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鱼吞食了两千多年，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你的死就是你的不死：你一直活到千秋万世！
　　 ——余光中《淡水河边吊屈原》
　　
　　 端午节近了，关于将端午节“作为同志情人节”、屈原是“同性恋者”之说争讼未已。事实表明，此说并非空穴来风，而且据说是出于中国古典文学历史研究专家、现当代著名学人作家之口，殊令人格外注目。
　　 1944年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诗人节茶会。会上，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孙次舟讲述屈原事迹，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9月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了《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一文，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这一观点一出，即遭到文化界的一致批判。孙次舟由于受到文化界的批驳，便说他的观点是受闻一多影响的，在第二篇文章《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的附白中说：“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朱自清在成都给闻一多写信附寄了孙次舟的《屈原是“文学弄臣”发疑》。后来，朱自清回到昆明，他们谈起这场论争。闻一多即说十几年前，他是和朱自清谈过类似的意见。当他看到孙次舟的第二篇文章后，便决定参加讨论，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的《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一文，发表于1945年10月《中原》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从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提出：屈原是一个文化奴隶式的“弄臣”，却是一个“孤高激烈”，包含着“火气”的奴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和赋予诗歌以教育功能和健康的艺术形式的文学家”、“一个文学弄臣走向一个悲苦吟颂的诗人！”。这和孙次舟提出的屈原完全是“文学弄臣”的观点有明显的区别。闻一多正是在反驳孙次舟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屈原是否弄臣的回答的。
　　 闻一多和孙次舟持的观点应该是“屈原是文学弄臣”，他们更多的是从文化人物在当时的地位等方面进行论述的，指出文学弄臣有点像倡伶，这更多的是和当时的风气有关，而并没有明确指出屈原就是同性恋。倒是雅虎论坛虎知县的《屈原竟是同性恋者？》中说的较为直白，即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潘光旦在他的译作霭理士《性心理学》的附录中称：“《离骚》、《九歌》、《九思》、《远游》、《卜居》、《渔父》等诗，都可看作他与楚怀王的爱情由亲密到疏远过程的艺术记录。”即屈原是同性恋。
　　 上世纪末即1999年香港同志组织曾发起请愿，要求把端午节改为“同志节”，未果。
　　 前年，同性恋者喜力新浪微博《关于将端午节作为同志情人节的建议》称：“1944年，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发表论文，指出屈原是同性恋者。孙次舟指出，由于楚怀王移情别恋，屈原愤而投江自尽。今天，让我们尊重历史、还原真相，用‘同志情人节’来纪念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和为爱情忠贞不渝的同性恋诗人。”赓即，著名性学家方刚力挺。方先生则走得更远，说法更干脆：“屈原是一位同性恋者，并且因失恋自杀，而非因‘爱国’自杀。又一年端午节将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屈原是一位同性恋者，并且因失恋自杀，而非因‘爱国’自杀的史实。”既尔数百万网友鸟丝纷纷起哄造势，端午节公案甚嚣尘上……
　　 其实，早在08.12.19据青青岛社区报道：争议作家张一一在一篇题为《屈原不如宋祖德和陈楚生》博文中，逐一批驳我国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既不爱国，也不浪漫，更不伟大”的“三宗罪”，并含沙射影地指出在“崇尚男风”的战国时代，喜欢花花草草的屈原与楚怀王和宋玉之间“都有一腿”，指出屈原自称是“美人”，不但热衷佩戴香茅之类玩意，还一天到晚喜欢和花花草草搞在一起，再加上当时男风盛行，屈原又丰姿秀美，兼职“侍奉内廷”的屈原与楚王之间有一些眉来眼去你侬我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至此，屈原是同性恋的说法遂成滥觞......
　　 若追溯“屈原是同性恋”说法的前源还需从孙次舟教授缘起，尽管他没有指明。孙先生说屈原是个“文学弄臣”，闻一多把他的论证归纳为四项：1、《史记》不可靠。2、战国末年纯文艺家没有地位，就是西汉时也还没有多大改变，所以东方朔郭舍人枚皋一流人都“见视如倡”。3、以宋玉的职业来证屈原的身份。从《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赋里孙先生证明了宋玉不过是陪者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佼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态度并且很不庄重。而司马迁明说宋玉是“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的，那么屈原当日和怀王在一起的生活情形，也便可想而知了。4、《离骚》内证。孙先生发现战国时代有崇尚男性姿容，和男性姿态服饰以模拟女性为美的风气，他举《墨子?尚贤篇》“王公大人，有所爱其色而使”和《荀子?非相篇》“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等语为证。据孙先生看，《离骚》当作于怀王入秦以前，是这位文学弄臣，因与同列“靳尚之流”争宠，遭受谗言，使气出走，而年淹日久，又不见召回，以绝望自杀时的一封绝命书。他分析其内容，认为那里“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
　　 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后宫弄臣姬妾争风吃醋。）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男女情人相责的口吻。）
　　 余即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眷恋旧情，依依不舍。）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顾惜青春，惟恐色衰。）
　　 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旁人劝他自动回宫。他依然负气，不肯服软。）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自想请人疏通，恐怕也是枉然。）
　　 会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泣兮，沾余襟之浪浪。（但知自伤命薄，做出一副女儿相。）
　　 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焉能忍与此终古！（终以热情难制，决定自杀。）
　　 正鉴于此，孙先生认为：“因为屈原和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所以在《离骚》中多有暧昧不清的可作两面解释的辞句。”总之，他“是文人发展史上一个被时代牺牲了的人物，（因为男色的风习，在古代中国并不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我们也不因此就剥夺了他那《离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很显然，这里孙先生虽没有明说，但其屈原有“同性恋倾向”怀疑的观点还是一目了然的，闻一多先生似乎也并没有怎么表示反对，此后的诸家各说也大都本乎此。有人根据屈原《抽思》等诗句的表露：“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于是就断定诗人（屈原）与怀王以身相托，两情相怡，就是同性恋了。下面就是与宫女争风吃醋，“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灵修是古时女子对恋人的专称，屈原以此称呼楚怀王，其同性间之爱情似乎已一目了然。“浩荡”其爱在今日看来就是指有多个性夥伴，再贤明的大臣也会认为国君如此乃是天经地义，宫中之女并无政治权力，于是认定和屈原不会有政治上的利害冲突，但她们嫉妒诗人的美貌，为争宠于楚怀王而不惜对诗人造谣中伤，可见屈原与怀王之间并非一般的君臣关系，而是带有性爱的成份……
　　 屈原是同性恋，证据都来自屈原的作品。乍一看来，似乎说的不无道理，可是人们应该知道，当时是战国时期，战国时代是极其盛行崇尚男风的，孙次舟甚至连闻一多也混淆了崇尚男风和崇尚同性恋的概念。当时因为崇尚男风，对在诗句中作大胆的同性描述的人们是并不以此为惭的，屈原在诗歌中也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多有夸耀，自诩盛年时丰姿秀美，才华超群，也深得楚怀王的宠信，但是诗句中描诉的就一定是“性关系”、一位供君玩弄的“嬖幸”了，就没有可能是正常社会人际关系友谊或者君臣之间的赏识、敬仰与忠诚吗？
　　 古代诗人作家不少用花来赞美高风亮节，如岁寒三友、花中四君子，就经常被古人拿来赞誉美人。屈原作品中大量以花自比，无非是赞美自己的刚正不阿、高风亮节而已，与同性恋根本没有丝毫关系！至于用男女爱情表达对君王的忠心，也是古代诗人常用的比喻。这样的诗篇非常多，就连汉乐府《上邪》都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对君王耿耿忠心的隐喻，而不是什么同性恋。此外诸如——
　　 曹丕《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与君新结婚/宿昔当别离。”
　　 曹植《七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王维《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白居易《长相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王安石《君难托》：“嫁时罗衣羞更看/如今始悟君难托。”
　　 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系列《无题》诗……
　　 此外诸如梁武帝萧衍：“谁言生离久/适意于君别/腰中双衣带/梦为同心结”，陈叔宝：“思君如昼烛/怀心不见明/思君若落日/无有暂还时/思君如夜烛/垂泪著鸡鸣”，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如果按孙次舟等人的推理，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只要有徘徊缱绻风格的文笔，就一定是个同性恋了吗？对此，武汉大学教授李敬一《解读“端午节之惑”，还原一个被误读的屈原》称屈原的诗只是用了文学的“比兴”手法，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属政治抒情诗。
　　 综前所述，屈原乃“同性恋”一说，殆出于孙次舟的“发疑”，闻一多默许，同时代人潘光旦确认，但当时已被大多数同行学人否决；后人多有附和，更遭世人谴责，终难成气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郑善庆教授在他的《疑古学人孙次舟》中称：民国学人孙次舟，早年即负才学，师从顾颉刚，信守“疑古”，且终生未弃，乃战时“屈原是弄臣”之争的挑起者；然其高傲不群、苛责自负的性格，为批评而批评的极端疑古之论，皆不免为时所讥，且不为主流学界所认同，终究注定了一代史家的落寞命运。由此可见，后人有踵其牛后捡其衣钵者，其下场当定与孙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