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带着最终没等到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庆祝的日子，没看到盛大的威武雄壮的阅兵式的遗憾走了。他去世前已经深度昏迷，不可能有电视剧表演中那样的豪言壮语，但作为抗战老战士，在昏迷前那份朴素的遗憾一定会有的，我想。
　　 他辞世时，我没得到他病危信息，没回去和他告别。其实即便得到消息，因妻子心脏搭桥手术后需我护理，我也回不去。因此也没赶回千里之外去参加石家庄公路管理处为他举办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
　　 前年回正定给父母扫墓，去石家庄给大姐到殡仪馆烧纸，然后去看他，和他在一起呆了半天；去年夏天得知他病重，行走不便，有些痴呆，健忘，我去石家庄和他一起度过了几天，断断续续聊了些家务事。那时，看到他不但瘦了许多，一米八的个子已明显萎缩不少，他引以为荣的每次见面都向我展示的整齐的牙齿，掉得也稀稀落落，已经感到他时日不多了。但谈起抗日的事，他仍然很兴奋，很自豪，对鬼子在太行山区烧杀抢掠罪行，表示极大愤慨。偶尔还提到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应当开大会庆祝的事。只有这个时候他才完全清醒，他是一位抗日战争的老兵。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有的是朴素而平淡的人生，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他属狗，在经历了九十四个风雨春秋以后默默地走了。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功劳，甚至没有记载他是否消灭过日本鬼子兵，但他在国家面临亡国的危机关头，作为太行山的农民子弟，勇敢地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的区小队，为延缓日寇向山西进攻，扒过正太铁路，上山打过游击，与日本兵展开过血战……
　　 有一次被日军包围在一个山头，游击队员们的子弹打光了，在至死不当俘虏情急之下，没牺牲的区小队队员抱着头往山下滚，滚出包围圈的便会得救，滚不出包围圈的只能认倒霉，生死由命。他叔伯哥哥武学文滚出去了，伤好以后加入大部队打鬼子。解放战争中随大军南下，在云南一个军分区当政治部主任。他被石头撞昏了，滚在了日本人脚下，醒来时已经成了俘虏，被关押在石家庄监狱。他坚决不承认是区小队员，而是上山砍柴的老百姓，枪响吓得滚下山。他在监狱待了半年，父亲托人花钱才把他救出来。几经周折才与组织取得联系。一九四七年解放石家庄后，他当过街长、搬运公司支部书记、公路管理处副处长等职。在监狱是否背叛过，是如何出狱的，证明人是谁，一生中被审查过许多次，职务提不上去，他都毫无怨言，对党组织完全相信，说自己文化不高，难当大任，当副处长不错了。比起那些倒在血泊中牺牲的同乡弟兄，不知要幸福多少倍。他就是这样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我问过他，鬼子扫荡那么厉害，人死很多，干嘛参加区小队？你是独生子，父母舍得吗？他说，谁愿意当亡国奴？当你看到日本人杀中国人，烧村庄、强奸女人时，你不参加队伍抗日，觉得自己就不是父母养的了，是畜生。父母不让，偷着也干。开始怕死，后来看到战友牺牲，躺在血泊里，复仇心理骤起，生死全无所谓了，忘记了害怕。
　　 他群众关系好，在哪个单位都受欢迎。一九六一年我在河北大学读二年级时，左手腕挫伤，两个月肿、疼不消，我住上铺，上床只能一个手使劲，很不方便。他知道后让我到天津人民医院找刘子厚的保健大夫李默林教授。李大夫三下五除二按摩正骨，痛得我出汗，然后让我端洗脸盆，竟然好了，上床能两个手使劲，方便多了，堪称神奇。我表示感谢时，李大夫说：“你姐夫没干部架子，和谁都交朋友，两袖清风，没的说，以后有事尽管来。”
　　 姐夫一直保持着抗日时的革命精神，只要对国家有利，敢担当。一九六九年二月我为内蒙挖内人党冤枉死伤几万人，姐夫领着我找李默林大夫，请他把我给周总理写的信托刘子厚（时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交给周总理，至今我感激不尽。在他身上始终保持着抗日战士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对姐夫的尊敬，超过哥哥。他待我像亲弟弟，超过一般内弟感情。所以大学毕业后我支边到内蒙古草原，相距三千里，一年只能见一两次面，但感情始终如一。这里面有段家丑不可外扬的故事。我哥哥年长我十三岁，父亲年老，两个姐姐年幼，解放后只有他有工作，但从来不管我们，没给我这个弟弟一点关心，嫂子没给我缝处过一件衣服，而姐夫拿我当袍弟，十三岁考上初中就允许我看科级干部才可以看到的《参考消息》。上高中后送给我日本照相机，上大学后送给我日本软胶底牛皮鞋，也算胜利果实，很神气。我问他我为什么“一切缴获”不交公？他说是父亲在日本鬼子投降时在山上捡的，父亲去世后才传给他。他说，那时谁敢违反军纪？
　　 姐夫清明节前去世，我几次想写篇文章纪念他，始终没提笔。今日见《江山文学》“新雀”不少征文和抗日战争胜利有关，遂提笔写此文，以资纪念和缅怀。因他无丰功伟绩，事迹亦不能感人肺腑，恐不符合江山文学征文要求，那就作为一般散文，请文友赏读吧。
　　 父母生我养我，两个姐姐关心、爱我，而姐夫在政治上指引我，影响我，每当生平中因莫须有罪名被审查，被停职，黑村官多次给学校写黑信，污蔑我“隐瞒家庭成分”，影响我升学、入党、提职，我几次想拍案而起，想弄个天高地厚，但最终都能忍辱负重，相信政策终会落实，都有姐夫的影子在照我。当莫须有罪名被推翻，我得以清白，他微笑的影子都在我面前。当必须忧国忧民，慷慨赴难挺身而出时，总见到他请李默林大夫转交给周总理信时的不容拒绝的神情。他生前我如此，今后我仍然如此，延续到我的后代。
　　 姐夫走了，但是他把他正直的品质和朴素的精神留给了我。
　　 借此之际，歌颂抗日志士、抗日烈士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