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狼图腾》这本书，心情十分沉重，该书的主题十分深刻，直击内心深处。作者以宏大的视野，精细的细节描写，通过人与狼、人与人的故事，架构了一部草原悲歌，并借此探讨国民性的改善、民族性格、人与自然等主题。除此之外，作者超越了以往小说就问题论问题的模式，借助主人公陈阵之口，诠释了自己对于狼性精神的解读，提出了“狼图腾”这一文化概念，同时倡导以“换血”方式进行国民性改善，十分新颖，又给人以深思，故而可以说《狼图腾》是一部对传统文化、生态文明、国民性改善等挖掘极深的佳作。
　　 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大陆内蒙古最后一块靠近边境的原始草原上，而在这个草原生活的人还保留着原始的生活习惯，他们日复一日地放牧着牛、羊，并且与聪明而又勇敢的狼斗智斗勇，共同维护着这个草原的稳定和平衡。一方面他们憎恶狼，因为狼总是袭击他们的羊群，给他们的财产安全乃至生存造成一定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们又敬畏着狼，因为狼是他们所敬奉的图腾，同时帮助他们限制对草原平衡威胁极大的黄羊、兔子等的数量，是草原的忠实守护者。但是这种看似和谐浪漫的草原文化随着主人公的到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原来安宁和谐的草原依然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与狼群进行战斗，以维护自己的财产安全，造成人与狼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在农耕文明的冲击下，加之人性的贪婪逐渐出现，破坏了延续千年的草原平衡状态，这种人性的贪婪主要表现在人过分抢了狼过冬的食物，并且在狼群报复后，以复仇的名义，大规模地围剿狼群，这种看似正义的复仇行动却暴露了这些复仇者升官发财和追求财富的欲望，极大地凸显了人性罪恶的一面。
　　 主人公陈阵和他的朋友掏了一窝小狼，并且抚养了其中一只，借以观察狼的习性和文化，揭开了狼原本神秘的面纱。经过细致的观察后，陈阵发现小狼第一次面对食物或者面对大批食物的时候，会举行跑圈等仪式，近乎人类原始的宗教虔诚，而且他们渴望自由和独立，甚至为了自由和独立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陈阵和他的朋友面对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冲击时，感到十分无奈，固然农耕文明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却有一定的区域限制，故而不可能推行到每个地方，如草原就不可以。但是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再加上有心人的推动，农耕文明最终得以推广。在农耕文明推广的同时，人们又用现代化武器围攻狼群，将它们驱赶到境外，以至于草原上再也听不到狼的叫声，草原陷入一片静寂，如同一滩死水那般，缺乏生命的流动。没有狼患自然是好的，最少不用担心狼夜袭羊群。但是人们所想象的幸福生活并没有出现，反而是他们世代生活的草原出现了退化，鼠灾肆虐，从而演绎了一曲草原悲歌。进而引出作者对于狼性的解读，生态整体主义的思考。
　　 《狼图腾》于2004年出版，截至2014年，再版150次，正版发行近500万册，连续6年蝉联文学图书畅销榜的前十名，甚至引发了一股狼性讨论的热潮，足以看出《狼图腾》这本书的受欢迎程度。很大程度上源于《狼图腾》是一本以狼为主体的小说，作者借主人公陈阵的视角，近乎自传的叙事手法，直入狼的活生生的世界，展示了与以往所熟知的不同之处，并且将智慧、勇敢、视死如归等这些优秀的品质赋予狼，几乎颠覆我们对于狼的认知，在怀疑和信任之间，重新架构了对狼的定位和理解。一直以来，我们认为狼是一种群体性的动物，它们贪婪残暴，忘恩负义，是一种贬义的存在，如狼心狗肺，狼狈为奸、中山狼等，无不凸显狼的可恶和可恨。然而作者利用十几个狼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群迥然不同的狼，并且借助小说主人公陈阵和毕利格老人之口，将他们对狼的喜爱、崇拜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甚至将狼作为一种图腾加以敬奉，给我们的认知造成一种极为猛烈的冲击，进而导致我们对狼有了新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来源于作者亲身经历，并且以一种反常态的话语加以叙事，使小说的文学的虚构性和真实性得到某种统一，深化了小说的主题。然而除去这种反常态的话语叙事之外，这部小说还有三个较为突出的地方。
　　
　　 一、突出的矛盾架构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的是，有三组矛盾几乎贯穿了整部小说，分别是狼与对草原有威胁的动物之间的矛盾，如黄羊、兔子等；狼与人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对生存的渴求；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矛盾，这是随着农耕区的人涌入草原之后所产生的矛盾，也是导致草原最终沙漠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就狼与对草原有威胁的动物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草原内部食物链所架构的矛盾，是随着草原和草原上的物种出现后所演化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了动物自身进化后所形成的一种扑食和被食之间的食物关系，也是千百年来草原自身系统维护所形成的一种生态平衡状态，可以说这是草原内部所衍生的矛盾，这个矛盾架构了整个草原的基本生态矛盾，维系着草原的生态平衡。如果这种传统的平衡被打破，就会给草原带来灾难。
　　 而狼与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人和狼基于自己的生存所形成的一个矛盾。一方面人以自己的超越其他动物的进化形态和速度逃离了原本的食物链，消解了自己是某些食肉动物的扑食对象的身份，置身于整个食物链的顶端，傲视所有的生物。但是随着人类的社会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的生活方式主要以两种文明形态出现，即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这两种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都要求人类对于自己财产的保护，故而草原上生活的人类为了自己的羊牛必须与狼进行斗争。另一方面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草原上的霸主，有时会因为自己的生存问题而去袭击牧民的羊群，以维持自己的生存，甚至因为人类的贪婪而起报复的心态，必然与人类所要求的财产安全的心理需求产生莫大的矛盾。一般意义上而言，人在生产工具落后的情况下，基本上与狼保持一种平衡的对持，然而狼没有人类那样快速的进化速度，也没有超越生物圈的创造力，故而必然在人狼持续竞争中处于一种劣势状态，如小说末尾的那样，狼在现代化武器的打击下，部分丧命，部分流离到境外，几乎再也没有狼留存在草原，这看似是人类的胜利，实际上是草原的悲歌，更是人类生存的不幸。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两种文明都是由人类自己所创造的，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这两种文明是根据不同的地缘特点而形成的，故而本身具有一定的区域限制，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必定要创造一方文明，造成文明具有区域化的特点。但是这两种文明实际上带有一定的矛盾意味，一方面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明讲求定居生活，倡导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在文化上，视中原以外的地区为蛮夷之地，有教化的责任，故而当农耕文明较快发展的时候，必然会对游牧文明具有一定的同化作用，这种同化或许是游牧文明自愿的，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或许是被迫的，在于农耕文明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使得游牧文明不得已接受农耕文明的教化。然而游牧文明主导下的游牧民族天生比较勇猛好战，特别是遇到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往往会对农耕区域进行掠夺，这便使两种文明在中国历史中无休无止的征战和冲突。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的草原实际上就是一个系统的游牧文明主导区域，有着自己的自我平衡和发展的方式，并且在千年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又适合草原的生活生产方式，导致草原相对和谐。然而随着农耕区域的人涌入草原后，自身所携带的农耕文明必然对游牧文明的稳定产生一种无形的冲击，毕竟他们所要求的定居耕作生活超越了草原所能够承载的程度，故而遭到了草原上生活的有识之士的反对，如毕利格老人为代表的情系草原的人。但是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再加上人性的贪婪无知，使得农耕文明完成了对游牧文明的征服，也造成了草原的最终退化，美丽和静谧一去不复返。
　　
　　 二、小说文本阐释了生态整体主义观念
　　
　　 作者在目睹草原的最终退化之后，基于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所推崇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最为突出的便是大命和小命之间的关系。然而作者并没有直接诠释，而是借助毕利格老人之口加以述说，比利格老人说：“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生命，剩下的都是小命。”“把草原的大命杀了，草原上的小命全都没命。”“草原完了，牛羊马，狼和人的小命都得完，连长城和北京城也保不住啊!”正如比利格老人所说的那样，如果把草原生态系统看作是“大命”的话，“小命”就是生态系统中一个个鲜活的有机生命。这些有机生命之间互相依存、制约，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起维系着草原“大命”的稳定和平衡。因而在这完整的生态系统中，“小命”的主要存在价值便是维系整个草原的生态平衡，毕竟“小命”是要依靠“大命”而存活的，没有了“大命”，“小命”也就没办法生存了。所以“小命”不能要求“大命”为自己的生存做出必要的牺牲，即便是人类也不行，因为在整个生态体系中，人只是其中一部分，只是一个“小命”，而不是整个生态体系必须顾及的存在。在这个大命和小命观主导下的草原生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是经历千年的历史所形成的最佳生态平衡状态，这种状态下，每个小命必须完成自己的职责，不可僭越，从而共同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最终获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倘若我们将其简化的话，这样我们就更容易明白。实际上所谓的“大命”虽然自身具有调节和平衡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需要的时间很长，必须要求“大命”之下的“小命”以“大命”为中心，维护整个草原的平衡。而我们所说的“小命”主要有三类，第一便是人，第二是狼，第三便是对草原平衡有威胁的动物，如黄羊等。这三类“小命”共同在“大命”的眷顾下，在草原快乐而幸福地生活着，但是生存毕竟是艰难的，由此引发了以生存为核心的冲突。黄羊、兔子等都是食草动物，需要大量的草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但是草原能够提供的草是有限的，故而必须要限制其数量，这个数量的限制除却自己所遇到的天灾之外，还需要狼来进行维持；然而有时因为食物缺失的缘故，使得狼必须袭击人类所圈养的羊牛群，造成狼与人类之间的冲突，故而这三类“小命”所演化的冲突便集中在了人狼之间，倘若人狼和谐相处，则整个草原就和谐平衡；若相处不和谐，更多的是人大量捕杀和驱逐狼群，使得那些对草原有威胁的动物失去了狼这个天敌，自己就会变得肆无忌惮，拼命的繁殖，所需要草的数量必然超越草原所能够提供的最大数量，必然对草原的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个在小说的结尾便已然成为事实，所以作者所提出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类化，植根于整个人类发展。
　　 其实我们如果细细分析这种生态整体主义观念，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观念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所有人类退到舞台的后方，成为配角，所以德国威腾堡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蔡元丰就曾在《WolfTotem》一文中批评书中人物形象太过单一，人物的行为仅仅是作者的代言人，为他的信仰做出宣言。蒙古牧民仿佛都是理想化的明智导师和道德措模，而汉族知青和外来移民都是无知和自私的小人。殊不知这正是作者有意为之，让整个草原以真实的面貌呈现出来，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而不是依附于人类的配角，这是我们对待草原文化的一种最为正确姿态，也是对人类自我的定位的一种另类尝试，十分成功。
　　
　　 三、超越小说的立说话语
　　
　　 实际上《狼图腾》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小说，甚至早已超越小说的范畴，到达立说的话语境遇。在古代思想文化中，为了使自己不朽，大致有三种方式：立德、立功、立言，但是古人往往以立言的方式使自己不朽。尽管狼图腾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小说，也没有达到立言的程度，介于小说和立言之间的话语姿态，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立说，即以小说为载体，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将这种观点塑造成一个让人信仰的说法，而不单单是作者的看法。
　　 这种立说的话语姿态首先便体现在每节小说开始之前有一段引文，如“周穆王伐吠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汉书·匈奴传》”。这种看似随意的引文，实际上是作者精心挑选的，并且能够作为自己“立说”的材料，故而我们单纯将这些引文剥离出小说，并且将其串联起来，即可自成一体，成为精心镶嵌的书中书、文中文。这种立说方式既可以将自己的观点直接镶入小说中，也能够不让作者有说教的意味，可谓是匠心独运。除此之外，这种立说方式将现实和历史相结合，架构了小说的时空感，甚至将草原同各个文明相衔接，突出了草原深厚的文化底蕴。再者这种立说方式还体现在作者借助书中人物之口，并以脱离故事发展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思考，如上文借比利格老人之口所阐发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