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板桥，现今人们最熟悉的除了他那句“难得糊涂”的疯话外，便是晓得他的字画（赝品也行）还值些银子，至于其它好像没有什么再值得人们去提起的了。也是，现今除了“票子”和“位子”之外，还有什么值得人们去追求和思考的呢。所以，这篇闲忆，如蒙读者阅之，亦应权做痴人说梦而已。
　　
　　 家书
　　
　　 板桥自己曾把写过的一些家书收进诗文集子，这就使我们有幸看到他日常生活的一面。
　　 历史上有名的书信并不罕见，有政论类的《与高司谏书》（欧阳修），拒降类的《复郎廷佐书》（张煌言），还有绝交类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稽康）等等，但真正的日常家书，除当代的鲁迅《两地书》和《傅雷家书》有名外，我们并未读到几篇。所以，闲翻起他的家书一读，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集中编入的家书共十六封，都是他写与堂弟郑墨的私信。由于他没有同胞兄弟，出门在外时，家中一切事物都托付给堂弟照料，所以，他与家里联系的书信全是写给堂弟的。
　　 在这些书信中，至今仍能使人感动的（至少是敝人自己）便是第二书。此信写于淮县县令任上，时年他已五十七岁，儿子才只有五岁。
　　 此信为一篇教育孩子的专稿。在这封信中，他把中国教育百年来文人学士追求的由“学”而入“仕”的观念看得不值几文，而谆谆教导孩子“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要“仁民爱物”。现在我们无法推断他当时的精神状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此言绝对是当时的家书，而绝不可能是某编辑的约稿，他无须做伪。从此信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他思想与思维的先进性，他的教育方针对于我们今天的父母们仍具有绝对的指导意义。
　　 信的开篇写道“我五十二岁时才有孩子，岂有不爱之理！”但是，“爱之必以其道，务令忠厚悱恻”，首先点出对子女教育之宗旨。其“忠厚”就板桥之观念来看，未必单指“愚忠”，应更多是指正直、清廉。然后又讲不要让孩子养鸟玩，“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不合情理（此时纨绔子弟斗鸡溜鸟之风盛行，作为县令之子，极易沾染此习，故特意以此告之），同时更不要拿蜻蜓、螃蟹当玩具，进而又要求孩子连蛇虫蜘蛛之类也不能残害，“若必尽杀，天地又何必生？”只是避开它们不要被它们不要被它们伤害而已。接着告诫郑墨，你在家管教孩子，要让他多生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便纵容他，要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下一段他告诉郑墨，不仅要管教好自己的孩子，对待仆人（包括他们的子女）也要同样爱惜，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去欺负他们，他们也是同样的人，自己孩子的零食要同样分给他们的孩子一份，不要让他们的父母伤心。此段告诫，其平等、博爱思想毕现，当可视为中国民主文化第一人而不为过。中国官宦若都有此等观念，则“衙内”尽矣。
　　 最后，他写道“夫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同时还嘱郑墨要将此信读给自己的妻妾，让二位夫人懂得爱护孩子的道理“在此不在彼”。将中举做官视为“小事”，这简直是对“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之封建科举教育制度的挑战，真教那些“以学为砖”者莫敢仰视。
　　 信虽不长，言语且浅白，但今读来却有着强烈的震撼力。作家刘亚洲曾写过一篇《给儿子的一封信》，不知是否受此启发，但信中写儿子不再吃活龙虾一段，却与此信有异曲同工之妙。
　　 板桥出身贫民，他那强烈的平民意识在此信中表露得淋漓尽致。今读此信，最令人感动深思之处有三，一是“小事”之语，他这种“视王侯如粪土，而视忠厚为金玉”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已惊世骇俗，即使在250年后的今天，仍旧闪烁着睿智与理性的光芒。二是“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这更是当时以“君君臣臣”为信条的“父母官”们难以做到（甚至根本不能去做）的，此为“大逆不道”也。三是“然天即生之，我何得而杀之”，此话虽有“好生之德”之嫌，但教育孩子“以慈悲为怀”毕竟强于告诉孩子去做“来周”之徒（不过从“无毒不丈夫”的角度来看，板桥之子日后定难成其“伟人”之材了）。最可贵是信后又及，那简直就是写给后来“环保主义”者的一张蓝图，五岁之童当然不能解其义。“不得笼中养鸟”不等于不爱鸟，“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以天地为鸟笼，以江河为鱼缸，“各适其天，斯为大快”。这简直可以成为今天之环保最佳广告语。可惜此信已出250余年，今天人们才开始有所悟，真令人掩面。
　　 此信三宗义，今人做到者甚寡。君不见“望子成龙”已成万千家长之祈盼，“头悬梁，锥刺骨”已“小巫见大巫”，独木桥上早已人满为患。只要“成龙”，不择手段者比比皆是，而“天地一般人”之概念早被“方为人上人”，之追求所替代。所思至此，虽为闲忆，亦不禁为当代父母担忧——过“独木桥”者真能为“龙”焉？
　　
　　 爱民
　　
　　 这是一首名诗，知道郑板桥除了会画之外还会写诗的人，大概都是先知道这首诗的。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其实这是一首题画诗，然而并不是板桥随意题的，要知道这幅画是他在淮县县令上任送给山东巡抚的。
　　 人说“官大一品压死人”，况且这又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许多人“送礼”、“跑官”还怕找不到门，有此良机，何乐而不为？板桥是画界名人，送幅画顶头上司当然喜欢，但即是想讨上司喜欢，就不妨再说上些“媚话”，何若再弄上几句讨人嫌的话？看来，板桥“愚”矣。
　　 可是“由聪明变糊涂更难”的板桥能愚吗？看来他只能是“有意而为之”，借此希望巡抚大人“衙斋听竹”之时，也顺便听听百姓的衣食之苦。后来巡抚大人是否真的听了，史书上没有记载，无从考证，但板桥的所为确实体现了他“总关情”的为官理念。
　　 板桥潦倒半生，五十岁才当上县令，对民间疾苦他比“少年得志”的状元、进士们清楚得多。况且他又是贫苦出身，深知百姓之艰难。所以，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逢大灾之年便开仓捐俸赈济饥民。古之县令主管讼事，“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讼事是县太爷们的生财之道，不过，板桥却反其道而行之，每遇讼事，他总是保护弱者而惩罚权贵，概有当今法律之宗旨。由此看来，当与“包青天”、“海青天”并称为“郑青天”是矣。
　　 板桥送此画，缘非行贿，而为“同榜”之谊。他借此机会“点拨”同榜上司一下，无非是想让上司对他“私自行令”之举给予一些谅解，大概这也算权宜之计吧。
　　 古代信息落后，当官者极易“偏听则暗”，不似当今有电视之舆论，那时官员为清为昏，爱民掠民全凭个人之“德行”，也就是现在所讲的“个人素质”，所以板桥只好“先下手为强”了。
　　 闲忆板桥的这首小诗，又不禁在想，当今的一些“些小州县吏”们，端坐“酒斋”唱“卡拉OK”时，是不是也能有“疑是民间疾苦声”之感觉呢？
　　
　　 辞官
　　
　　 这是一首人们不太熟悉的诗，但这首诗却给他为官十一年做了总结。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61岁的郑板桥，终因“爱民”得罪了上司。乾隆十八年，山东大灾，他因申请赈济饥民而未准，又遭小人陷害，一怒之下愤而称病辞官回乡。临行之际，当地绅民苦苦挽留，板桥却去意已定，当即画了一幅竹图留赠给当地绅民，并同时在图上题写了这首诗。
　　 开首之句，好一个“掷”字，不用摘、扔、抛、丢、拿等动词，偏用一个“掷”字，可见其决心之坚。而“不为官”三字从语气上分析，大可译为“这样的官根本不配与我做”。
　　 其实，“乌纱”那玩意在他眼里从来就没值过银子，“读书志在圣坚，为官心存君国”，他只是想借用它来多为国家和百姓做点好事实事而已。既然现实使他无法有所作为，那这个“破帽子”不就是个“鸟玩意”了吗？“掷”在地上还应该再踹上一脚，不过，板桥毕竟是文雅之士，还没那么粗鲁。“穷则独善其身”是古代仁人志士的一种处世原则。既然“上不能报君，下不能恤民”，就干脆做一个清清白白的百姓，正像俗语所讲“不如回家卖红薯”。
　　 中国历史上“辞官”现象并不罕见，最早的大概当属尧时代的许由，而最后的当属彭大将军。至彭德怀后，愤而“辞官”者鲜见（退休当以辞官有别，而称病辞官以退为进要挟上司者更当别论），多见者常是“懒官”，即不管行不行（甚至都已经为害一方），可就是“懒”在官位上不走，“帝力于我何有哉”？别说是“七品”，就是“八品”“十品”“十二品”我也要当，总比“回家卖红薯”强得多，报纸电视新闻铺天盖地，可没听见有谁不能“造福一方”便主动“乌纱掷去不为官”。所以板桥人格由此又见高风亮节，足以与陶公之“饥冻虽切，违以交病”相媲美。
　　 然而，更进一步讲，就算真有人也做到了“辞官”，但并不见得也能让众百姓“苦留”，这里的关键是必须要“囊囊萧萧两袖寒”才行，倘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衣锦还乡当寓公，那就只能鞭炮锣鼓相送了，老百姓还巴不得你早点滚蛋呢。
　　 也许有人说“辞官”、“退隐”有消极思想，其实，这正是仁者“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语）的精神风范，是项羽的“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而“抛首”，他倘若“江东为王”，那就不仅不是“鬼雄”，恐怕连“人杰”之誉也无从谈起了……
　　 闲忆至此，小子又发感叹，但愿“秋风江上”的“渔竿”多矣！
　　
　　 为文
　　
　　 说到底，板桥毕竟是文人，况且除去“为官十一载”之外，平生皆是靠文为生，尤其是“辞官”之后，更是进入了为文的峰颠阶段，终于成为“八怪”之首。
　　 除去书画成就不谈，单就诗词而言，板桥一生的创作也大都为百姓呼号，彼似杜子美，而绝不做“吟风异月”之无聊文字，正如己言“板桥诗之，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而“日用”套句现代词汇，大概也就是指“为工农兵服务”。
　　 “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又被拿。”
　　 这是他在淮县时以“竹枝词”形式写成的一首。其中“半篓盐挑又被拿”一句，当与白居易之“卖碳翁”有同工之妙，形象地写出了官吏的蛮横无理。此时，他大概还在任上，但“举国皆此”，料他也无力回天，只好空叹而已。
　　 而描写百姓的贫苦，他写到“卖得鲜鱼百二钱”，买来米却又没有柴，只好去拔青苇子去晒干烧，“拔来湿苇烧难着”，由此想来，这一顿饭当吃得多么艰难。
　　 “东家贫儿西家仆，西家歌舞东家哭”，这分明是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翻版，“文以载道”，帮闲媚俗之作，如列文学之行，当应羞煞文人，然今《七月》《东山》之诗少见，歌舞生平之音弥漫，似曾相识者大都一片中庸之面目。
　　 在同情百姓疾苦的同时，板桥又不时地设想，如果当官便一定要为百姓多谋利益，幻想着能有所为，报国益民。可是，现实的黑暗使他一次次看清自己的理想犹如皂泡，于是，在他的“沁园春?恨”一词中，便以无可奈何的悲愤向社会发出抗议的宣言。
　　 “难道天公，还葙恨口，不许长叹一两声？”套用现代词汇，这大抵算得上“反动口号”了，在“文字狱”盛行的清初，板桥为文的胆量可以说是绝对要超过杜公的。
　　 既然做官不成，恨尚犹存，无奈，板桥也只好自为“竹石”，去“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任它什么风，也绝不改其志，任它千磨万击，仍挺立于险恶之中。
　　 闲忆至此，板桥已化为了那杆青竹，根，早已深深扎入了历史的土层，而那迎风晃动的青翠，便如旗帜，使我们隐约能看到黑暗中之光明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