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父亲在一场车祸中遇难。
　　 噩耗传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距离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不过两个月时间，那是一九九六年的春节;我与妻子、女儿一道回老家过年。父亲虽患有糖尿病，但经过治疗恢复得极好。春节期间，全家人聚集共十多口人，说说笑笑，吃吃喝喝，十分热闹，特别是孙子辈的孩子们围着父亲叫着爷爷长姥爷短的，让父亲的脸上始终都绽露着喜悦。那时，我们家住的是临街平房，虽算不上宽敞，仅五、六十平米，但父亲母亲和我们姐弟四姊妹却在这片屋檐下生活了四十余年，至到我们四姊妹相继成家，各有自己的小窝，父亲和母亲才从拥挤中解脱出来。父亲说，旧房要折迁改造了，住了几十年，说搬迁就要搬迁，还真有些不习惯。我们都劝父亲，将来改造完成了，还给的是楼房，整洁干净，还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会方便许多。父亲说，不想住楼房，因为没有平房出入方便;加之人老了，爬楼上梯的累人。我对父亲说，到时我们找人说说，弄套二、三楼的，照顾老人嘛，应该不成问题。
　　 没想到，父亲竟然真的没有住上楼房，旧房还没来的及折迁，父亲便告别了我们，独自远赴天堂。
　　 父亲是属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老好人。几十年的人生中，除了工作就是家庭，无论是工作或是在街坊邻里，从不与人争吵、也不参与人长里短，静静地干自已的事;也从不报怨什么、默默地按自已的思维生活，哺育着儿女成长。都说好人有好报，但苍天却瞎了眼,并没赐他长寿。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要打内战,四处抓壮丁。年仅十四、五岁的父亲与大他两岁的叔父一起,为躲壮丁逃到了重庆。到重庆不久,叔父因个子长得粗壮,再次被国民党兵揪住;几经挣扎终得跑脱,但却与父亲失散,从此杳无音讯。父亲独自一人在一家缝纫铺谋到了当学徒的活,从此就早起晚睡替店主做起了长工。
　　 刚刚解放,父亲就回到了小县城,开起了自己的缝纫铺子。后来妈妈到缝纫铺帮忙,不久就与父亲结了婚。再后来父亲的缝纫铺因“公私合营”进了县服装社,父亲和妈妈也就成了服装社职工。
　　 五十年代父亲与妈妈相继生育了我们四姐弟。那时服装行业属于手工作业,职工都实行计件工酬;为了养育我们四姐弟,父亲和母亲每天都是起早摸黑地拚命多做工件，还要挤出时间来照料我们。那时，我们四姐弟年龄相隔都在两岁多。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幼年大都是在父亲和母亲工作的作坊里度过的。父亲和母亲在服装社的作坊里做工件，我们就自己围在作坊里游戏玩耍。一次，作坊外的街边上堆码了许多碗口粗的圆木，我们就爬在上面玩耍，圆木堆码的时候没夯实，我们在上面一抓拍，圆木就松垮不来，二姐和我瞬即破圆木卡在里面，动弹不得。幸好一根横叉的圆木挡住了上面继续滚动的圆木，二姐和我才没砸着。父亲赶来，左手抱起二姐，右手挟起我，一脚蹬位圆木，将我们拽出来，因我们出来后圆木有了间隙，压在上面的圆木顺势下滑，横叉的圆木已不能阻挡，父亲的左腿便被圆木砸了个正着。二姐和我虽然没事，父亲砸伤的腿却过了半年才好利落。
　　 大跃进后,人们的生活变得逐渐艰难，特别是六一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使人民的生活如履薄冰。那时全国都吃大食堂,食堂的饭菜根本就填不饱肚子;父亲和母亲总是将食堂分来的饭菜尽量添给我们,自已却默默地喝上一碗野菜汤。我们当时都还小，不知道父亲和母亲为什么不吃食堂分回来的饭菜，却自己在家烧着野菜汤喝。我缠着父亲也要喝野菜汤，父亲就将他的碗递给我，我狠吸一口，一股苦涩麻味从食道中呛入鼻腔，那种滋味让我至今难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服装社也停业闹革命,没有活干,就没有工酬,我们一家人顿时陷入了绝境。父亲好不容易托人购买了一台缝纫机,从此就在家里与母亲一道替人做衣服。父亲的手艺很好,找他缝衣裤的人很多,久而久之,父亲在我们家住的那一带就有了名气。到后来接下的工件都做不过来了,于是我们四姐弟便开始帮父亲干一些诸如钉扣、锁眼、绞边之类的活。那时的父亲和母亲实在太劳累了，很多次我半夜里醒来，仍能看见父亲忙碌的身影。因为父亲和母亲的辛苦，我们家的生活也变得好了起来,惹来左邻右舍许多羡慕的目光。
　　 那时我们家街对面，住着一户姓穆的人家。穆老爹是铁器社的工人，穆婶无业还体弱多病，他们家的孩子比我们还多一个，共五姊妹，生活异常困难。穆家五姊妹经常为争多盛一点饭而发生矛盾，姊妹间吵闹不停。父亲就常常接济一些大米、包谷、红薯之类食品给穆家。穆老爹很感激父亲，就将他们全家那时每人每月按计划供应的肉食票给父亲，父亲不要，穆老爹就生气，父亲只好接过来。但每次我们家吃肉食，父亲就吩咐母亲给穆家盛一碗过去。父亲说：穆家的孩子也在长身体，不能亏了孩子。
　　 七十年代初、中期,我与两个姐姐相继下乡当知青,为了补贴我们在农村的生活,父亲和母亲更是彻夜煎熬,通霄达旦地狠干、苦干，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承负能力，维护着我们哪怕能宽裕一点点的生活。一次，我们同公社的一位知青从城里回公社，说我母亲病了住在医院里。那时，我刚刚被推选为公社“先进知青”代表，要到区里参加表彰先进会;此意味着我在下乡中的表现，受到公社干部的认可，既有早日返城的希望。但我一听母亲患病的消息，心里骤然紧张，忙去向大队书记请假。大队书记说：很多知青想争这个名额，其中的利害关系，你难道不知道？书记不准假。一时矛盾重重，是参加先进会？或是赶回城去看望母亲？一夜难眠，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未患过病，这次既然住进了医院，说明情况相当严重。晃晃糊糊中，我又看见了父亲和母亲深夜仍在昏暗的灯光下赶做工件的身影。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便不辞而别回了城。到家时，父亲正给母亲熬皮蛋粥。我接过来，将粥送到母亲病床前。母亲患的贫血症，加之过度劳累产生了休克。在医院住了几天后，便出院了。父亲说：你妈都是为你们累的。是啊，如果不是父亲和母亲没日沒夜的艰辛，我们的日子不会过得那么好，那么快乐。
　　 一九八二年后,我们四姐弟全都有了工作,父亲和母亲才得到松驰。我与两个姐姐都同时将我们领取的第一个月工资要孝敬给父亲，父亲却摇摇头说：看到你们长大了，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再后来我们四姐弟因相继成家,没能好好地孝敬父亲和母亲;但父亲的眼里每天都洋溢着喜悦。
　　 一九九二年,父亲退休了,我们四姐弟的经济能力也相对宽松了。在父亲六十大寿时,我们为父亲操办了他毕生最隆重、最愉快的一场生日盛会。父亲一生中从不喝酒，也不抽烟。那天我们四姐弟和亲朋好友们轮番向父亲敬酒，父亲也非常高兴，频频浅饮。后来，孙子辈的孩子们围着父亲“爷爷”长、“姥爷”短地祝福着生日快乐，寿比南山，父亲那满是绉纹的面庞乐得象绽开的康乃馨。
　　 饭后我陪父亲聊天，父亲竟然向我要了一支香烟吸。我说：父亲，您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退休了，您要是想喝酒、抽烟就喝，就抽，儿子给您包了。说着就看见父亲喜悦的双眸,微微地盈溢起泪花;我也为父亲来之不易享有的幸福而欣慰。内心里暗暗祈祷：父亲,您尽情地喜悦吧！幸福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直至您百年高寿永远相随！从那以后，我因职业上的便利（我那时从事酒类经营）让父亲尝遍了茅台、五粮液、泸州大曲、剑南春、郎酒等等中国名优酒，姐姐们和小弟也时常为父亲送香烟、茗茶。父亲终于悠悠闲闲地过起开心快乐的日子。
　　 然而,父亲没能享受到太多的幸福日子。一场意外的车祸剝夺了他享尽幸福的权利。我辛勤操劳一生的父亲、慈祥如佛的父亲就这样不辞而别地离开了我们,撒手人環。儿女的孝道,也没能挽留住父亲那忽忙的脚步。父亲啊,上苍虽没能尽职尽责地眷顾您老人家,儿女们都会时时刻刻为您祈祷,愿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