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不清那一天的具体日子。
　　 学校来了一群红卫兵：红袖章、红宝书、红标语、红剌剌的旗帜漫卷西风，映衬着红卫兵小将们的一张张红扑扑的脸。
　　 老师的办公桌一张张从办公室里搬出来，桌子上的教科书和作业本成了陈年的落叶，被扫到墙角。很快，操场中央用办公桌拼搭起一座讲台。我记得那天是语文课，上《小英雄雨来》，语文老师姓卞，上海人，高倍近视眼镜约2公分厚。同学陈宝儿说：“看镜片后卞老师的眼睛有牛卵大。”“牛卵有多大？”“不知道”。老校长管他叫“小卞”，“小卞”与“小便”偕音，所以每次校长叫他，他都皱起眉头说：“校长，阿拉叫卞中洲嘢!”。沪式普通话鼻音很重，常带“侬”、“阿拉”之类的习惯口语。红卫兵走进教室宣布下课，全部到操场参加大会。卞老师说：“就讲完了，讲完了，雨来已经被押往河边了”。红卫兵生气了，没等他讲完，就把他押走了。
　　 操场上人头攒动，有学生、有工人、有干部、有附近乡村的农民，还有红卫兵造反派。高音喇叭反复播放革命歌曲：高亢、嘹亮。老师们一个个坐着“飞机”飞向讲台，低年级的学生则像爆炸的弹片，呼啸着四散而去。我问一个扎短刷辫的女红卫兵：“还上课吗？”女红卫兵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教育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现在的教育是为帝、修、反服务，为剥削阶级培养孝子孝孙。你想当反动派的孝子孝孙吗？”她挥了挥手擘，动作有些夸张，有点像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演说的手势。
　　 “我们干什么？”
　　 “参加批斗大会呀，用行动与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划清界限。还要听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忆苦思甜。”
　　 女红卫兵被同伴们叫走了。我则被乱哄哄的人群拥到了台前。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上台忆苦思甜，讲到悲愤处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台下群情激奋，口号震天。老师们则一蹓排蔫搭着脑袋，像接受人民审判的“黄世仁”。卞老师歪过头去，想看看那位“白毛女”，一个红卫兵走过来，劈头一耳光，他的眼镜飞了，鼻血滴滴流出来，顺着脸颊，染红了衣襟。我心一缩，口里咸咸的，想哭，又不敢，硬着头皮站在那里，仿佛我也在接受批斗。一连好多天，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便会浮现一片血色：红袖章、红宝书、红标语和鲜红鲜红的血……
　　 那一年，我十岁。
　　
　　 二
　　 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不知走了多远，迷迷糊糊中我被妈妈推醒了：“到了！”妈妈说。
　　 汽车停在一栋五十年代盖起的平房前，许多民工状的男人围过来和父母打着招呼，帮着从车上搬卸行李，女人们则抱一牵二地拖着孩子凑过来看热闹。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妈妈。
　　 “这是我们的新家。”
　　 新家？奇怪。
　　
　　 这是一个林场，父亲作为“走资派”被下放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山旮旯里盖着三栋平房，便是场部。我家住在第二栋。东面是野茅坡，坡上桃树成林，不知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植的。桃花盛开的季节，夭夭其华，红红火火，一片香雪海。屋后有一条深沟，绕过场部直抵汉江。沟里平时无水，石头缝里居住着很多披坚执锐的螃蟹，暴雨过后，一夜之间，沟里便蓄满了山洪。我常常在无水的季节沿着沟底上溯很远，想知道这条沟源于何处？蓉华说，这条沟连着太子山。哇！这么远呀！我站在高坡上向远方眺望，东方之极有一座山，常年盘绕着一朵云，那便是太子山。
　　 林场没有学校，学校在六里路外的姚湾。每天上学，妈妈都嘱咐：“约到蓉华一起走，小心狼——”。蓉华家住在我家东隔两家，是我的同学，与我同年。
　　 狼，没见过，不怕。倒是新沟葡萄园的那条大花狗让我伤心让我愁。每天路过葡萄园，这杂种象钟表一样准时地守在路口对着行人狂吠，呲牙咧嘴，穷凶极恶。一见它我就紧张，一紧张就想尿尿。往往它一过来我就跑，蓉华见我跑也跟着跑，小脚丫噼噼叭叭踩起一层尘土，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大花狗兴奋地在后面追，欺负小学生似乎是它的业余爱好。只追得蓉华哇哇大哭，它才觉得玩笑过了头，心满意足地回葡萄园去了。
　　 跑过的“百米生命线”，第一件事就是尿尿，对着大花狗的背影一阵猛射。
　　
　　 叶婆婆住在三栋最东边的偏搭屋里。她的故事就像她种的大白菜，只要有需要，随时可以去砍一棵来。
　　 “从前有一个小气的财主，有一天他过河时不小心在桥上放了个屁，他连忙下河去摸，别人见了也下河帮他摸，摸了半天，他问：‘摸着了吗？’那人说：‘摸着个屁！’他手一伸，说：‘拿来，是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孩子们已笑得喘不上气了。叶婆婆最爱讲的还是鬼故事：吊死鬼、饿死鬼、迷路鬼、啰嗦鬼、什么鬼都熟悉，好像都见过似的。
　　 她说有一次她从女儿家回来，走到刘家渡天就黑了，结果碰了迷路鬼，她走来走去，走了几个小时又走回到了河边，她不敢再走了。她听人说过，再走就走到河里去了。于是，她在河边一直坐到天亮才回来。她还讲有一次她半夜醒来，月光下她看到一个人站在床头，她问是谁，那人不语。她从枕头下摸出防身的剪刀，斗胆朝那人走去，那人隔着床和她兜圈子，她到东那人到西，她到西那人又到南，后来她摸到门口的电灯开关，一开灯那人就不见了。她认认真真检查门窗，发现一切都完好如初，没有丝毫破损…….
　　 故事讲完了，夜也深了，远处的孩子不敢回家，于是大家结伴相送，送到最后再由别人的家长送回来。
　　
　　 三
　　 山洪下来了，屋后的深沟里涨满了水，轰隆隆迭迭撞撞奔汉江而去。水面漂浮着远山的香樟树和枫叶，一片、两片、三片…….
　　 我和蓉华坐在沟上用一块水泥板搭成的简易小桥上，双脚浸在水里，听她讲她的家事：
　　 “昨晚俺爸又喝酒了，喝了酒就打俺妈，打得好凶，头发都抓掉了好几络”。
　　 “妞呢？她咋不劝架？”妞是蓉华的二姐，这年15岁。
　　 “她也挨打了，她不小心摔了一只碗。”
　　 “你爸是恶霸！”
　　 “你爸为啥不打你？”
　　 “也打，我不听话的时候。”
　　 蓉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将来我做你媳妇，要不要？”
　　 我惊得眼睛瞪得牛卵大。
　　 “要不要？要不要？
　　 “要”我轻轻地。
　　 “大点声说！”
　　 “要——！”
　　 蓉华咯咯地笑了，蓦然又不笑了，脸一红，爬起来走了。
　　
　　 桃花谢了。青青枝头，绿肥红瘦，更有小桃已露尖尖角。我从野茅坡割艾蒿回来，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妈妈把爸爸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收出来用布包好，又把鞋子找出来，一只一只穿鞋带，爸爸蹲在厨房里整理工具。都不吭声，彼此心照不宣。
　　 “怎么了？”我问。
　　 “你爸爸要到石云山水库参加大会战，要好几个月才回来。”妈妈说。
　　 “就爸爸一个人？”
　　 “还有蓉华爸爸和娄铁匠。”
　　 我丢下艾蒿往蓉华家跑，她妈妈正哭哭啼啼地把一件工装往她爸身上套，边套边数落：“就你进步，就你积极，我们娘仨咋办？水没人挑，园子没人种，买米还要到刘家渡，来回几十里，谁管？”她爸爸不耐烦地把衣服一扯，说：“谁让我是队长，我不去谁还去？买米的事我跟隔壁王大哥说了，他买就帮咱也带回来。菜园挑水让妞干，过了年也满十六岁了。柴让蓉华到野茅坡去砍，有啥大不了的事？”妞点点头，蓉华依在门框上怯怯地看着她爸。她爸看见我，过来摸摸我的头，问道：“你爸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咱们走！”他看了看我，叹口气说：“只是苦了你们。”
　　 四
　　 后山传来消息，说太子山的狼群下来了，昨天弄开了两个猪圈，偷走了四头猪，最大一头有150斤。县武装部立即组织民兵组成狩猎队追捕狼群。随着狼群的离去，紧张的空气渐渐平静了。
　　 妞有一头漂亮的头发，又粗又长，黝黑发亮。她喜欢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那样梳着一条长辫子拖在脑后。据说她们学校曾挑选她演李铁梅，但她怯场，只演了两天就换人了。她常常握着辫子对着镜子呆呆地一站老半天。蓉华悄悄地告诉我：她姐姐想男人了。有人给妞说了一个婆家，男的叫李刚，在长滩供销社上班，一月的工资二十几块呢！还有手表。李刚我见过，老爱穿白衬衫，黄解放鞋，袖口卷得老高，腕上戴着表，很精神，一说话就嘿嘿地笑。这学期读完妞就休学，明年最迟后年过门。蓉华还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她看见李刚和妞在房后亲嘴了。一连几天，她一见到妞就脸红。我说我也见过，《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就和他妻子亲嘴。说完一低头，见蓉华脸颊通红，我的脸也腾地红了，忙转身就跑了。
　　
　　 五
　　 林场来了一批知识青年，有男有女。场部把会议室空出来给男知青们住，女知青则借住在居民家里。他们好像很快乐活，整天吹拉弹唱闹个不停。山里人感到很新鲜也很羡慕。在蓉华家住的女青年叫赵英，白白的皮肤，大大的眼睛，比李铁梅还漂亮。只要她在场，男知青总显得特别有精神。赵英喜欢洗澡，在木盆里一泡就是几个小时，蓉华说她是洗白的。
　　 赵英的嘴好甜，见到蓉华妈就阿姨前阿姨后叫得蓉华妈喜孜孜老往她碗里夹菜。她也常帮蓉华家干活：挑水、做饭、洗衣服、收拾房间什么事情都做。蓉华妈妈说，我要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就好了！赵英说，您就当我是您女儿。马上改口叫管阿姨叫妈。蓉华妈说，这个妈我也当得起，我花儿不死，也有你这么大了。”彼此亲亲热热，比一家人还亲。
　　 知青中有一个叫陈清文的，名字秀气，人却壮实，象日本电影里的“杜丘”。陈清文写得一手好字，拉一手好二胡，是个才子。他喜欢拉《病中呤》，曲调凄迷婉约，余音绕梁。他还喜欢在月光下拉《二泉映月》，一时间，夜色空濛，水天一色，月在泉中，泉在弦上，顺着手指汩汩流淌。他拉琴时很专注，似乎把自己也融入了旋律，化为一片月光，一片波光，一滴清泉…….每当琴声响起，赵英就打开窗户，静静地听着，一动不动，直到一曲方止，她才如梦初醒。
　　 陈清文很喜欢我，非常耐心地教我识简谱学二胡，如果有什么好吃的，一定会给我留着一份。有时候他也写一封信或者一张纸条托我带给赵英，赵英接过纸条时，脸上飞快地掠过一朵红云。
　　
　　 知青来后不久，林场开始不太平了：先是张家说他家门前种的菜被人挖了一大片，接着李家又说他家的菜园少了几颗大白菜，又过了几天，王家也说他家那只“九斤黄”不见了。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失踪了物品，都在知青点的厕所里转化成了肥料。突然有一天，娄铁匠的媳妇红英仓皇大叫起来，说她解手时，发现简易厕所的围席上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仔细一看，是一只圆滑碌碌的眼睛。她一叫，那眼睛便消失了，接着一个人影野山羊般一窜就不见了。又是知青！大家交头接耳地议论着，知青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风言风语终于传到林场鲁场长耳里，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任其发展，不但将恶化知青们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导致冲突乃至械斗。更主要的是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于是他一方面向土著居民们解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给农村带来科学文化技术。你们只当多生了个儿子，多吃了一碗饭。另一方面他决定解散知青点，把知青分散到各林业队，慢慢地让他们溶进当地社会，成为地道的当地人。陈清文被分配到鸦鹊岭蜂场放蜂，赵英则留在了场部当播音员。每天清晨，她清脆的声音，会沿着锈迹斑斑的广播线飞往九沟十八寨。
　　
　　 鸦鹊岭靠着杨集，距场部二十多里路。开始，每隔十来天，陈清文就会来看我，带着蜂蜜、山菇、石花菜之类的土产，偶尔也带山鸡、野兔之类的野味。来后就让我给赵英送“鸡毛信”。
　　 信是事先写好的，叠成三角形的“撇撇”状，不粘胶水，但我不会看，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然后他就“有事”，天黑才回来，晚上和我睡一张床。我问他还拉二胡不？他说有时候会拉，但不常拉。现在在学箫。箫声柔婉，站在风中吹箫比月下拉琴更潇洒浪漫，下风十里八里都听得见。后来他渐渐来的稀少了，有时候一连几个月才来一次。人也瘦了，变黑了，也变流氓了，胡子也不刮，穿衣服也没有以前讲究了。
　　 有一回我和他在野茅坡碰见了红英，红英穿着一件粉色衬衣，鼓胀胀的乳房似乎要破衣而出，一走路就蠢蠢欲动。陈清文涎痞地说：“嫂子，你妈子好大呀！”红英一撩衣襟，露出两只肥腻如兔的乳房，用手托着，诡秘地笑着说：“想吃吗？叫声妈！”陈清文嬉皮笑脸往上凑，鲁场长扛着一杆铁锹由此经过，气得无肉的下巴往上直翘，稀疏的黄胡子仿佛要蜇人一般，骂道：“红英，你还要脸不？人家还是个孩子呢！”红英掩上怀，若无其事的说：“逗他玩玩，又不是真的给他吃！”说完回头一笑，走了。
　　 赵英偷偷地问过我：什么陈清文是不是有了女朋友啦？什么陈清文是不是说过她的“坏话”啦？什么过几天她要到鸦鹊岭“办事”，让我跟她做个伴啦，诸如此类。我问过陈清文，问他喜不喜欢赵英？他说怎么说呢，赵英这人不简单，很会顺着人的话往下说，如果他说东边日出西边雨，她会说这种天气她见过，并以此为背景照过很多像；如果他说他将来准备找个幼师，因为她们充满温情和爱心，她会说她从小就想当幼师，并且准备向场部申请调换工作去当幼师等等。我问什么叫不简单？他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