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自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有人大为赞同，并效仿之，认为：读书嘛，何必皓首穷经的自讨苦吃，应全凭兴趣，读一行算一行，只要自己认为领会了就兴奋不已，连饭都忘记吃，这是何等自信啊。
　　 我的看法有点儿不同。因为脑子本来就不太灵光，读一本书，一遍两遍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会意”的，所以，老以为别人也是这样，而且总是控制不住的提好多叫人讨厌的问题。就陶公这句话而言，我就有问题问自己：陶公真是这样一个读书“浅尝辄止”的人？浅薄之人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胸无点墨之人能表述那么深邃的思想？
　　 东晋末年，南北分裂，战乱频仍，一批文人雅士纷纷隐居以求自安。隐士生活最大的特点就是“洒脱”，洒脱在文人身上的具体表现是行文不拘一格，自嘲暗讽，讲究的一个“恣意”，这是传承了西晋竹林玄风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关键重点是“任自然”，“五柳先生传”就是典型。“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正是描绘了回归山林以后的那种闲适意境：南山下，东篱边，闻着花香读书是何等惬意，没有“案牍之劳形”，这时候读书追求的是心神的完全放松，全凭感觉体悟，不需要去“甚解”，有一点体会便会觉得快乐无比，肚子饿都不知道，想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并没有说书读“到此为止”，“每”，不就是说不断的意思吗？每次得到一点都会让自己兴奋不已，次次相复，无穷匮也。估计读书明理应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从这句话我能读出：读书可以在某些时候不去求甚解，但绝对读不出：任何时候都不必求甚解的意思来。
　　 这会儿，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是想说读书不求甚解，而后发议论的事情。
　　 书怎么个读法，纯粹是个人的事情，高兴怎么读就怎么读，不干别人什么事儿；感悟到了什么，那是个人所得，想吃饭就吃饭，不想吃就不吃，也不干别人什么事儿。就此指责，纯属无聊。大多数人读诗词歌赋，散文小说，是不去求甚解的，我就这样，人家是用心灵在歌唱，你用冷冰冰的理性分析简直就是亵渎了这些作品，是暴殄天物。但是议论，解释或分析某个观点，或进行论证的时候，就只能是冷冰冰的理性分析，用感性体悟来品头论足，很可能是指东打西，让人窃笑不已；如果养成了浅尝辄止，什么都不求甚解的习惯，还要假充大头鬼的去大发议论，那只能收获笑话、恶心一箩筐。
　　 好像康德说过，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各有各的适用领域，不能混起来说事儿，一旦这么做了，就会产生荒唐可笑，让自己陷入悖论陷阱。当然，康德的观点可能不是真理，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只是我觉得蛮有道理的，特别是这刻儿，用它来辅助说明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管用，仅此而已。我的意思是：用感性体悟来解释或取代理性分析，是会闹尴尬的。
　　 五四以后，在西方枪炮冲击下，一大批文人学者正儿八经的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弱不禁风，屡屡被人欺负。有人将矛头对准了孔孟，对准了儒学。这些学者表达的思想观点如何，要议论起来，篇幅太大，我不想在这儿扯这个话题。我想说的是：跟在这些学者、思想家们后面的那些被西方思潮弄得昏头昏脑，却自以为得融会贯通中西学问，或掌握了宇宙真理的那么一部分人。这些人习惯于读书不求甚解，却好发议论，“呐喊”声从五四，经文革一直到现在不绝于耳。用他们的话为例，来说明我想说的，可能比较容易，今儿就选择这个来自说自话。
　　 提醒自己：就“话”说话，不大而全的发昏。
　　 儒家一直被攻击的话恐怕就是孔老夫子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望文生义，以自己认定的意思来解释，就会是孔子在进封建行社会等级，长幼尊卑的排序：君王在上，排第一，依次臣、民，故而被认定是孔孟儒家学者们阿谀君主，为封建王朝构筑等级基础云云，文革时期的报刊就是这么连篇累牍宣传的，这个“话语”旗帜一直飘扬到现在。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把单个的君、臣、父、子挑出来，意思显而易见，没有歧义，说封建等级尊卑排列，单个使用就够了，没必要两个同时使用。现在老孔把两个同样的字放在一起，那意思，所指肯定跟单个使用不一样（也不会是连绵词）。《论语》中，孔子议论君王，臣子，父亲，儿子的各自职责，伦理道德取向、要求言论很清楚的表明：君主应该以尧舜为榜样，实行爱民的仁政；臣子应该辅佐，建议君主实行这些思想；社会人伦的最基本原则就是父慈子孝等等。
　　 这句话是齐景公问政，与孔子的一段对话。齐景公听了以后感慨：“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他说，如果如果君主不像君主，大臣不像大臣，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就是有粮食，我哪能吃得上哦。齐景公的回答明确的解释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哪来的所谓尊卑排列的意思？
　　 《孟子》中更多的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君主治国应该以尧舜为榜样，体恤百姓；臣子则应该给君王以好的建议，应该想到自己的职责的辅佐君王，让百姓安居乐业；接下来便是父慈子孝......
　　 进一步追问：如果君王，臣子等等做事跟孔孟理想中的不一样了，也就是君不像个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了，该如何？孔子是：君主不拿臣子当回事儿，那么臣子也没必要去忠君，干脆选择离开，不说什么以表示藐视。孟子则是当面指责。《孟子．滕文公》中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臣子做不好就开了他。“君王呢？”滕文公问，孟子直接回答“易位”，孟子大胆“犯上”，滕文公脸色立刻沉了下来。说到商纣王，人问孟子，周取代商，纣王自尽，是不是弑君？孟子毫不掩饰的回答：我没有听说过什么君王，我只听到过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孝慈，孟子讲了曾参和他儿子孝敬父亲的不同做法：孝，关键要体现一个“义”字，即让父亲觉得自己虽然老了，还能照顾到别人。
　　 所以，这句话意思应该是：君王就应该是君王的样子；臣子就应该是臣子的样子......跟地位排序毫不相干。从孔孟的言论也很容易看出，他俩对君臣父子排序根本就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称不称职。仅用尊卑等级解读说不通，更看不出臣子应该无条件服从君王的表述。
　　 再来看一个被讲的最多的“话”：克己复礼。这是孔子褒扬颜渊言行的一句话。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杀来杀去，民不聊生，什么公平正义，人伦道德，全都被抛在一边，有的只是弱肉强食。西周创立的“礼”，即一套社会行为规范被完全破坏，所以孔子说这时期是“礼崩乐坏”。“复礼”就是恢复社会的公平正义，恢复被践踏的人伦道德，让社会恢复秩序，百姓得以安宁。“己”是自己。
　　 问题就出在“克”字上。文革的批林批孔，将“克”解释为克制，即那种韬光养晦式的，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复礼”就是恢复封建反动统治。这儿除了将“礼”自定义为“封建反动统治”外，还将“克”以现代意思来替代古人的完全不同含义。
　　 克，《说文解字》为肩膀之意。段玉裁注说的很明白：肩膀能够胜任压在其上的事物：“胜，任也。任，保也。保，当也。凡物压於上谓之克。”“克，能也。其引伸之义”，即克，引申为能够的意思。至此，孔子说颜渊克己复礼意思就很清楚了：颜渊能够做到用自己的言行去实践，去恢复被破坏的礼。我是怎么也读不出克制自己的正当思想，去恢复害人的礼，这一类由望文生义而派生出来的含义。
　　 从训诂来看，也能解释克是“能够”之意。《易经》第四卦山水蒙卦，九二卦辞：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子克家”：因为娶妻了，所以，孩子能够肩负起当家的责任。这儿，“克”做克制解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只能是“能够”。《论语》、《周易》都是前秦文本，符合训诂“别本以见例”的原则。
　　 克己复礼后面紧跟着的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复礼是为了“归仁”。仁，孔孟已经解释的够详细的了。
　　 至于为什么这句话会被说成具有阴谋色彩的，妄图恢复“吃人礼教”的意思，文革中解释的很清楚，好玩的是，文革已经过去几十年，什么是前秦的礼，《论语》、《孟子》等也都有可以在任何一个书店乎或书馆看到，就有人懒得去翻一番，难从文革养成的不求甚解，人云亦云的习惯中跳出来，硬要把颜渊说成是克制自己的言行，妄图恢复吃人的封建礼教。
　　 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文革中，被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么断句后被证明是儒家愚民的典型话语。文革式标准解读是：对待老百姓，只能驱使他们去做，而不能让它们知道为什么去做。这么翻译，是偷偷的将“由”隐去。如果补漏完全，应该是：对待老百姓，只能驱使、任由他们去做，但不能让它们知道为什么去做。
　　 问题大了：让人民按照自己的说的去做，不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去做，又任由他们去做，这话说不通啊
　　 《说文解字》，使是发号施令的意思。段玉裁注，有引申为服从的意思。所以，不同意见者提出：这么断句是错误的，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百姓能够听命去做，那就不要管，任由他们去做；如果百姓不知如何做，那就去告诉，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按什么做？当然是礼的要求。为什么说是按照礼的要求，道理很简单：孔子认为：言行，都只能是用礼来衡量。
　　 《论语》中，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很清楚，“君使臣”，即君命令大臣做事，必须按礼，不然臣子可以不忠于君王。这儿的“使”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两个使意思一样，同时出现在《论语》中，在训诂上符合“同本以互证”的原则。
　　 好了，先儒的例子就说这几个。儒家被攻击的最多的是宋明理学。什么是理？
　　 儒家老祖宗孔孟的哲学偏重于社会伦理道德，什么本体之类形而上的极少说到，西方哲学家就认为孔孟的东西很好懂，所以：孔子不是哲学家而是伦理学者；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听了稀里糊涂，不好懂，嗯，老子是哲学家。“理”，是宋明儒家提出的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概念，意在将儒学在宇宙论，本体论上提高那么一下子，让整个思想体系完整，不能被道家比下去。
　　 老子不是说天下万物都是来自哪个“不可道”的道吗？那我们儒家认为万物都是来自一个叫“理”的最高源头。
　　 既然有不可道（说），且恒常不变的道，那么肯定会有一个可道的道，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可说的道就不是恒常不变的本体。什么是“非常道”？老庄都有详细的论述，也就是从那个“常道”生出来的，用西洋人的术语就是归纳总结出来的宇宙，自然、社会规律，伦理道德规范等等。后儒的“理”也不仅仅是哪个高高在上，不可描述的“理”，在这个“理”下面也有社会，人伦道德等等“理”。这样，宋明时期的儒家学者，就被人称为理学家。
　　 稍微总结一下：一个哲学思想体系提出，当然要说清楚这宇宙，自然万物的来源，即一切是从哪儿开始的，这个“来源”和“开始”的事物就叫做“本”或“本体”；当自然万物从本体哪儿生成后，各自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规律运作，变化就叫做“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们用“体用”来表述。显然，体是形而上的，用是形而下的。聪明的读者立刻明白了：老子的永恒不变（常），不可说的道，理学家的“理”就是本体，是形而上的；老子的可说之道，理学家们的社会、伦理之理就是用，是形而下的。一点不错。
　　 前面一句“不能被道家比下去”是我想当然瞎说的，儒家没有那个说过一定要跟道家或别的什么家去比哲学体系的完整性。其实，思想体系靠的是是后世学者们不断更新，补充才得以完善的，理学就是儒学发展完善的产物。
　　 理学家们被攻击的就是“用”之理。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发展，是儒学第二个高潮（第一个当是西汉的经学思潮），势头高于前秦和西汉，所以，攻击儒家，拿理学开刀是必然的。
　　 水有源，债有主，事情要追述到五四以前的清朝。乾隆年间，出了位大人物，叫戴震。此公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博古通今，文章盖世，功名不理想，却被乾隆爷恩赐“同进士”，可见其学问名气之大。
　　 戴震最让后世反儒者们感兴趣的是他对宋明理学的龃龉，故而被尊为为向儒学挑战的鼻祖，因为戴震说出了“以理杀人”这句让他们兴奋的名言，动不动就被引用。跟着戴老爷子走动起来，宋朝理学大家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早先的程伊川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丧失人性”的话语成了攻击儒学、理学的绝好把柄。以此为说。
　　 戴震的原话是“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直接被简化成“以理杀人”，解读为：理学家们的理，即儒家的社会道德规范是具有杀人功效的，换句话说就是天下百姓被这个理害死了。这么解读得有一个先决条件：戴震老爷子不是儒家，也坚决反对儒家学说，对“后儒”，即理学家的思想更是深痛恶绝。可是翻翻《戴震集》或《戴节妇家传》看不出这样的结论，相反，戴震是公认的，自己也承认的大儒，不然也不会被皇帝老儿恩赐为进士。戴震对理的兴趣可以讲是到了“狂热”地步，大量著书立说理，见解很多地方与二程，朱熹相同。不同，主要体现在哲学意义上，即体用关系上的见解有些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