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以塑造人物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是塑造人物形象，故事来源于生活，但他通过整理、提炼和安排，就比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代表性。
　　 《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对彼埃尔的描写非常精准，当彼埃尔和传教士对话的时候，彼埃尔的内心是很复杂的：有羞愧，有自卑，有迷茫，也有醒悟。从一个私生子，到继承百万遗产，从花天酒地，到和妻子的情人决斗，彼埃尔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没落贵族的行为，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渴望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希望和过去告别，当传教士说只有当倒干净内心的杂质，才能获得生命和灵魂重生时，彼埃尔的心里一下子透亮了，正因为内心的杂质太多，使得很多人活得很迷茫，很压抑，很痛苦，传教士的话使皮埃尔的人性升华了，有了神性，他想和自己的过去告别，是宗教使他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给了他前行的勇气和方向。托尔斯泰对人物的心理描写精准细腻，深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直接进入了他们的灵魂深处，写出了人物的典型性，写出了那个时代人们追求进步的心声。
　　 在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经历同样也具有戏剧性，因为偷吃面包，被判了徒刑，在出狱后的路上，他抢了一个小孩的银币，后来来到了一个教堂，教主很客气地请他吃饭，晚上的时候，他偷了教主的很多银器，还曾经想杀了他，一个刚出狱的罪犯，对社会充满了仇恨，身上充满了暴戾之气，在逃跑的路上，冉阿让被抓了回来，而教主居然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我送给他的，这里还有两个银烛台，你也拿去吧，我们无法想象，这时的冉阿让是什么样的心情，只知道从此以后，他一辈子做好事，善事，直到他死的时候，身边还放着那两个银烛台。
　　 卡夫卡的《变形记》，主人公原来是一个顾家、勤勉的公司职员，也是家里的一个顶梁柱，因为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甲壳虫，他的亲人由惊慌变成厌弃，最后无情地把他赶出了家门。亲人之间的冷漠和自私，冷酷和无情，使人深思，发人深省。
　　 在《阿Q正传》，鲁迅以犀利之笔法，洞若观火之眼光，站在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采取层层推进，层层深入之方法，多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剖析某些国人自我陶醉、自我欺骗、愚昧浮滑、流氓无耻、专搞破坏的本性，
　　 在《骆驼祥子》里，老舍先生对烈日下黄包车夫的描写，同样深入到了人物的灵魂深处，体现了作者的人文主义精神，如果作者没有对人物长时间细致的观察，如果没有对劳动人民深切的爱，是很难对烈日下的车夫有如此逼真而又细致的描写的，我们似乎看到了在烈日和暴雨下祥子的每一个脚印，都是凝聚着血和泪水的，我们似乎看到了千千万万个在生存线上艰辛挣扎的人们。人物的形象出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物的代表性体现出来了。这需要作者有深厚的社会阅历，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有大悲悯的情怀。
　　 在张爱玲的《色戒》中，作者对人物最传神的描写在钻石店里，当易先生为王佳芝挑选钻石的时候，当他把6克拉的钻石和3克拉的钻石做比较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对面的这个要暗杀的易先生，他的形象是变得柔和了，显得如此的亲切，她发现她是爱他的，王对易先生说了句“快逃”，后来逃掉的易先生杀了他们所有的人，而王佳芝的觉得死在易先生的手里，是值得的，张爱玲对女性心理的描写是非常成功的。
　　 莫言《红高粱》里“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那场亲热，写得惊心动魄，“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爱得那么酣畅淋漓，而又销魂入骨，足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看似是在写性，其实是在呼唤一种血性，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的精神，一种为爱而抛弃世俗，抛弃一切的陈规陋习，是在写一个大写的人。当然，这种爱也是有前提的，就是我奶奶的名义上的老公是一个麻风病人，这和现在的包二奶，养情人，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文学作品中的人，承载着作者独特的思想、情感和爱憎，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人的呼喊，呐喊，苦闷与彷徨，都有他们的理想，追求，梦想和希望,在矛盾中写人，写矛盾中的人，写出那个人物独特的个性，人性和共性，是每个作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入他们的灵魂，写出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憎，这就是小说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