上摔下来了，给他检查了没事，送他回来了。他走路两腿都晃，上了架子更不稳，大老板不让留了，万一出了事谁也脱不了干系。”
　　 回来后的表叔倒很轻松，他笑道：“侄女婿待我很好，每天中午给买个大鸡腿，也没少给我买酒喝，没事的侄女，我回咱家干，一天也能挣个百十块钱，就是活儿少。”
　　 第二天，小弟与大弟领着表叔去了天安门，赶上了毛主席纪念堂开放，他亲眼目睹了躺在水晶棺里的毛主席。中午，领着他下了馆子，吃了正宗的北京烤鸭。孩子爹买来火车票，我一看夜里到市里，赶紧退了，换成白天到的
　　 送表叔走时，我拿出钱对他说：“表叔，十八天活，算二十天，一天八十，一千六，给你两千，回去拿二百孝敬俺姨奶，买点吃的，留下二百给俺表婶买件衣服，这口袋零食给小宝，这两只烤鸭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
　　 表叔沉默了，一脸迷茫，过了很久他低声道：“俺俩生气了，她领着孩子走了。”
　　 “为啥？”
　　 “那丫头出嫁，她要给办嫁妆，家里一共就八千块钱，她要拿五千办嫁妆，咱这头是儿，都十三岁了，我没同意。”
　　 我说“给她，有人还愁没钱？八千都给她，咱这头是儿，儿子养大了能赚钱，那头是闺女，爹不在，可不是妈操心，留着她的心比留钱强。”
　　 表叔怔怔的看着我，俩眼更迷茫了，喃喃道：“他们都说不中，我跑到城里问了你大姨奶，她也说不中，二表嫂还是在大单位做会计，也说不中。”
　　 那年夏天，表叔死了，喝家里的除草剂死的。
　　 关于表叔回家后的情况，我从父母那里知道了大概。他那次在市里下车出站后，还是出事了。他被一个开摩的男人忽悠着拉车上了，告诉他到个地方潇洒去，他唯唯诺诺的，倒也没怎么拒绝。车子七拐八拐进一个院子里，那男人让他进去，他犹犹豫豫进了屋，谁知好几个女人一起上来又抓又挠的，他吓的起身就往外跑。四个女人，一人一百，不给钱，人家不让走。
　　 母亲说，表叔回去后，人也很高兴，说天安门也去了，毛主席也看了，烤鸭也吃了，一辈子也没啥遗憾了。
　　 母亲又道：“他去找你表婶，谁知你表婶以前的男人提前释放了，出来后也不隔天去你表婶娘家找人，结果人家先接走了，还把这头的孩子也带跑了。他花八百块钱买个手机，去送给孩子，结果孩子见都不见他。家里因为你姨奶的养老问题，弟兄们又生气，几样事儿赶在一起，他一时想不开，喝了家里的除草剂。”
　　 半晌午时，我们一家人来到了城南山脚下的庙会，从小道上来第一眼，就看见了一个简易的戏台。几根木桩子，几块绿帆布搭起的简易戏台，东北风掀开大布的一面，呼啦啦的响。戏台下看戏的人稀稀拉拉，一搭眼就能数得过来。听不清台上唱的什么，三个女人，有老旦，花旦与青衣，她们的戏服、头饰已经褪去了鲜艳的颜色，脚下的绣花鞋也破旧不堪。
　　 东风掀起帆布的一角，对着舞台扇着扇子，老旦抖了一下，缩了下身子。
　　 “她们不冷吗？搭个好点的戏台也花不了多少钱。”身旁的儿子道。
　　 台上青衣依旧很专注的表演着，她提神，屏气，拢袖，缓移莲步，轻启朱唇，看起来依旧很美。我想此时的她，不光是演给台下的观众看，也是演给自己看，这是她真实的生活，也是她曾经的梦，在斑斑点点的泪痕里飘零......
　　 我不由得鼻子一酸，我似乎明白表叔为什么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