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闹钟沉默着
　　 这些年，我拼命地和时间赛跑，总有一种被遗弃的恐慌感。我和朋友不时说起时间，时间，时间。嗯，是的，说起时间，我就会想起那只钟表。
　　 上学时，学校距家约10里山路。山村的凌晨，公鸡醒得早，站在院子里的任何一个部位，伸长脖子“呕呕油油”地叫鸣，就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杨柳青年画上的那只神采飞扬的大公鸡，但我家公鸡的头顶上，没有那红光四射的太阳，因为公鸡叫第一遍的时候，太阳还在海里泡着呢。然后是狗吠了，驴叫了，还能听见村子里谁家的大门开启时发出的“吱吱”声。若是日暖花开时节，有个我们通常叫做“天明鸟儿”的，比公鸡起得还要早，躲在院外稠密的树枝间，“吱----啾啾啾”地唱着，声音清脆绵长，笛子一般好听。这些，都是我们早晨起床的报时器。
　　 事实上，这些物候还是误事。比如，天阴的时候，公鸡的自然钟就会失灵，“天明鸟”也会偷懒。再比如，月亮特别亮的夜晚，昏睡的大公鸡突然醒来，一看整个世界通明透亮，以为应该报时，便鸣叫了起来，一只叫了，全村的公鸡就都叫了。山村的月光，也最能迷惑人的感觉。天还没有亮，却看见晨曦从门缝透了进来，在黑暗的屋子里，划着些水纹一样的印痕。这时节，母亲迷迷糊糊地惊醒了，急急地拍着我们的脑袋，叫我们起来：“快，快起来，要迟到了”。去学校的路上，月光使四周十分安静，安静得能听见狐狸在山坡上走动的声音。来到位于镇上的学校，校门还紧闭着，一副沉睡的样子。当黎明来临之前，瞬间的黑暗笼罩住我们以及小镇的时候，才知道不仅仅是来得早了，而是来得太早了。放学回家后，就瓦着个脸，生气的样子让母亲惶惶不安。
　　 同学小灵，是我们中最先有钟表的，他的父亲在距200多公里路的一家运输车队开汽车，平时，除了能从油箱里抽出些柴油，用于点灯外，还可以在冬季来临之前，从车下卸下一些黑得发亮的大炭----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的职业啊。他叫我们去他家看那只钟表，表摆在桌子中央，头上有两只和自行车铃铛差不多大的碗子。小灵说，时间一到，它们就响，还强调说：“准时得很。”于是，我们弟兄抱怨母亲：“有个钟表不是就能按时走学校了吗？”
　　 母亲愣了一下，说：“那得多少钱啊！”
　　 母亲虽然这样说着，但并不叫我们弟兄失望。不久，父亲就买回了一只闹钟，是红壳子的，长方形。我们十分兴奋，便在桌子上腾出一点地方，把它摆在中央，还在它的左右各摆上一个插了塑料花儿的酒瓶子。好几个夜晚，我趴在炕上，盯着那三只镀了夜光的针，觉得是三只小虫子，互相赛跑。闹钟上面的一只鸡坚持不懈地啄食，发出“嘀哒嘀哒”的声响，好像在我的胸膛走动，竟然难以入眠。有好几个清晨，我们弟兄先于闹钟设定的时间醒来，躺在炕上，等待清脆的闹铃声响起。
　　 我相信它一直走得很准，但别人说一直不准确。一天早晨，我们在上学的路上，就我家的钟表走得准与不准，争吵了一路。小灵说：“咱们约好了是早上六时挨家叫同学们走，你却在六时过六分叫大家。”我说：“是你家的表走快了。”吵吵嚷嚷时，一些同学说我家的表不准，一些说是小灵家的钟表不准，甚至还有人说：“嘿，我家的公鸡最准了”。我心里不服，但真的怀疑我家的表走得不准。因为，当挂在墙上的广播报送“现在是北京时间二十零整”时，我和哥哥抢着拧钟表后面的钮儿。
　　 那天父亲回家，我正坐在屋门坎儿上写作业，朦胧听见父亲问：“这表走得怎么样？”母亲说：“走得好着呢。”我立刻扭过脖子，大声嚷：“啊？根本走不准的”。
　　 父亲“哦”了一声。
　　 钟表是父亲从县城卖来的，那时节，他的工资才六七十元，就这个钟表化去了十六元。父亲把钟表装进帆布挎包里，骑着自行车，朝着100里以外的六盘山脚下的老家前进。一路上，他很是疲乏，但内心却很愉快。就在一个上坡的地方，一辆挂了空档的手扶拖拉机迎着父亲，冲了过来。他被挂倒了，装着新卖的钟表的挎包摔到了路旁的地里。父亲爬起来，拣起挎包，掏出闹钟一看，原本走动钟表已经不走了。他摇晃了一下，表又走了起来，并且发出了欢快的“滴哒”声，他又把表放进了包内。这次事故，摔碎了父亲的眼镜，擦伤了他的右脸颊，还有，他一直推着碰坏了的自行车回到了家里。
　　 “表可能是摔坏了。”父亲惋惜地说。走时，他带走了这只钟表，几天后又捎了回来。但修理后的钟表仍然走得不准，它好像和人闹别扭似的，原来是慢几分钟，现在却是快几分钟。
　　 “这也叫钟表呀？！”我们常常对钟表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母亲说：“有总比没有强吧？亏你们还念书呢。”我们便觉得理亏。几年里，就用减法较对时间。我家的表如果是十二时，那一定是十一时五十五分。
　　 我找到工作的第二年夏天，我也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出发，赶回距县城100里的六盘山脚下的老家。半夜里，蛙鸣声或远或近，此起彼伏，恍惚在屋子里、头顶上回响。我突然想起了那只走不准的钟表，便聆听它发出的声响，但没有听到，黑暗包裹着屋子，屋子平静得出奇。天亮后，我啾着摆在桌上的钟表，问母亲：“没有上发条？”母亲平静地说：“不走了。已经好几年了”。
　　 钟表的确已经不走了，但工艺品似的，仍然占着桌上的那个位置。几年后，年迈的父亲对母亲说：“这只表，修修，或许还会走的。”母亲说：“不用了，娃娃都大了，用不上了。我也闲下来了。”我脱口说：“那还不如把它扔了算了。”母亲惊诧地看着我，好像我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大错误似的。这只钟表，母亲在收拾屋子时，用毛巾仔细地擦拭着，上面的瓷器一样的暗红色釉子竟然没有脱落下一片儿，仍然泛着深沉地光芒。
　　 前几年，我的孩子也开始上学了，我和妻子总是先于她起床，为她准备早餐，然后叫醒她，再送她出门。现在，她长大了，虽然学校距家不远，但由于她晚上躺在床上，总要背着我偷偷看书，天亮便不能按时醒来，害得我和妻子仍要先于她醒来，冲着她的房子大喊大叫。这是我和妻子的一块心病。我对妻子说：“给孩子买只闹钟吧？”就为她购买了一只钟表，是塑料外壳的，鸭子形状。从此，每到早上六时，钟表就会在孩子的床头上叫响：“呷，呷，宝贝起床；呷，呷，宝贝起床”。
　　 每当这时，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想起老家桌子上的那只钟表。母亲那时很辛苦啊，白天在生产队劳累一天，本该在晚上好好休息，但为了能在清晨按时叫醒我们，她经常半睡半醒。这只钟表，或许，不仅仅是父亲给我和哥哥买的，可能，那也是父亲送给我的母亲的礼物----这应该是钟表至今仍然摆放在桌子上的惟一理由。
　　
　　 二、老屋不说话
　　 院落东西走向，倚山而建。山不高，人们都说，山形酷似安详而卧的虎，于是，山便被叫做“虎山”。虎山多树，山腰上，长满了桃树，山顶上，大多是杏树。春来时节，粉的桃花，白的杏花，宛若悬空了的薄纱，把山坡点染得仙境一般。这是我喜欢我的村庄的一个重要理由。因此，我还喜欢那首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歌曲。我家的院落，躺在山湾，就象是坐在温暖的怀抱里。
　　 这座院子是一九七六年修成的。这一年秋，我们一家，从位于新店的土堡子搬了回来，仓促地住进了新院。院里不大，二分来地，房子不多，有两间正屋，正屋旁边是一间厨房。岁月推移，我们弟兄都长大了，房子便紧张了起来。一九八二年正月的一天，父亲先用目光，然后用脚丈量着院子，最后，手指着西南角，坚定地说：“要在这里盖一间房子。”父亲很快购置了木料和瓦块，正是桃花、杏花相继开放的时节，请村里人帮忙，几天时间里，就建成起了这座房子。房子依然很小，盘上火炕后，几乎无法摆下桌子。
　　 腊月，大哥便在这间房子里结婚。
　　 结婚时，小房子精心布置了一下，就充满了喜气。房子的窗户上，糊上了那种泛着油光的细白纸，细白纸上贴上了窗花。这些窗花，都是父亲从县上的印刷厂买来的，并且，图案明显地挑选过，比如莲藕，石榴，牡丹。屋里的土墙，都拿报纸糊了，白面浆糊的味道直扑鼻孔。炕那边的墙上，订上去了一张胖娃娃骑鲤鱼的年画，还有一套春夏秋冬的四条幅。靠窗户的墙角处，用一呈三角形的玻璃，做了个悬空的支架，上面搁了一盏清油灯，这只灯，按照习俗，一直燃到天亮。
　　 修建这座小房子时，父亲和母亲经常谈论着一些婚娶的细节，我从他们的言谈中，知道大哥要结婚。那时我在中学住校，周末回家，碰上大哥，就冲他直笑，笑得他脸红耳赤，生气地说：“你再笑，我就揍扁你！”并且，“一看见你就烦”。当然，他没有揍我，我照旧笑着，一直到他结婚。我喜欢这间屋子，是喜欢从房子里散发出来的香味。院门的右手，就是这间小屋，还没有走进大门，就感觉到香皂淡淡的气味，飘浮在空气中。这种香味我觉得很熟悉，但就是叫不上名字，一直到农历五月，村北的瓦窑坪上的槐树枝丫上，挂满一串串白中透绿的槐花，半个村庄泡在香气中时，我才知道，从小屋散发出来的气味，是槐花香。
　　 三年过去了，大哥还没有孩子。这对于家庭来说，好像是个大问题，甚至，对于整个村庄来说，也是个较大的疑问，因为，总会有人投来问询的目光，还有人私下里塞来一些药方。为此，父亲和母亲显得焦虑不安。在大哥大嫂求医的过程中，母亲对父亲说：“要不，找个阴阳先生算一算？”父亲对迷信不太感兴趣，对母亲的话置之不理，这让母亲更加焦虑。她再次对父亲说：“为了他们，咱就相信一次吧。”父亲犹豫再三，终于同意了。母亲托人找来了当阴阳的远亲戚，他在院子的四周溜了一会儿，又用刻有八卦和天干地支的罗盘，在院子里测量了一会儿，下结论说，那间小房子没有修在时辰上，犯“煞”。按照阴阳的指点，入秋后，我家的东北边，又修起了一座房子，两间大。腊月，大哥他们便搬了过去。
　　 我住进这间小房子后，墙上又补上去了一些内容，如正面印着明星头像，背面印着流行歌曲的那种图片，还在裱糊墙壁的报纸上，用毛笔七扭八歪地写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类的话。可笑的是，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居于下游。冬天时，土炕热乎乎的，我躺在炕上，听见炕洞里那些从山野里扫回来的枯草、树叶，发出毕毕剥剥地燃烧声，就迷迷糊糊地想到了春天的阳光，以及山野里的冰雪的光芒。我喜欢吸着鼻子，嗅那种槐花香。五月的槐花，被做成了香皂，大哥两口子把它洗成了水，洒在了地上，于是，小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浸泡在五月里。
　　 我没有数过房子上的木椽有多少，但我算过窗户上的木格子。一九八四年（又是一个冬天），村北的山上，乡、村、社三级组织开展整修水平梯田运动。我随大哥也去了。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劳动场面呀，现场红旗招展，高音喇叭歌声阵阵，别说是参加劳动，就是一旁看着，也不会感觉到寒冷----人们高涨的热情，压过了呼啸的寒风。我的后面，跟着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由于她的气力不够，取土时，铁锨滑过冰冻着的地面，直接铲在了我的脚后跟上。我受伤后，在炕上躺了近两个月。躺着，是十分无聊的事，睁开眼睛，最先看到的是小房子的窗户。
　　 被我的目光盯过无数遍的窗户是方形的，那些个有楞有角的木条子，互相交错着，组合成三十六个方形的小格子，每个格子的边，约摸十厘米长。很明显，窗户是用白杨木做成的，因为在它的上面，还有天牛幼虫啃出的小洞。大哥搬走后，糊在方格子上的白纸和窗花，被风撕扯得七零八落，我很少去重新裱糊。半夜，合上双扇窗子，冬天的风吹动窗纸，“哗哗”作响。有月亮的晚上，月光带着寒气从门缝进来，借着一丝光线，睁眼发现，头顶上有许多银色的星星眨着眼睛。有一天，一滴水落在脸上，仔细琢磨，才知道那些星星，是屋顶上潮出的水气结出的冰花。
　　 一九八六年，我离开了老家，小房子便在很长时间里空着。几年后，就做了堆放杂物的仓库。但小屋的土炕还在，墙上的画还在，屋内淡淡的槐花香还在。前年，大哥在院子的北边，重修了一排新房子，前墙全是白色的瓷片贴面，窗户用塑钢材料做成，套在上面玻璃洁净透亮。新房子建成，大哥捎话来，说要祝贺一下。我站在院子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那座小房子，实在象是打在新衣服上的补丁。我说：“把这间也拆了吧。要不，也修一间象样些的。”大哥说：“不急，不急，留着吧”。
　　 或许，大哥有大哥的理由。我曾经揣测，在他的心里，它还是新的。
　　
　　 三、炕桌的光泽依然
　　 天还没有黑下来，院子里落下一半阳光的暗影，一半若有若无的晚霞。我和哥哥坐在房檐下的台阶上，玩猜过成百遍的猜谜游戏。这些谜语简单得几乎没有道理，但又因为简单而显得难猜。连躲在院外大榆树的麻雀们，也对此议论纷纷。
　　 “谜谜谜，两头细。”这是擀面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