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诗词的时候，与文友们走空间，只在婉约的诗词下面留言，只喜欢婉约的诗词在我空间留步。那时我还不明白诗词的雅俗，也不明白诗的豪放与厚重，词的清丽与婉约，什么“竹枝”“燕乐”，什么唐诗宋词，通通不懂，只凭天生的喜好，看着那样的句子就觉得舒心。就好像喜欢清爽文雅的朋友似的。
　　 由于自己的择选，终于有了一空间的清丽婉约诗词。闲暇下来，面对着那些清丽婉约的诗词，好似对着一群洁净优雅的人儿。他们青衣淡妆，或花前散步，或溪边浣纱，或月下把酒，或塘间采莲，甚至千里商贾，甚至田间地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失风雅。
　　 虽然很喜欢清丽婉约的诗词，却不喜欢纳兰的词。纳兰的词，总是感觉油腻腻的，像小女儿在低低私语，显得小家子气，特别是由男子而作，更是觉得无病呻吟。比如《减字木兰花新月》：晚妆欲罢，更把纤眉临镜画。准待分明，和雨和烟两不胜。莫教星替，守取团圆终必遂。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这些，都是我初接触古体、近体诗的感触，不关乎诗词的其他内容，就好似对人的第一印像。
　　 那时，我还不会借用古人的意象，只捡些古今优雅的词语造句，如：乌，辇，鸿，菡，霞。做好了诗词，发在论坛，文友们都喜欢读，认为清新婉约。下面是我做的第一首诗和填的第一首词：
　　
　　 晚水屏
　　 幕霞遮尘域，红波映雁群。
　　 金乌乘舆去，淡翅踏莲停。
　　 鴢立芦苇上，萍仰绿墨屏。
　　 渔女羮菜备，掷唱助舟行。
　　
　　 忆秦娥春风
　　 天音遣，三江玉液随髁转。
　　 随髁转，田原赋绿，再邀双燕。
　　 纸筝飞翅苍穹荐，筝云相恋谁牵线。
　　 谁牵线，飘来飘去，叟童颜变。
　　
　　 其实，这些诗词做的并不好，他们和我一样，只是喜欢它清雅的轮廓，就像人的形体。后来我填了一阕《满江红》，是抨击转基因的。由于投入不足，也许是功底不深，没有填出《满江红》的气势（也许，以我柔弱的性情，永远也填不出奔放豪壮的气势）。这时我才明白，诗词不但要清丽婉约，还要豪放厚重。
　　 诗词的厚重大气彰显着一个人发华的力度，一声高昂的呼唤，一声撕心裂肺的倾诉，一声愤怒的斥责。如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随着对诗词的深入了解，学会了从内质上解读诗词，不再只注重诗词的型体。回过头来再看，觉得纳兰的词意境非常的美，也没有了当初的油腻之感。这大概是随着耳闻目染，触角不知不觉放宽的原故吧？也就是见惯不怪。虽然接受了纳兰的词，却还接受不了通俗的诗词，总觉得不伦不类的。喜欢的，不见得就是好的。不喜欢的，不见得就是不好的。正如《浮生六记》芸儿所言：杜甫的诗正统，李白的诗自由飘逸，都很好，说不得谁上谁下，但是我愿意效仿李白作些自由些的。
　　 对诗词的喜好，跟人的性情有关，不同性情的人作出不同性质的诗词，不同性情的人喜欢不同类别的诗词，不同性情的人适合作不同类别的诗词。一般情况下，通过读一个人的诗词就能知道他（她）的性情，阳刚的男女作出的诗词就显得热情奔放，温婉的男女作出的诗词就显得清丽婉约，粗犷的男女作出的诗词就显得通俗。这只是个人的浅见，或着是偏见，却是我的真实感受，说出来让大家抛砖。
　　 其实就是这样，杜甫正直朴实，思想深刻，所以，他的诗就深刻规范朴素。李白放荡不羁，所以，他的诗就豪放飘逸。而纳兰生于豪门，虽为男子，但不免书香粉黛萦绕，所以，诗词中就透着隽秀。劳动人民打夯唱的号子，船工们拉纤唱的号子，就显得粗犷无比。
　　 而粗犷的题材也不是不受欢迎，比如“竹枝”，它不但深受百姓喜爱，而且也被屈原和刘禹锡倾慕。“竹枝”是巴渝一带的民间歌谣。民间的口语、俚语皆可入诗，且极少用典，读起来琅琅上口，雅俗共赏。清记录王世祯《师友诗传录》中有一段话:"竹枝稍以文语缘诸俚俗，若太加文藻，则非本色矣"。说得很对，这是竹枝词的一大特色。正是由于在竹枝词里用了大量口语、俚语和地方乡音，读起来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和生活气息。旧北京有一种专卖胡梳坠什的小贩，手提包裹或小木箱，经常在旅店门外高声叫卖，音调极高，带有腔板。有一首竹枝词就把小贩的叫卖词入了诗。“叫卖出奇声彻霄，街头客店任逍遥。胡梳坠什捎家走，十个铜元拣样挑。”当年屈原很喜欢“竹枝”，但是觉得粗俗，就作了《九歌》朝雅处引领。后来刘禹锡到了那里，也很喜欢“竹枝”，不过，也觉得粗俗，就又朝雅处引领。就作了好多“竹枝”《竹枝词·山桃红花满上头》：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其实，宋词也是在通俗的“竹枝”，“曲子词”的基础上而发展的。始于唐，定于五代，盛于两宋。“曲子词”配上“燕乐”就形成了宋词。“燕”，“宴”也。由民间乐工、歌舞妓，弹唱歌舞，佐酒宴。“曲子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乃是其天然倾向。事实上，从中唐开始，唐诗就有向日后的宋诗演变的趋势。而宋诗的许多特征，都可在杜甫、韩愈的诗中找到滥觞。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
　　 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所以，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后来文人们就试着改革，使艳情含蓄化，朦胧化，苏轼又“引诗入词”，把词家的“缘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经过了慢慢地改变，词就变的风雅起来。“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宋词初期，内容很窄狭，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再有就是以温庭筠为首的“花间派”。“花间派”以词风浓绮艳丽,语言工炼，格调清俊而起于晚唐。以温庭筠为首的“花间派”与以柳永为首的“婉约派”、以苏轼为首的“豪放派”形成宋词的三大主流，这三大主流相并流传于世。
　　 诗词从粗俗走向雅致，正如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经过了艰难困苦的拔涉。诗词应该像我们的文明人一样更有修为，更深奥，更朦胧，怎么可以平白、直铺，口语化呢？难道我们今人的赏读能力还没有几千年之前的古人吗？我的诗词虽然也平白直铺，口语化，那是因为我的诗词功底薄，作不出好的诗词，但我是喜欢典雅的诗词的。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喜欢典雅诗词的，就似喜欢一位优雅的女子一样，只不过自己作不出，就想降低诗词的标准，使自己的诗词离开“大雅”登上“大俗”，以求心里平恒。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作诗词就是让人读的，都读不懂，作它有什么意义？”那你就去读曲子、坠子，那些好懂。
　　 有些人，老爱打着民众的旗号，这也民众化，那也民众化。不思提高自身的水准，不思提高民众的水准，一再的践踏经典文化，人类怎样文明，社会怎样进步。有些东西需要仰和大众的口味，有些东西则需要大众去仰和，要么，我们的经典文化怎样传承下去。
　　 几千年来，纵观诗词，它的方向应该是典雅的，因为人都是崇尚美好的，优雅应是美的最高境界。诗词，不论怎样沉浮，不论豪放还是婉约、花间，都会是典雅的，必定诗词是旋转于文化圈的，即使被杜甫他们不知出于何等原因注入俚俗之语，也会得到后人的清涤。但愿我们当今的权威人士，不要再拿着杜甫说事，把竟留的一点典雅给葬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