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驱车驶出邵阳市区十五公里，看见一栋依原样原制重新修缮的农家小舍，典型的湘西南民居风格。正中厅堂的门额上，悬挂着“蔡锷故居”的黑漆金字横匾，散发着金色的光泽，刺破迷蒙的雨雾。以土夯成以方砖砌边的阶基上，立着左右各两间房，全部为土墙、木窗，是极普通的农家所谓四个垛子的住宅。房间内赫然陈列着将军睡过的木床和启蒙读书的桌子。将军父亲打豆腐用过的匣子等器具、母亲纺线的古老纺车，还有石碓石臼、风雨灯、蓑衣、斗笠、木屐等日常用物。不难想象，将军的家境简朴和生活艰辛。屋前的土坪边，照例有一口小池塘。池塘过去便是一垄垄田土，屋后突兀着一个小山包，生长着茂密的树木、竹子。乍临的我，生怕唐突了将军幽远的童年时光，生怕惊扰了面这座孕育将军的襁褓血地和接纳将军出生的非常屋场。作为乡人，对将军别样的崇敬油然而生，仿若身前身后浓郁的雨雾在心原上舒展开来。
　　 将军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年出生，原名“艮寅”。据传将军母亲分娩前的一个晚上，梦见自己上山打柴，一只白虎从山坡松林中狂奔而出，她在山坡上被一棵松树绊倒。梦醒后，婴儿降生。王太夫人感到很奇怪，便将梦境讲给丈夫蔡正陵听。蔡正陵是一个有点文化的人，便取名艮寅，小名虎儿。后来将军取字“松坡”，也来源于这个“猛虎过松坡”的典故。使用蔡锷之名是在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锷”字取“砥砺锋锷，从头再来”之意。
　　 邵阳自理学鼻祖周敦颐开设州学以来，读书风气日盛。其父三十三得子，望子成龙之心甚切，节衣缩食送将军读私塾。将军天性聪颖，是一颗读书“种子”。迁居洞口山门，将军白天下田帮助父母干活，晚上，他常常独自点着油灯读书到深夜。父亲担心蔡锷年龄小，长期下去会影响他的身体，于是限制他每天晚上点完一小碟油就必须睡觉。将军将灯芯拨得细细的，尽量少耗油，读书至深夜。那些年的微弱灯光见证了一个少年伏案苦读的身影和时光。
　　 为求名师教导，1894年的一天，在父亲蔡正陵的带领下，将军从洞口县跋山涉水，一路风尘，回到了邵阳城，拜见了慕名已久的樊锥。面对远道而来的蔡锷父子，樊锥还是决意考考将军。其时学校旁边静立着一棵古柳树，分着两个硕大的树权，枝叶繁茂，绿荫蔽日，宛如一个巨大的绿衣架。樊锥以柳树为题，出了一幅上联：“千年柳树做衣架”。将军沉稳镇定，他抬头望了望远处的滔滔资江，灵机一动，立即脱口而出：“万里山河当澡盆”。樊锥见此少年文思敏捷，很是惊诧，心中暗暗称赞：“奇才！真是奇才！研读之深，见解之高，绝非一般幼童可比。”于是，樊锥当即向蔡正陵表示，愿意免费收蔡锷作学生。这一年，将军刚满十一岁。
　　 这段求学生活，雷飙曾在《蔡松坡先生事略》中记载说：“适名士樊锥好奇士，识其非凡，携家教养，进步极速。”石建勋在《樊锥传略》中说：“蔡锷甫十一岁，君一见奇之，携而授之读，衣之食之，有所适，辄徒跣从，昕夕讲授不辍。未三载，蔡列县学弟子员，旋考入时务学堂，逮东游学成，十数年未尝不事君如父也。”《蔡松坡先生遗集》中也有记载：“光绪二十年蔡锷十二岁，从邑名士樊锥游，遂通周秦诸子之学，尤好读韩非子老子书。”
　　 将军在樊锥家苦读两年后，樊锥让他参加了即将到来的生员考试，以检验蔡锷的学习效果。按照当时之规定，府试先得过县试。参加邵阳县试那天，蔡正陵放下手头上的活计，特意从洞口赶了过来陪考。将军刚满十二岁，个子长得比较瘦小。蔡正陵见参加考试的人太多了，怕儿子挤不进去，便背着他走进了考场。考官感到很奇怪，便对蔡正陵说：“哪有背着小孩进考场应试的，你赶快将儿子放到外面去吧!”蔡正陵连忙指着蔡锷对考官说：“不是我参加考试，是我儿子参加考试”。考官更加吃惊，他仔细打量了一下蔡锷，随即出了一上联，命将军作答：“邵阳考生八十名，唯汝最小。”将军略一思索，很快对出了下联：“弟子三千众，数回领先。”考官一听，感到很满意，立即同意蔡锷参加考试。临到将军去领试卷时，因为放试卷的桌子很高，他只能踩在板凳上去拿，考官见此情景便对蔡锷说：“拿，拿，拿，拿上板凳。”蔡锷随口应对道：“跳，跳，跳，跳过龙门。”蔡锷果然顺利通过了县试，取得了参加府学考试的资格。
　　 蔡锷顺利考上了秀才，同时考上的还有比蔡锷大两岁的石醉六，他后来成了蔡锷的挚友和亲家。蔡锷和石醉六等人受到了学政江标的亲切接见。师生相见甚欢，一番寒暄后，江标问将军：“邵阳先辈魏源，你们知道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接着问：“你们读过魏源的书吗？要多学习魏先生讲求经世之学，中国前途极危，不可埋头八股试贴，功名不必在科举”。
　　 光绪二十三年由督学徐仁铸推荐，16岁考入资产阶级改良派南学会人倡办的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在同班40名学生中，唯将军年龄最小，每次考试成绩皆优，所作课卷在《湘报》发表，为时任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所器重，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甚深。其时，他积极参加学监谭嗣同、教习唐才常等组建的以“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为宗旨的南学会活动，经常在以“开风气、拓见闻”出名的《湘报》上宣传爱国救民思想。
　　 光绪二十五年，因时务学堂停办，转到上海，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将军如饥似渴的学习知识。旋应老师梁启超之召，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日语，研究政治、哲学，常以孟博、奋翮生为笔名，向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投稿。后考入横滨华商之东亚商业学校，与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志会”，经常在一块研究革命问题，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秋，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展开，蔡锷与同学10余人回国，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自立军”，准备在湘、鄂、赣、皖等省分几路起义，他积极参加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因事泄失败，师友遇难，悲愤至极，重返日本横滨，决心投笔从戎，改名为“锷”。同年，他考入陆军成诚学校，生活以稿费自给。梁启超在横滨主办《新民丛报》，邀将军协助，将军以“奋翮生”、“击椎生”为笔名，积极撰稿。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自费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不久，补为官费生，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将军思想活跃，成绩突出，其时他与蒋百里、张孝准三人，有“中国士官三杰”之誉称，开始以军事家的头角崭露于世。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二
　　 光绪三十年（1904年），将军上五万言书，请湖南巡抚行新政。回国后在上海应章士钊的邀请，参加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8月，江西巡抚夏时之聘请他担任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后改任材官学堂总教习及监督。次年正月返湘，受应巡抚端方之聘，任新军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在此期间，他常登岳麓山揽胜，题诗：“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
　　 后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将军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并兼任随营学堂总理官，带领雷飚、岳森等一同赴桂林就任。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黄兴、谭人凤、邹永成等往来于湘、桂之间，将军竭力加以掩护。黄兴在桂林建同盟会分会，将军介绍学生中坚定者加入。
　　 其时，将军壮志满怀，年轻英俊，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据李宗仁回忆：“蔡氏那时不过30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他骑马时，常常喜欢用皮鞭在马身边一扬，当马跑出数十米时，蔡氏始从马后飞身追上，双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上马。这昂首大马，已够威风，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是惊人。”
　　 不久，云南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将军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秋，奉命赴河南参观秋操演习，担任中央评判官。事毕往北京，考察军事。次年春，广西创办陆军小学堂，将军任该校总办兼兵备处会办，后改任参议官。宣统元年（1909年）他奉命赴龙州接办讲武堂，任监督。在职时，创立武德会，秘密组织建国团。他在桂林训练新式军队，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勘测了中越边境要塞。由于将军在广西极负时誉，又手握兵权，遂为咨议局所忌愤而离开广西。
　　 宣统三年（1911年）初，应云贵总督李经羲电邀，蔡锷入滇供职，始编《曾胡治兵语录》。同年7月，经李经羲奏请朝廷，任命蔡锷为新军相当于旅长的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10月1O日武昌起义爆发，将军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锷召集下级军官密议，准备发动昆明起义。在10月28日（辛亥年九月初七）召开发动武装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协商决定：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夜，在昆明发动起义，史称“重九”起义，起义获得成功。次日中午，云南省城光复，各地传檄而定。
　　 起义胜利后，蔡锷严令部队，分别占领军事要地，严守军纪，不得擅离职守，不得妄杀一人，不得取拿民众一物，实现民众安居。滇局已定，即于10月31日召集起义主要将领会议，商议组织新政权。11月1日云南军政府（一说是“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在昆明正式宣告成立，公推蔡锷为云南都督。云南成为继湖南、陕西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三个省份，这对正在武汉进行艰苦卓绝保卫战的黄兴，是一个有力的声援，也是掀起全国革命形势新浪潮的一个有力推动。
　　 1911年11月1日至1913年10月，将军任云南军政府都督期间，以“澹泊明志，夙夜在公”为座右铭，自奉清廉，曾两次带头减薪，使“廉洁成为一时风尚”。重申“驱除靴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之纲领，革除陋政，整理财务，积极更新人事，裁减军队，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三
　　 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篡权后，控制了中央政府和许多省政权，唯有滇、黔不在其直接掌握之中。为控制滇、黔，袁世凯视蔡锷为眼中钉，1913年10月4日，将军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袁世凯先后委任蔡锷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大元帅率统办事处办事员、参政院参政、政治会议议员等虚职。将军明知于国无益，仍勉力为之，遂修订早年在广西起草的《军事计划》，整理编译中外经界图籍，写成《经界法规草案》、《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和《全国经界纪要》等书，并自撰序言。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袁世凯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野心勃勃，对内实行独裁，下令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孙中山制定的《临时约法》。民国四（1915年）初，日本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将军义愤填膺，在参政院发表长篇演说，力主拒绝，要求下定决心作战，并制定作战计划提交当局。袁世凯置若罔闻，于5月9日接受“二十一条”。蔡锷认定“袁氏叛逆，以致强邻生心，内乱潜滋”。8月下旬，袁世凯指使筹安会，鼓吹“君主较民主为优”，并紧锣密鼓进行复辟帝制活动，准备当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