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6年12月16日是个格外寒冷的日子。那天，我亲爱的父亲徐兴华因患晚期肺癌，抢救无效而离开了我们，走完了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一生，享年68岁。那一刻，陷入无比悲痛中的我忽然意识到，父亲没有做完的事情，我应该继续做下去！
　　 我父亲是安徽省六安县麻埠镇（现属金寨县）人，191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从八岁起他就给地主放牛。1932年6月他不满十四岁即自愿报名参加了诞生于家乡大别山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1934年11月父亲随红二十五军（当时被党中央确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谴队”）进行长征，担任军部宣传员、文书。1935年9月到达陕北后，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并为红十五军团，当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父亲一直在军团政治部做宣传和青年工作。抗战时期，父亲被调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学习和担任教职员工；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先后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华北军政大学工作和战斗。建国后，父亲长期在空军部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从师职到军职领导干部。1964年，为发展新中国东北地区的民航事业，奉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命令，父亲转业调任中国民航沈阳管理局第一任政委，1978年离休。在长期的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父亲养成了写作和积累资料的习惯。1961年和1982年，中央军委组织第一、二次《红二十五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写战史时，上级都抽调父亲担任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他曾经带病带领工作组走南创北调查研究，呕心沥血潜心写作。父亲生前并没有嘱咐我做什么，可是父亲注重学习和积累资料的良好习惯，早已经潜移默化到我的生命中；他的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早已经在我的心里扎根。
　　 我在整理父亲遗留的战争年代资料时，发现有三篇回忆抗大时期战斗生活的回忆录，即《音乐家郑律成同志在延安》、《回忆太行陆军中学》和《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这三篇文章是在他1986年8月病重前夕，用他一生习惯使用的小楷毛笔，一字一句、整整齐齐写下的。作为身患绝症的老红军、老八路军战士，父亲深知来日无多，他忍受着巨大的病痛折磨，伏案奋笔，挥毫写就。
　　 一篇、两篇、三篇……他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大的艰苦奋斗故事和“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八路军用小米加步枪能战胜日本鬼子？”这一切道理告诉人们，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后人。
　　 文中那些真实感人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活脱脱跃然纸上；那些看起来是很平凡的片断、小事情和细节，却是我党我军成长壮大历史的见证和微观痕迹，字里行间彰显八路军指战员“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情操和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文章里插入的八路军歌词歌谣，是父亲亲自创作或者亲笔记录并且保存在身边达四十多年，才能一字不错的。因为是抗战亲历者生前最后的亲笔回忆录，更显其意义之深、价值之重。我觉得，这些资料在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感染力。
　　 父亲不仅是给子女、也是给党和军队留下了无价之宝！我小心地珍藏着父亲的珍贵手稿，至今，这三篇文章还未公开发表过。今年，“新雀之巢”文学社团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征文活动，我特将父亲的这三篇抗大回忆录整理好，投稿给贵社，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网络看到这些浸透着抗日志士心血的“原生态”的文字，触摸历史的脉搏，激扬奋斗的力量。我也想用这个行动，告慰同为八路军的父亲母亲的在天之灵，告慰无数为抗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鲜血和生命的革命前辈。
　　 下面就是父亲的三篇抗战回忆录。
　　
　　 【第一篇】音乐家郑律成同志在延安
　　
　　 一九三八年夏季，我在延安抗大总校二大队六队当指导员时，一天下午，在抗大的联欢大会上，我见到了音乐家郑律成同志。他年约二十，五官端正，中等身材，穿着灰色衣服，怀里抱着曼陀铃，边弹边唱《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他那生动精彩的表演，博得了大家雷鸣般的掌声，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郑律成同志为了人民解放事业，不怕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障碍，从敌占区来到陕北延安，追求革命真理，学习实践经验。他读书、听课都很认真，开讨论会时，踊跃发言，没有弄懂的问题他及时提出询问，绝不马虎过去。如对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三者的重大意义和相互关系问题，他认真领会，直到弄懂为止。
　　 大家知道，郑律成同志谱写了《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非常流行的革命歌曲。这雄壮有力的歌声，传遍了城市和乡村，人民唱着斗志昂扬，敌人闻听胆战心惊。
　　 郑律成同志不仅是著名的作曲家，而且是出色的歌唱家，他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也爱唱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吕骥等音乐家创作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抗大校歌》等等。他积极地创作并指挥大唱革命歌曲，还热情地帮助修改音乐爱好者写作的词谱，得到群众的好评。在群众集会的场所，只要大家提出要求，他做到有求必应。我经常看见他弹奏着曼陀铃，高唱着革命歌曲，他每次演唱，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三九年春天，郑律成同志参加了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他右肩扛着镢头，左肩背着曼陀铃，和同志们一起，走到山上开垦荒地。开始，由于缺乏经验，他一天只挖了四、五分地，几天以后，他的成绩就逐步上升。有时利用休息的机会，他又弹起曼陀铃，唱着《兄妹开荒》等优美动人的歌曲。同志们听后，解除了疲劳，增添了力量，继续向荒山进军。一天，太阳落山前，队伍收工了，我看见他站在山头上，含着笑容，观看同志们开出的大片肥沃的土地,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郑律成同志很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当时，在延安有的同志把知识分子叫“洋包子”，把工农出身的同志叫“土包子”。这是有些同志找对象、谈恋爱前要考虑的问题之一。郑律成同志既能和“洋包子”谈到一块，关系融洽；又能和“土包子”说到一起，亲如兄弟。一天下行，他来到我们二分校六队，了解抗日救亡室（后改为俱乐部）活动情况时，我这个“土包子”负责接待，我对他说：“我的文化水平低，应该向你学习！”他说：“不要客气，我们应当互相学习，共同前进！”
　　 郑律成同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人民喜欢的音乐家郑律成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创作的《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已经成为永恒的红色文艺经典。他那高尚的革命精神和优秀作风，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
　　
　　 注：郑律成（1914.8.13——1976.12.7），原名郑富恩，出生于朝鲜（现韩国）全罗南道光州。郑律成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他被誉为“军歌之父”。
　　 1933年，郑律成来到中国南京参加朝鲜人的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开始了一边革命，一边学习音乐的生活。1939年，郑律成创作《延安颂》一举成名，并于193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期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50年，郑律成正式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定居北京。1976年因病去世。
　　 2009年，郑律成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第二篇】回忆太行陆军中学
　　
　　 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我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很大胜利。同时，引起了日、伪、顽的惊慌恐惧，更加仇视我党我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敌人调集大量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同我们共产党闹摩擦，进行捣乱和破坏。上述情况，给我们造成了严重困难。为了坚持敌后斗争和学习，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太行陆军中学于一九四二年初组建，校址在河北省邢台县西部江水镇附近宋家裕一带，归抗大总校直接领导。陆中学员平均年龄十八岁左右，是从八路军和地方部队中选调的基层干部和优秀青年。开始有五个中队，加上校直机关，不足一千人。当时，我被调任陆中政治处主任，陆军中学教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我军年轻的军事、政治干部。领导上十分关心和重视陆军中学，抗大总校副校长滕代远同志兼任太行陆军中学校长，不久，又任命陈鹤桥同志任陆中校政委。
　　 太行陆中同敌后抗日军民一道，向各种困难作斗争，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咬紧牙关，渡过难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坚持“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在斗争中不断成长。总校首长在百忙中经常到陆中来了解情况，研究解决教学和生活问题，看望大家，寄予殷切的期望。同志们感到亲切、温暖。
　　 当时，学校物资供应困难。冀西山区耕地较少，产粮有限。当地群众常吃窝窝头，“糠菜半年粮”。学校的粮食供应大部分是公粮，抗大总校还派得力干部，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去依靠地方党和抗日群众，采购部分粮食。这样，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就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到太行山上开垦荒地，种山药蛋（土豆），种菜，改善生活，保证教学。你听！山坡上传来一曲动人的歌声：
　　
　　 太行山呀山峦万里长，
　　 山峰象牧童，白云象群羊。
　　 八路军呀年青又力壮，
　　 扛着那镢头，上山来开荒。
　　
　　 学校运输力不足，我们就带领队伍到几十里，甚至百多里远的地方去背粮。少者能背几十斤，多者能背上百斤。此外，还要安排时间，带着镰刀到山上去打柴、割草，解决燃料问题。
　　 粮食供应问题，我们平时主要吃小米、棒子面，细粮很少，重病号能吃上白面。在反“扫荡”中有时缺粮，就吃高粱、黑豆、野菜，甚至吃黑枣，很难消化。少量的棒子面糊糊都“升格”为病号饭，那味道真香啊。
　　 教学器材不足，同学们自己动手制作小黑板、单、双杠、木制手榴弹等。提倡节约用纸，两面都要写字。一个信封要用两次（翻过来再用）。没有教室，就在露天课堂讲学。有一首歌曲唱道：
　　
　　 树林里，操场上，
　　 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为了抗日救中国，
　　 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
　　
　　 一九四二年秋季，抗大总校和太行陆军中学有部分同志患疟疾病，这种病对我们威胁很大。经过医疗护理，多数病号逐渐恢复了健康。但当时缺乏良药，连奎宁都很难买到，有的同志病情控制不住就迅速恶化。记得有一叫张耀龄的同学患疟疾病，因为医疗无效，被病魔夺去了年青的生命。同志们都很痛心！
　　 太行陆军中学还参加了反日寇大“扫荡”的斗争。日本强盗对沦陷区实行“治安强化”政策，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妄图吞并全中国，进而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一九四二年五月，日本鬼子调集重兵对我太行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将抗大（包括太行陆军中学）当作进攻的主要目标之一。日寇提出：“以五十个人换抗大一个干部”的口号，用所谓“猫捕鼠”的战法，从邢台、赞皇、内邱几个方向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企图将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集团——抗大“一网打尽”。
　　 抗大在滕代远副校长、张际春副政委的领导下，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当鬼子来袭击时，抗大在掩护群众转移后，冲破了敌人的“铁壁合围”，转移到外线去，使鬼子扑了空，阴谋未能得逞。在反“扫荡”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抓紧可以利用的机会，继续进行教学活动，为进行侦察、警戒、夜行军、射击、投弹等课目的训练，以及进行时事政策的教育，非同小可“抗战必胜”的信心。我们在辽县（后改为左权县）、邢台县等地区，亲眼见到了被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后的凄凉景象，也听到了根据地群众对敌人罪行的血泪控诉。同志们见此情景后，更加深了对敌人仇恨和对人民的热爱，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我们听到一首民谣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一次鬼子来‘扫荡’，
　　 狗肏的好厉害；
　　 抢走了爷爷的大棉袍，
　　 还有那根大烟袋。
　　 奸淫烧杀又抢掠，
　　 到处在搞破坏，
　　 我们要打败日本强盗，
　　 铲除这个大祸害！
　　
　　 在这次反“扫荡”中，我们太行陆军中学副校长史紫千、一队队长王席珍等同志在同敌人的英勇斗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人们在艰苦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反“扫荡”结束后，有同志说：“我们能经受住这严峻的斗争考验，感到光荣和骄傲。”
　　 太行陆军中学后来编入晋冀鲁豫陆军中学。一九四三年初，陆中奉命从太行山区出发，冒着风雪先后通过了同浦铁路、太汾公路、高岗公路等数道封锁线，渡过了天险黄河，到达陕甘宁边区。不久，编为抗大七分校三大队，在陇东东华池、平定川地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教学工作。为了迎接抗日战争反攻阶段的到来，在抗大校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和大练兵运动，创造了许多物质财富，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毕业后，同学们雄赳赳，气昂昂地重返抗日战场，为争取更大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