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习字如做人，不得慌张，不得潦草，更不能肆意涂抹。提笔要一气呵成，落笔无悔。如今回想父亲的话，似乎不仅在解读书法，而是在解读人生。
　　 ——题记
　　
　　 初夏，故乡小院里的合欢树花满枝桠，仿佛落满了天上的云霞。树下，一张小桌上铺好笔墨纸砚，六岁的我，正襟危坐，一只小手慎重地握着毛笔，父亲站在我身后，用温暖有力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一笔一画，一撇一捺。我凝神屏息，一丝不苟，仿佛在书写自己一生的命运。父亲教我写的字是：人、一、大、小……
　　 一阵晚风吹起，小伞般的花儿落在书桌上，落在我的小辫上。我一抬头，就看见儒雅的父亲戴着一副眼镜，温和的笑容看着我，看我认真习字的模样，注视着他瘦小的女儿一天天地成长。
　　 那一年，我在父亲的陪伴下开始练习书法，临帖柳公权《玄秘塔碑》。父亲对我说，练习书法，记住几句话：习字如做人，不得慌张，不得潦草，更不能肆意涂抹；习字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和静气，习字的人就像一个练武之人，比的是内力。书写时气息不能断，提笔就要一气呵成，落笔无悔。
　　 如今回想父亲的话，那些话不仅是在解读书法，更像是在解读人生。
　　 年幼时，父亲常带我去的地方不是我喜欢的公园,而是西安碑林。因为当时他在西安南郊上班，离碑林不远，而我正在学习书法，父亲想让我从小就能沐浴在古老文化的芬芳里。
　　 那些风轻云淡的日子，父亲牵我漫步在古木参天、庄严肃穆的千年庭院里。我们悄然走在石碑之间，用心阅读着一块块虎踞龙盘的石碑，就像阅读一本本厚重沧桑的历史大书。父亲指着一块石碑说，这是你练习的唐代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父亲说，柳体端庄挺拔，沉稳端然，风骨俊秀，古人说：“颜筋柳骨”就是这个道理。在另一块石碑前，父亲站立良久，碑文我看不懂，这是谁写的呢？我问他，父亲说，这是于右任先生的草书。古人说，草书如名将，于先生的草书洒脱豪迈，雄健奇伟，如同驰骋沙场的大将。他是我们陕西人，解放前去了台湾，可惜他八十岁病故异乡，再也没能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八百里秦川。于先生去世前写过一首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父亲的声音在春风里有些嘶哑，我幼小的心灵被于右任先生的乡愁深深打动了。
　　 父亲说，汉字之美都在书法里。楷书如文人，秀逸端正，别有风骨。如今，我渐渐才理解父亲的话，楷书是穿着一袭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端正从容，疏朗俊逸。收敛了青年时的气焰与锋芒，内敛含蓄，风骨清奇。端端正正的汉字，庭院深深深几许，它充满了汉语的玄妙和美感。它不枝不蔓，中规中矩。只有懂得规矩和节制的人，才有完美的人生。
　　 年岁渐长，才觉得书法里最难写的字，莫过于笔画简单的“人”字。每个人的漫漫人生，最难做的也是“人”啊！书法里除了“人”字难写，还有就是“一”字。人要能做到坚守自己，不偏不倚，表里如一，不忘一颗初心，该有多么难得。
　　 书法是什么？是以竹和兰的身姿，书写尘世的情意。一字一乾坤里，皆是人间的贞静和端然。
　　 小时候习字的经历，在我成年之后渐渐显现出来，传统文化的熏陶，滋养了我日后的写作。冥冥之中，仿佛一切都是父亲安排好的。多年后，我用父亲握着的手写作，给各大报刊写稿。不知不觉，我成了终身写字的女子，从懵懂的童年到人生的中年。我渐渐明白，在浮躁的尘世间，只有沉稳静气的人，文字才能做到简洁不芜，端正开阔，坚韧洁净。对于如今的我，任何一种书写，都是一种修行。
　　 前些天，整理家中的书柜，忽然看见父亲的书法，写在包着书衣的书上，一本是巴金的《家》，另一本是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史》，我抚摸着父亲苍劲隽永的字迹，泪水潸然。父亲，光阴走了，您也走了，只有您留下的书法还在。
　　 父亲，我用您留下的笔墨纸砚，教我年幼的孩子学写书法，教会他第一个字是“人”字。因为，是您握着我的手，教给我人生的第一个字。也是您，教我一生好好做人。一代代中国人，就是依靠汉字的书写，传承汉字之美和人间真情。
　　 您离开我一年多，我常常回想您教我习字的时光，心里竟没有多少孤苦和伤悲。父亲，每当我提笔书写的时候，仿佛就得您还站在我身边，慈爱的目光一直看着我，鼓励我，督促我，令我不敢懈怠。那些我的生命之初最美的书写，珍藏在记忆里，温暖漫漫人生。
　　
　　 【真】
　　 读民国的老课本，其中写道：“人之操行，莫先于无伪”。诞生于一百年前的老课本，告诉孩子们做人的道理：去伪存真。不虚伪，不矫情，不妥协。心头想，纸上语，世间行，始终如一，人能永葆一颗真心，是多么难得。
　　 一本老课本，上至做人修养，下至草木清流，鸟语花香，生活常识，人性温暖，栩栩如生。它仿佛一泓清流，照见百年前的世道和人心。抚摸着它，尚留一丝民国温良诗意，沉静从容的气息。
　　 世间的书法名作大多是草稿，皆是书法家真性情的流露。
　　 比如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寒食帖》，被称为“天下三大行书”。三幅书法珍品，字迹大小不一，涂改无数，可是，笔随心行，自在洒脱，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行草美学是不能重复的，连书法家本人也无法重复。因为，真正的好书法是看得见灵魂的。书写的一刻，是字和心境高度的默契和融合。
　　 翻阅苏轼《寒食帖》，笔墨酣厚，苍劲沉郁，饱含生命的凄苦悲凉。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荒僻之地黄州。曾经少年得志的苏轼，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45岁那年一瞬间跌入生命最黑暗的谷底，人生的繁华仿佛是一场梦境。看尽世态炎凉，写下“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他把人世的苦楚和艰难都慢慢咽下，穷困潦倒，前途渺茫。可是，他依然怀抱磊落，不肯随波逐流。
　　 苏轼中年之后被朝廷一贬再贬，从黄州到惠州，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一次比一次荒凉偏僻。可是，他还能和渔民、樵夫把酒话桑麻，“自喜渐为人不知”，没有谁认识这位贫困交加，脚穿草鞋，衣衫破旧的人，竟是大诗人苏轼。
　　 他一生最好的作品都出45岁之后，都出自命运坎坷的流放岁月。“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拣净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一颗心经历霜严雪寒，颠沛流离，才寻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苏轼的诗词和书法上升到另一个开阔豁达的境界。正所谓返璞归真，作品是，人生也是。
　　 有人说，好文章是直见性命，其实，好书法更是直见性命。
　　 八大山人有一句诗：“墨点无多泪点多”。自古至今的好文章，皆是血泪所成。真情到了，笔意也就到了。无论书法还是作文，其实全无章法，艺术大美，就是毫无修饰的一腔赤诚。
　　 有一天，和十岁的儿子聊天，我问他，一篇好文章的标准是什么？他想了想说，要写真话。说得多好！
　　 好文章一定有真情实感。孙犁先生谈写作时说，修辞立其诚。意思说，修辞的目的，是为了立诚，然后才是修辞。语言表达在文字里，只要是真诚的感情流露，不用修辞，不用华丽的辞藻，就有感人的力量。
　　 优秀的作品不论雅俗，只关乎真，不浮夸，不做作，不媚俗。作品失去了真，就谈不上善和美了。好文章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也是溪水映桃花，素面相见。其实文字和植物一样，朴素之美才是大美。
　　 内心纯净的人，文字自然干净。一个圆滑世故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好作品里藏着一颗赤子丹心，她一清如水，甚至超越悲喜。
　　 爱情里那份真则格外动人。有读者问我，写作需要技巧吗？我说，需要，但是，再娴熟的技巧都抵不过文字里的一份真情。其实，爱情何尝不是如此？
　　 午后读萧红，是作家萧红最后的时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烽火连天，萧红躺在香港一家医院里已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她在人世的光阴已经薄如一片雪花。她的丈夫端木蕻良将她丢在医院里，半个月也不见露面。萧红对照顾她的朋友骆宾基说：“要是三郎知道我现在的样子，一定会来救我。”听见她的话，一时间，眼泪湿了眼角。三郎是谁？是她的前夫萧军。她孤独漂泊的一生，埋藏在心里最真的爱，一点对温暖的渴望，一生一世，不能忘却。
　　 爱情是什么？是人类精神世界里最深情的回望。可是，她生命最后的时光，她望见了什么？她向着她的爱人，要一点尘世的暖意，多么令人心痛。
　　 不久，萧红病逝于香港。五年之后，第一位写《萧红传》的人，不是她曾经爱过的人萧军和端木蕻良，而是临终一直守护在她身边的骆宾基。
　　 我依在窗前，看着窗外一树烂漫的桃花。泪眼问花花不语，落花无语对萧红。
　　 真，那一点弱弱的真，在爱情、文学、书法和做人修养，都是那么动人心魄。那是作品的灵魂，也是人的灵魂。她犹如心头的一轮满月，映照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无论她在哪里，只有一颗赤诚的心能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