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蕾》百期。
　　 说《花蕾》，不能不说定襄文联。
　　 一条路。一场经历。
　　 经历了许多，回头看，路还在，自己已全然不是原来模样。
　　 ——写在前面
　　
　　 23年前。
　　 几个二十郎当年轻人，凭借认得几个字，凭借对文学的初浅懵懂感觉，热火朝天闹腾起来，要成立文学社，要办文学刊物。自六十年代这个厂从天津搬迁来，还没人见过有谁要成立文学社，要办文学刊物，何况是些进厂不到两年的普通人！可是，小荷文学社成立了，《小荷》文学刊物办起来了。厂里全力支持，热心的师傅工友伸出了援手。这是公元1985年5月前后的事情。顺理成章，与当时县里三大文学（文化）阵营取得了联系，一个文化馆，一个广播站，还有，便是文联。
　　 还记得最初去文联情景。左问右问，找到了文联办公室，一进去，自我介绍后，在场两位老师赶紧握手，热情欢迎。一位温侯，一位郜天仓。递上新出的《小荷》，接过新出的《花蕾》，话来话去，两位老师爽快答应文学社邀请他们做顾问并抽暇亲临讲学的要求。随后结识了曾中令、高爱辰等老师。于是，桥梁搭建，纽带形成。县文联举办讲学活动，我们常常参加；文学社举行集体活动，老师如约前来。如是两年，熟稔起来，朋友起来。
　　 1987年3月，我酝酿草就小说《六六》，拿给文联老师看，建议修改。该篇于当年第三期发表，并在文后刊发魏玉山老师短评。又有文友李亚峰来信提出十分中肯、有见地的建议。后来荣幸地与尤立小说《六月》（发表于《山西文学》）、张建新老师小说《秋伏》一起参加了文联举行的作品讨论会。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小说，就获得参加作品讨论会的荣誉，我很受鼓舞，受益匪浅。
　　 直至1988年，各种原因导致文友离开，《小荷》停刊，文学社解体，文联老师们闻听，搓手嗟讶，惋惜不已。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却缠绕纠结，促使我在日后，往文联跑得更勤了。每每赶到文联（文联过去地址，县政府大院西三排顶头），心里就异样。老师们总是笑脸相迎。拿到新出刊的《花蕾》，如同看见老朋友，如同过年过节。几句良言入心，欢喜；一些诗文见刊，欣慰。
　　 就这样，走上了这条路。一走，20多年。
　　 说实话，那时候就是凭着一股子劲头，其实对诗歌散文小说什么的写法，根本不甚明了。几年下来，集中阅读了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名著名篇，包括大型杂志上的作品，包括一些获奖作品集），摸爬滚打，乱拼瞎闯，趁势划拉出些文字，亏得文联老师们不辞辛苦赐教，将能看得过去的编发在《花蕾》上，日积月累，居然也有了不少。便趁机整理投往外省外地，间有收获，窃喜之余，感觉《花蕾》就是个摇篮，摇啊摇，一直摇，使人从蹒跚学步到稳稳走路，到健步如飞。
　　 到1997年，忙于生计之余，痴心不改，爬格子如旧，承蒙曾中令老师等人热心关注，倾心扶持，在为赵秀林老师的获奖中篇小说《残棋》举行作品讨论会时，我陆续在《花蕾》发表的小说《生计》和其姊妹篇《家园》也得到了好评和鞭策。距离1987年，正好10年。我发现，愚钝如我者，居然也能够尝到点滴甜头，看来，这条路，还能走下去啊。
　　 之后便是《看戏》、《少小时节》、《残篇断章》、《真实》等的发表，促使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有信心。明知道条件所限，不可能有什么功成名就的结果，可是，还是想走。总在想：只要是走着，就会收获快乐，这不也挺好么？
　　 2002年春，离开家乡外出谋生。业余时间，笔耕不辍，还顺应时代潮流，学会了上网打字给报刊杂志发送电子邮件投稿，其中散文《挖小蒜》走出省界，在《中国广播报》发表，《山西晚报》则成为比较固定的发稿平台；同时在子归原创文学网站担任读书版编辑及该站论坛区文学沙龙版版主，与几个天南地北、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打造文学写作无限可能性的新天地，收获颇丰，其乐融融。网络上百十万字，就是见证。文学之路何其坎坷；拥塞在这条路上的人，又何其之多。圆梦者纷纷加入，乐此不疲。作为其中普通一员，有梦做，有乐享，足矣，复求其何？
　　 离开家乡的6年来，虽然与文联老师们见面有限，老师们也换了又换，但是，一旦有机会见到老师们，见到散发着清新味道的《花蕾》，心里还是涌满了甜甜的喜悦。我明白，《花蕾》培养扶植了许许多多心里有梦的人；我还明白，自己是从这里开始的，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就是离得再远，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缠绕和纠结，还在那里蛰伏着，不会丧失。永远不会。
　　 适逢《花蕾》百期，拉拉杂杂，以为纪念。
　　 （2008.7.2.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