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一桩旧事，但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1963年春节过后刚刚上班，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组织上决定让你参加一项出国军事援外任务，很急，后天就去国防部外事局报到。”
　　 我在我国驻瑞士使馆武官处工作近五年。1962年8月回国，休假后分到该处，看到周围同志尽是业务老手，而自己对国内工作十分陌生，必须踏下心来苦战一番。此时，要自己再次出国执行一项与本职业务关系不大的任务，既感到突然，又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当然只是心中暗想，没好意思说出口。我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警训。我举手敬礼，斩钉截铁地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我立马准备行装。第三天，我提前到达国防部外事局。执行此项任务的其他同志也陆续准时到达。外事局领导将一行人一一作了介绍。我们一共七人，统称“中国军事专家小组”。两人来自总参军训部，其中老宋同志担任专家组组长。三人来自外地军事院校，如郑州炮兵学校、大连通信学校等。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军事教员。我与国防部外事局的郁参谋担任法文翻译。外事局领导简要介绍了与任务有关的形势。说，越南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南越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把老百姓驱赶进所谓“战略村”，切断与外界的联系，斗争极为残酷。越南北方为支援南方人民的斗争，决定通过老挝和柬埔寨建立一条运输走廊。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名义上严守中立，实际上同情越方并谴责美国的干预。因而默认越南北方过境柬埔寨支援南方，由此引起美国的不满。柬方急需加强国防以应对南越军队或美国人可能的袭扰。中央决定通过海运向柬埔寨提供一批武器弹药。我七人的任务是随船同行，教会柬军使用我方提供的武器。为确保安全，必须严加保密，任务期间不穿军服。外事局领导还指定军训部二人与外地来的通信教员三人组成临时党支部委员会，以便处理执行任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我们七人中多数是第一次出国，也知道一旦走漏风声，有可能遇到麻烦。我们告别了家人，乘火车抵达湛江。两天后登船出发。该船吨位不大，一千多吨。登船后我们得知，鉴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船员中有些人是解放军战士，并配备了自卫武器，以应对南海十分猖獗的海盗和其他危险。航行的第二天，他们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有一天，天气晴朗，突然有架飞机从船后方低空临船向前方飞去，显然是美国飞机对我船进行识别侦察。疑惑担心陡生心头。难道美国人察知了我们船的任务？大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但总的来说这次航行是顺利的，有惊无险。
　　 航行中我们饱尝了海上迷人的风光。海洋浩瀚的胸怀、晨夕阳光映照下的鳞波、追逐残食的海鸥……同时也领教了海上滔天恶浪的凶险。我们的船颠簸得非常厉害，时而被抛向半空，时而船头扎向水中，几乎要沉了下去。说不害怕是假的。我们几个人都是第一次乘船远航。所谓海上无风三尺浪风浪滔天是从书本上知道的，谁也没经历过。特别是有的人还晕得一塌糊涂。有人事后坦言想到了后事。但谁也不会说出口，毕竟我们是军人。我们不了解船员之中谁是真正的船员谁是解放军战士。当看到许多人也呕吐不止时，我还有点纳闷，长年在海上摔打的老水手怎么也熊了呢！仔细一想，哦！晕船的可能是些战士，他们或许也是旱鸭子上船头一回，难怪！而我本人却丝毫未晕，甚感自豪。
　　 经过几天的颠簸，我们终于抵达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西哈努克港位于柬西南沿海，离首都金边240公里。现在是柬埔寨最大的深水良港。但在当时该港设施却十分简陋。船一靠岸，我们就看到前来迎接和办理交接手续的柬方人员和我使馆的官员。我方船长和大副二副等主要船员身着洁白的制服与他们热情握手交谈。军事专家组七人也都换上干净的便装，个个精神抖擞。宋组长向他们一一介绍了小组的成员。寒暄过后，我等七人即乘车前往首都金边。我们被安排在一家华人经营的酒店里，住在五层，室内有电扇，饭食可口，直至任务结束。
　　 安顿下来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就被接到大使馆，会见政务参赞。宋组长汇报了出发前国防部外事局领导对这次任务的交待和嘱咐。该参赞简要介绍了柬埔寨的政治形势和执行任务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大概是第三天，柬埔寨国防部长朗诺将军在其办公室接见了我们。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国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祝愿我们顺利完成任务。朗诺在美国策动下，于1970年3月趁西哈努克出访苏联之际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鉴于1963年时的柬中关系，不论他是否出言由衷，即使是外交辞令，也还是让人听了感到高兴的。进入柬埔寨国防部，我立马感到疑惑：堂堂的国防部怎么象个大杂院！四面都是陈旧的小平房。大门口的卫兵没有军人的威严姿态，懒洋洋地走来走去。朗诺的会客厅也只有二十几平米，空空荡荡，没有稍为典雅的陈设。墙上除挂着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画像外，看不到其他像样的饰物。天花板上吊着的是一件老式大电扇。在国内，我当时的工作地点是北海边上的国防部大楼，高大宏伟，很有气魄。以此为背景与人家去做硬件的比较兴许并不妥当。
　　 朗诺接见之后，我们即正式展开教学工作。工作地点是离金边约40分钟车程的一处军营。柬方为我们提供了一辆小型面包车，往返都有一位联络官陪同。第一天去军营，首先要启封装箱，取出武器等教学器材。在运输过程中，我们并未见到这批物资。一进仓库，我吓了一跳。整箱的武器装备如此之多！说堆积如山有点夸张。总而言之，多得出乎我的意料。接受我们培训的共二十几人，大部分是士官，也有少数军官。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由他们自己消化上午的讲课内容。他们大都年龄较大，军龄较长，是职业士官，熟悉武器操作。柬埔寨曾长期被法国占领，通用法语。所以，他们都有较强的法语理解和表达能力。有的军官还在法国接受过训练。我和郁参谋都是法语科班出身，都接受过军事训练，也都有若干年的法语工作经历。但说实在的，有些军械的专有词汇法语怎么翻译，我们并不太熟悉。不过并未影响教学，因为我们可以现买现卖。实物就在面前，学员们知道专有名词的法语译法，我们接过来立马就用得上。室内讲解之后，接下来是进行野外实地操练和各种武器的实弹射击。有一个科目令学员们啧啧称奇。就是迫击炮的简易射击法，即不用托盘和瞄准镜，一手前伸目视瞄准，一手扶炮体发射。开始学员们都疑惑不解，不敢相信。我方教员便进行示范发射，结果每发炮弹都准确命中目标区。学员们终于服了，纷纷树起了大拇指。不过他们都没有表示要实弹操作。毕竟要反复苦练才能真正掌握这种简易射击法的要领，且有一定的危险。看来这种操炮方法只能是中国军人的“专利”了。
　　 我们与学员们相处的日子是愉快的。空余时间我们也与他们聊聊天，聊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表示，各国军队都有所长，我们愿向他们学习。学员们说，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界限分明，分灶就餐，部队基层主官都配备工作用车，主要是美军二战淘汰下来的微型野战吉普。军官可在营区以外居住。士官是职业军人，一般都有家眷，两三个子女，住军营的家属区，下班后即可回家。遇周末等节假日，当地士兵可以回家，外地士兵每月可回家一次。军营里不留值班部队。通过介绍，我们的印象是，柬埔寨军队纪律松驰，正规化水平不高。当然，这是五十多年前的情况，现在应该已有变化。
　　 一个半月的任务很快就结束了。学员们对我们的教学十分满意。他们说，他们不仅学会了使用中国的武器，通过与中国军人的接触，敬佩中国军人很高的业务素质与严肃而和蔼可亲的工作态度，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和感情。我们也觉得学员们作风朴实，友好热情。所以分别时，彼此都有些恋恋不舍。
　　 鉴于学员们对我们的教学十分满意，柬政府对我们的结论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接下来就是外交上的一出大戏：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接见我们。
　　 那是一个柔媚月光照耀下的夜晚。在西哈努克乡下山区的一处行宫，主建筑不大，别墅造型、绿树成荫，湿热的气温下置身院内却甚感凉爽。没有华丽的院门，但甬道上和院内的卫兵身穿皇家卫队制服，威严而庄重。显然，这是国家元首接待客人的一种礼仪安排。当礼宾官把我们引进客厅时，西哈努克正与稍早到达的我国陈叔亮大使谈话。西哈努克从沙发上起立，与我们每人热情握手。国人十分熟悉这位国王。他能歌善舞，热情奔放，即使在外交场合，其多情善感的作风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滔滔不绝，炽热感人。此时出现的一个场面让我们颇感惊讶。宾努亲王急匆匆地从外面走来，竟然给西哈努克行跪礼。一个身边近臣见到主子也行跪礼，对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来说真有点不可思议。但这是皇家的规矩。在电视上我们不是也看到泰国总理拜见国王时行卧礼吗！这一次宾努显然是迟到了。接下来是西哈努克讲话。他称赞中国军事专家出色完成了任务，代表柬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更多的话是盛赞柬中友谊。最后他亲手给我们每个人颁发了一枚银质的“三级勋章”和赠送了一个可以摆在客厅茶几上的银质烟盒（回国后领导让我留着自用）。西哈努克讲话后，工作人员用银盘端上了酒水和小吃。宾主频频互相祝酒。至此，这场重头戏圆满落幕。
　　 教学结束之后，柬方带我们参观了吴哥古迹。吴哥是9至15世纪吴哥王朝的都城建筑群，虽历经沧桑，但仍不失当年的宏伟风貌。我伫立端详，即刻想到了我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还有希腊的神庙。吴哥工程之浩大、造型之独特令我震憾。吴哥是高棉文明的根，是高棉民族的象征和骄傲。如今，吴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分享并敬慕着高棉的微笑。
　　 至此，大功告成，只待回国。我们的心情既喜悦又急迫。喜悦，因为圆满完成任务；急迫，因为一个多月来家里亲人没有我们的消息。亲人们知道，美国人对柬政府同意越南北方通过柬境支援南方的不满与日俱增，我们的任务带有一定危险性，因而倍加惦念。当时金边与国内没有直达航班。使馆安排我们乘坐法航飞香港中转。如果因天气等原因飞机不能在香港降落，台湾是备降场之一，这让我们感到忧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盘算着万一飞机备降台湾怎么办。立场、原则、气节……都想到了。
　　 说来也巧，我们在香港降落时，附近正有架台湾飞机等待起飞，仓门还开着……这让我们顿生疑窦。结果是虚惊一场。不过对飞机可能备降台湾，我们有位同志还真的做了最坏的准备——他把一颗训练用手榴弹偷偷地带上了飞机。如果飞机飞台湾降落，他准备用手榴弹迫使机长降落其他机场……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个人决断啊！当时机场安检不严，也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安检器材。所以他成功带弹登机。谢天谢地，他的预案没有得以实施！这件事他对我们小组的人一直秘而不宣，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为写这篇回忆录向他请教时他才向我披露了这个秘密，让我既惊讶又佩服，佩服五十年前那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带点稚嫩的过人胆识。
　　 在香港降落之后，我们被安顿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个招待所里。那是山坡上一处偏僻的小院。院门没有标识，院内房间不多，但十分干净，很少有人进出。管理员是从国内去的一位老者，待人热情周到。他说，香港情况非常复杂，嘱咐我们不要自行外出。期间，老人派车拉我们在香港市区转了一趟。不让下车，我们只能隔着车窗领略窗外的花花世界。1963年初，我国已基本走出“三年困难时期”，但日用品凭票供应，市场萧条。眼见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如此繁华的景象，心里还真有点不是味道。两天后，我们乘火车离港经广州返回北京。
　　 过香港海关时，有位关员拿着我们的护照慢腾腾地反复查看，似要找茬。此时为我们拉行李的两位搬运工人对另位关员使了个眼色。该关员走上来说，“公务护照，没事”，并做了个pass的手势。两位工人拉着我们的行李飞快地过了关。在火车上坐定之后，我们几个人议论着刚才发生的那一幕。大家说，这让我们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把香港社会的复杂性。香港海关人员中，定会有各种政治色彩的人混杂其中，当然也会有台湾的人。此刻，我们坐在广州至北京的火车上，我们的心完全放松了下来，一路上说说笑笑，回味着执行这次特殊任务中有趣的日日夜夜……
　　 北京，我们回来了！顺利完成任务，没出任何纰漏，总结自然好写。总参主管领导看过外交部转抄的驻柬使馆有关我们这次任务的报告和我们的总结后，对我们这次任务的完成十分满意。当处长向我转达总参领导上述表态时，似春风拂面，我的胸中涌上一股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