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时光缓慢而悠长，乡间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一是听书，二是看戏。
　　 看戏需要一定的条件，最早只有大户人家才养得起戏班子，解放后县里成立了剧团，人们看戏要到县城去看。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山里人为了看戏，背上被子进城排队买票。而听书，就相对简单多了。以生产队为单位，请来说书人，找个能遮风挡雨的烂窑洞或破房子就中，弦子一拉竹板一打就开始了，说个月儿四十也花不了多少钱。
　　 记得孙玉坤来我们队说书时，就是在生产队保管窑一眼黑深黑深的窑洞里。人们用玉谷杆，或麦秸，铺在屁股底下，坐一圈圈听得如痴如醉。
　　 我们这一带有句顺口溜，说是“瞎子打板明子唱，捏过一天是两晌”，意思是说书人里有明眼人还有盲人。说书，是上天赐给盲人的一门生存手艺。而我们这一带有名的说书人孙玉坤，却不是盲人。
　　 卢氏曲艺主要有锣鼓书、坠子书和三弦。锣鼓书流传于县北杜关、官道口一带的黄河流域，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坠子书流传于西南山朱阳关、五里川一带的长江流域。孙玉坤是锣鼓书的代表人物，解放前就开始说书，在卢氏、灵宝交界的福地一带走村串乡。解放后进到县文化馆，成为专职文艺工作者。
　　 孙玉坤说书的内容随时代而变化，最早说的是《张连卖布》、《三娘教子》、《小二姐做梦》和《长坂坡》等。据说孙玉坤说《长坂坡》时，当他说道“当阳桥上，张翼德大喊一声，曹操拨转马头，人踏人死，马踏马亡”，为形容曹操人慌马乱，兵败如山倒，他用土话“扑踏踏踏踏、扑踏踏踏”，他能“扑踏”几分钟不停，真是一个人的千军万马啊。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响应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号召，他说书的内容是“小片荒，自留地，打下粮食归自己”，后来批判刘少奇，他又说唱“中国的赫鲁晓夫真是坏，他把我们往邪路上带”。
　　 姜文电影《鬼子来了》里面也有两个穿长衫的说书人，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马大三进城找杀手在城门口遇到鬼子盘查时，说书人正在粉饰太平，歌颂“大东亚共荣”；另一次是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接受日军投降时，说书人又在说歌颂抗战胜利的一套了。其实说白了，说书人就是混一碗饭吃。
　　 孙玉坤说书有名，徒弟也多，他还收女徒弟。这女徒弟不是旁人，而是他的继女、我的堂姐。
　　 我三叔死后，三妈嫁给说书人孙玉坤。女儿小，也带过去了。堂姐长大后就跟上继父学说书，她聪明伶俐，说书很有成就。那时特别是女人说书，更引人注目。我很小时候听说堂姐在县文化馆工作，心里就很自豪。但我对她没有一点印象。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堂姐为和地主家庭划清界限，从此不和我们来往了。堂姐的名字只比我的名字多了三撇，音也很相近。
　　 我不记得孙玉坤说书的情景，等我长大懂事听说书的时候，听的是坠子书。卢氏坠子书的代表人物是骆小双。因为他起头总是一句“小坠子一拉”，由此推断他说的是坠子书。说这话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事了，生产队请来两个说书人，一个是瞎子，一个是明子。明子老捉住瞎子的手，慢慢吞吞把他带到场地。在明亮的汽灯下，我看见那个瞎子的眼仁一翻一翻，里面都是白的。
　　 这一次他们说的是黄公略，毛主席诗词里提到的人。毛主席诗词提到黄公略一共是两次，一次是1930年7月写的《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另一次是1932年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这里的“飞将军”也是指的黄公略。
　　 黄公略是红3军军长，参加过南昌起义，红军早期重要领导人。说书人大概把他一生的事迹都说了吧，只记得说了有半个月时间，也没有说完。说书人先在我们队说了几天后，又到河西生产队去说。于是每到天黑，我们就撵到河西生产队去听
　　 河西生产队的保管院内，堆了许多木头轱辘。大家就站在木头轱辘上，仰起头听说书。那个瞎子，睁着没有瞳仁的眼睛，说的非常起劲。他手里拉着弦子，左小腿上绑着竹板，脚一抬一抬打竹板，右腿膝盖上还绑着一只小锣，说到紧要处，右手拿起小棰“梆”敲一下，和那个明子配合默契。
　　 说的内容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每次开头都叽叽咛咛唱一声：“小坠子一拉咱都开了腔--昂--昂--昂—昂昂……”而每次结束时，总是在紧要关头。人们憨脸掂多高，听他继续往下说时，他却戛然而止。有时候是“咚咚咚，三声鼓响，人头落地”，下面就是“要知后事如何，且听明晚分解”；有时说道“忽声响，前面来了一个人。要知来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让我心里萦记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整天都在想，故事到底怎么了？到晚上慌慌张张吃过饭，碗一丢，就往河西生产队跑。但还是来晚了，没有占到好位置。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住说书人，围得密不透风。有人搬来登子，站在凳子上，有人上到窗户台上，有的爬到墙头上，还有的坐到树杈上。大人把小孩子架在脖子上，把后面人影住，后面人就喊叫，“往边挪挪！”有人踩住别人脚了，被踩者就会恶恨恨骂道：“瞎子！”
　　 有时几个年轻人恶作剧，故意挤，一挤，前面人站不住，就往后面倒。站在墙根的木头轱辘上，倒是不挤，但听不真切，也看不清说书人的表情。还有的年轻人，心思不在听书上，他们趁机在阴影处搂搂抱抱。还有的趁着人挤人，占女人便宜。摸人家一下，甚至亲一口，然后就传来一阵骂声：“恁不要脸，流氓货！”我们小孩子，过后总听说，谁谁谁和谁谁谁好了，传出许多闲话。那时没有音响，也没有扩音器，全靠说书人的两片子嘴。历史古段，筛子博篮，都在他们的说唱中活灵活现。
　　 生产队有个瞎子文义，我爹对他说：“你也去说书吧，学一门手艺，将来老了也有个靠。”就介绍他跟孙玉坤学说书。但孙玉坤常年在外面跑，居无定所。听说孙玉坤在红石崖说书，文义就撵到红石崖；孙玉坤又跑到高堰根，文义又撵到高堰根；文义撵到高堰根，孙玉坤又跑到黑山庙。文义到底没有撵上他，那个书也到底没学成。
　　 以说书为代表的卢氏县民间说唱艺术曾蜚声豫陕两省，但时至今日，受各种因素影响，加之一些老艺人离世，卢氏民间曲艺面临消失的危险。为抢救这一宝贵传统文化，卢氏连续举办了五届民间曲艺大赛活动。卢氏锣鼓书还成功申报为第一批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然而这些政府行为，依然阻挡不了民间曲艺艺术的逐渐式微。
　　 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他们是众所周知的评书大家，是人民艺术家，而低层说书人后继乏人。如今他们的后代传人都转移为“XXX唢呐队”，“XXX乐器班”，活跃在县城以及乡下民间红白喜事场所，成为一种生意，完全走了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