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问题向来是人们所忌讳，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特别是死亡，使得丧葬活动就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厚葬之风颇为兴盛，如历代帝王生前都会大肆修建自己的陵墓，并且陪葬大量的物品，便是这种风气的最好体现。
　　 ——题记
　　
　　 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殡葬业每年收入高达160亿元，加上骨灰存放、购买墓地等相关费用，销售额超过2000亿元，可见厚葬之风时至今日仍然不减，深刻反映在当前生活，影响着每一个人。尽管我们一边在吐槽“墓地太贵，买不起”，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咬着牙去买，给去世的亲人以安稳。
　　 厚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起源和发展阶段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必然在历史潮流的的大背景下，在诸多原因的综合作用下，独自建构了自身的运行机制，从而为自己获取了在中国古代社会乃至当前生存下去的基础。或许我们只有了解到其背后的诸多因素，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厚葬，从而对当前的厚葬之风有一个新的认识。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厚葬实际上是丧礼的一种代表，然而最初的丧礼是由葬法、葬仪、丧葬观念等基本架构起来的，即我们后世所知的对死者的处置方法、送终的仪式、以及人们对于死亡和“死后世界”的认知和思想。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完备的丧礼，只要在于古人在自己认知之内对死亡的恐惧，产生一种“灵魂不死”的观念，认为死亡是超自然力量所造成的，使得自身必须妥善处理亲人和朋友的遗体，以免发生“死亡传染”的现象，祸延自身，故而使得原始的丧礼仪式得以形成。
　　 然而我们知道最初的丧礼并不具有厚葬的属性，只是单纯基于“死亡传染”而自发的行为和意识，据人类学理论，起先的陪葬品只是为了表示不“劫夺”死者，或是为了消除“传染”物，所以在葬埋死者的同时也将其生前的物品一同埋掉。在祖先崇拜信仰出现后，陪葬品又含有“抚慰”死者的意味。可见最初的丧礼只是先民害怕死亡的表现，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阶级等级社会和国家的确立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在考古发掘中，夏或夏以前的陪葬品，一般为日用陶器，如鬲、盆、罐等，这些土陶器皿出土时还常见盛过食物的残痕，反映了使用陪葬品的意义在于让死者实际享用。至殷商以降，陪葬品除了日用陶器之外，出现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如鼎、觚、爵等，显示了送丧器具向非实用性变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实际上反映出，殷商的丧礼制度发生了变化，从“尚鬼”转变到“尚文”，这一转变对于中国的丧葬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西周的礼乐制度中的列鼎陪葬制度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可见此时的陪葬品并非以前害怕“死亡传染”寓意所能企及，而是新赋予了陪葬品以“礼”的寓意，使得陪葬品具有了阶级划分的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后世的厚葬之风开启了先河，对后世的丧葬制度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这种导向作用的左右下，厚葬之风逐渐得以形成。
　　 春秋战国之际，厚葬之风在社会上层阶级盛行。春秋战国之际，周王室衰微，诸侯并起，对周礼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许多诸侯纷纷僭越了其本身的礼制规范，使得一些特权不再是周王室所独享的，当然在这特权里也包括陪葬制度。如《论语·八佾篇》“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照周礼，“八佾舞”只有周王能够欣赏，而此时季氏却能欣赏，说明了当时周礼已经无法约束诸侯了。然而诸侯所僭越的不单单是礼制规范，还有我们文章所谈到的丧葬制度。如《墨子》卷六《节丧下第二十五》所云：“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又必多屋幕，鼎鼓几梃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由此可见，陪葬九鼎、治墓室隧道已不再是天子的特权，已成为诸侯竞相效仿的丧葬制度，使得厚葬之风盛行于社会上层阶级。由于“礼不下庶人”的宗法传统和经济因素的约束使得厚葬之风只能盛行于社会上层。
　　 秦汉时期是厚葬习俗的形成之时。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秦汉两朝的相关制度对中国后世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其中也包括厚葬习俗。然而在此之前，厚葬导致社会财富的极大消耗，故而在先秦之际引起了极大地争论，如墨家极力推崇“薄葬”。但是秦汉之际在统治者身体力行以及“孝”观念的强化之下，在原有的厚葬之风上使得厚葬习俗得以形成。这时统治者所身体力行的丧葬之风对于社会的厚葬习俗习俗的形成具有莫大的推动作用，如夏鼎在其《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一书中写道：“汉武帝生前营建茂陵，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看到这样的记载，我们对于汉武帝时期皇家所推行的丧葬之风有了初步的了解，然而皇家的厚葬之风也得到了社会的推崇和效仿，史书上所谓“窦氏青山”、“卫青庐山”、“霍去病祁连山”等，都是形容汉代勋戚坟冢的高大。所以此时的厚葬之风已非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也争先效仿，故而使得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厚葬习俗得以形成，并在后世得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
　　 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衰落，厚葬之风却愈加明显兴盛，特别在明清时丧葬之俗愈趋浮靡。厚葬习俗在秦汉之际得以形成，在东汉时佛教思想的影响下，特别是宋明时三教的融合，更为厚葬习俗提供了思想伦理基础，使得厚葬之风在中国古代社会大行其是。时至明清，丧葬习俗愈趋浮靡,主要表现在大摆丧宴方面，如乾隆《福州府志》卷二四《风俗》记载：“丧家为了举办丧宴，有‘破卖产业置办酒食斋筵’者，‘名为孝行’。凡丧葬之时，‘邻里识与不识尽来吊问，恣食酒肉’，并可‘包携归家’”，可见当时厚葬之风的兴盛。
　　 新中国建立之后，政府大力提倡火葬制度，一改以往的厚葬之风。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厚葬习俗开始复苏，在某些地区盛行。
　　 自先秦时代而起，厚葬习俗开始产生并发展，历经千年的历史而盛行不衰，在明清之际愈趋浮靡。可以这样说，厚葬之风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脉络。然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能够存在如此之久，背后必然有着深层的因素作为支撑。
　　 首先由于认知的有限，使得古人深受灵魂不死观念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从悠远的夏周古朝到中国近代，灵魂不死的观念源远流长。在远古的人们看来，人睡着了会做梦，这说明人的灵魂可以出壳，可以脱离人的躯体而存在。同样的道理，人死了，身体腐朽或消失了，他的灵魂却可以脱离这一躯体而继续存在下去。故而魏义霞在《死亡哲学：灵魂不死的历史追溯与深层思考》一文中说道：“人的躯体只是他的灵魂存在的寓所之一，躯体没有了，灵魂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地方继续存在。这便是中国古代最原始的灵魂不死观念。”在这样理念的支撑下，为了让死者在另一个世界过上舒适的生活，那么以奢华的陪葬品和盛大的丧礼仪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厚葬之风盛行开来。然而除却抚慰死者之外，更是借此来求得死者对生者的护佑。所以，“灵魂不死”的观念为厚葬之风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
　　 再者基于祖先崇拜的影响。在人们看来自己的生命、物质财富乃至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带有自己亲人的烙印，直接或间接从自己亲人手中得到，所以基于一种报恩的心理，使得人们必须要厚葬自己所死去的亲人和朋友。再者由于中国具有祖先崇拜的信仰，相信祖先会在另一个世界化作祖先神来保佑自己，所以基于一种信仰需求和精神关怀的缘故，使得自己必须要以隆重的仪式来缅怀自己的祖先。
　　 同时还受到中国的孝道理念的影响。实际上孝道观念早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特别是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特别推崇孝道观念，把养生送死等量齐观，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可见其对于孝道观念的推崇，不仅如此，儒家还积极在社会中推行，使得孝道观念深入人心，使得社会形成一股风气，即对待父母的丧事要慎重，要以严格的丧葬礼仪来表达对逝去父母的思念。由此可见，孝道观念也为厚葬之风的兴盛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推动着厚葬之风的形成。
　　 最后还有统治阶级的表率和推动有关。正如在论证厚葬之风形成的历程时，提及汉武帝追求宏伟陵墓之事，这反映了中国古代统治或多或少都在生前为自己修建陵墓的现象。如秦始皇的陵墓，据《水经注》载：“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家扩于丽戎之山，一名蓝田，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撑，旁行周回三百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读百川五岳九州，其象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满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以人鱼膏为灯烛，取其不灭者久之。后宫无子者，皆使殉葬者甚众。坟高五丈，周回五百里余，作者七十万人，积年方成。”可见其陵墓的宏伟。然而统治者为自己修建陵墓的行径，得到了社会的效仿，使得厚葬之风盛行。
　　 以上四点便是厚葬之风得以兴盛的原因，但是就经济因素而言，厚葬之风得以形成实际上是物质财富过剩后的表现，只是有了这些物质基础，才使得厚葬之风能够有物质财富能够消耗。然而时至今日，厚葬之风依然盛行，实际上是人们攀比心理在丧礼中的反映，即谁家老人的丧礼越隆重，就显得谁家子女的经济实力越强，以及其对老人颇为有孝心。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一些炫富攀比之人纷纷效仿厚葬之风，使得这种习俗越演越烈。
　　 亲人去世，我们以丧礼仪式来表达自己的哀思，这无可非厚，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地隆重，以至于厚葬，这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不合理消耗，也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或者说厚葬不如厚养，常回家陪陪自己家里的老人，给以爱的关怀，与其大办丧礼，不若生前尽孝，这才是真正的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