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母亲回忆说，她出生在广州近郊，其父在炮竹厂工作，母亲则在缝纫厂上班，一家人相亲相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可是，他们谁也不曾料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把战争的魔爪伸向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数年之间,中国大片国土沦陷。母亲说，那一年，日本鬼子的飞机如飞蝗般在广州的低空中盘旋，扔下了一颗颗罪恶的炸弹，对广州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许多房屋被炸成一片废墟，数以万计的鲜活生命被无辜夺走。那时的广州，笼罩在一片硝烟弥漫之中。市民们哭声震天，乱作一团。
　　 俗话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年轻的外公不幸病倒了。母亲吃惊地发现，外公咳出了鲜血。没过多久，外公便含恨撒手人寰。年轻的外婆含泪请人草草掩葬了外公。那一年，母亲年仅八岁。据母亲说，她手下还有一个妹妹，年仅五岁。家里失去了主心骨，外婆伤心欲绝，她把两个小女儿搂在怀里，哭得像个泪人儿。外婆为两个小女儿的前途命运而哭。
　　 母亲说，外公逝世后，家里便摇摇欲坠。在那个动荡无常的年代,没有男人的家庭很难维持下去。母亲说,她永远忘不了跟外婆生离死别的那一幕:“孩子,你去做一趟客,过一段时间,妈妈再把你接回来……”母亲流着泪答应了外婆。外婆把母亲托给了一位远房亲戚。为了逃避战乱,母亲随着逃难的人群辗转流落到了粤北始兴沈所,被一户好心的人家收养……从此大半辈子，海天茫茫，天各一方,母亲再也没有见过亲生母亲和亲妹妹——这是母亲刻骨铭心的痛。
　　 1949年,始兴县城解放，母亲跟姐妹们一起扭秧歌，热烈庆祝伟大而光明的日子。母亲在庆典仪式上见了父亲。父亲心仪母亲，请家人托人说媒。母亲未嫁前，年纪轻轻，但因为能干而被推举为村里的女队长。母亲十八岁那年，嫁给了父亲,来到了江口，走进了我们李家，成了李家的半边天。
　　 母亲说，她一生共养了八个子女，可那时生活贫困交加，加上天花麻疹虐行。最后，母亲只养活了五个孩子，另外三个则不幸夭折。母亲说，每当孩子们患上天花时，她便吓得六神无主，内心极其恐惧，因为那时天花是一种难于治愈的恶病，患者往往与死神擦肩而过。那些年月，许多小孩往往死于天花，难于跨过这道鬼门关。
　　 那些年，我家贫穷，家道艰难，难以为继。因为劳动力少，孩子多，挣的工分少，所以年年超支。但母亲生性豁达，乐观向上，硬是在困境中撑起了李家一片明朗的天空。
　　 我依稀记得，母亲把我揽在怀中时那温馨而美好的时刻。夜晚，母亲干完活，慈爱地把我揽入怀中，然后叫我给她挠痒。我把小手伸进母亲宽阔的脊背，轻轻地挠着，挠到母亲的痒处，母亲连声夸奖：“仔仔，真能干！”听到母亲的夸奖，我更加卖力地干活了。
　　 小时候，我最怕母亲用灯心草烧我的肚皮。母亲第一次烧我肚皮的时候，骗我说：“快来哟！吃杨梅啦！”
　　 我听说有杨梅吃，跟小伙伴们“呼”地一声蹿到家门口，围住母亲。可母亲却突然伸手把我捉住，双腿夹住我的身体，不让我动弹。母亲坐着矮凳，叫旁人帮忙点亮煤油灯，然后摸出一根软绵绵的灯心草，在煤油灯中燃亮灯心草，迅速地卷起我的衣衫，对准肚皮的条条青筯，“噗噗噗”地烧个不停。灯心草烧在肚皮上，又痛又痒，我经受不住，不禁大哭，用力挣扎。可母亲力大无穷，把我夹得紧紧的。我小小年纪，根本挣脱不了。母亲边烧边问：“敢不敢不听话了？敢不敢夜晚闹人啦？”我自然乖乖地讨饶：“我再也不敢了！”那些小伙伴见母亲用灯心草烧我，生怕还要烧他们，吓得四散而逃。那些年，母亲时常要烧我的肚皮。至今，我的肚皮上好象还留下了一粒粒黄豆般大有点模糊的疤痕。母亲同时还烧邻家的孩子，当然，那是在邻家父母的强烈要求下才答应的。年纪稍长，我竟不怕烧肚皮了，有时候，竟硬充小英雄，自觉地脱下衣服，赤着上身让母亲烧个不停。母亲和旁人见了，莫不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真是个小英雄，长大后肯定能当解放军！”
　　 那时，我以为我们不听话的缘故，母亲这才用灯心草烧我们。直到长大了，我才知道缘故，原来用灯心草烧肚皮，可治疗小儿夜哭，可为小儿安神压惊。当然，这是民间秘方，究竟有没用效果，也无从知道。
　　 听母亲说，爷爷在世时，鉴于李家人丁单薄，便在老家的亲房中抱养了一位义子，养在身边。在划分家庭成份时，这位义子忽然跳了出来，说他是我们家的长工，受尽压迫，他声言要告发爷爷，请求大队公社领导划分我们家为地主。爷爷听了，吓得全身发抖，几乎瘫软在地。
　　 母亲见状，立即站出来，扶住了爷爷，然后一字一顿地对那位忘恩负义的哥哥说道：“公公莫慌！他说要划我们家为地主，好得很！他说他是长工，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长工？东家花钱供养你上了高中，还为你张罗娶妻，帮你成家立业。你想过没有，天底下有哪个地主肯这般对待自己的长工的？如果我们家是地主，那么他就是十足的地主仔！”
　　 母亲说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爷爷听了，连连点头，方才宽心；那位义子听了，羞愧难当，这才忍隐不发，只得作罢。
　　 我没上学时，有一回，我们家的鸡被村人全部给毒死了。看着满地的死鸡，我跟姐姐心情无比沉重。我们依偎在母亲的身旁。母亲见此情景,心中非常难过，她喃喃自语：“老天有眼！鸡也有生命啊，你们这样对待它们，不怕遭老天报应吗？”母亲回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要记住，不管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能伤天害理，不能有恶毒的心肠。老天是有眼睛的，它会看着人们所做的一切！”
　　 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我非常喜欢翻阅连环画。我要是发现供销社的柜台上摆上了新的连环画，我总是不愿离开。母亲知道我对连环画痴迷，时不时给我一些零花钱。有一次,我发现供销社又进了一批新书，喜不自禁，跑到田间地头，央求母亲给我买几本连环画。母亲叹了口气说:“我口袋里只有一块钱了，那是你父亲给的买盐钱。这一次，算了吧。”我见母亲为难，转身跑了。我那时想起，我们家的后院里，还有一个烂铁锅。我邀上堂弟，一起把大铁锅扛到收购站卖了，换回了几毛钱,然后买到了我喜爱的连环画。母亲知道后，重重地叹息一声。我知道，那是母亲无力给钱为我买书而苦恼。
　　 打那以后，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勒紧裤带，节衣缩食，从牙缝里省下钱来供我买连环画。在那个物质极其贫匮的年代，我好不容易收藏了上百本的连环画，这对于一个贫困的农村孩子来说，真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
　　 读小学后，每天晚上，我做完作业后，便搬来小凳子，坐在母亲的旁边，借着煤油灯津津有味地阅读连环画。母亲则坐在一旁一针一线地缝补衣服。有时候，我因为阅读得太入神了，一不留神，额上的头发嗤嗤地被煤油灯给烧着了，发出一股烧焦味。
　　 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在那些贫困的年代，我阅读了许多书籍，其中包括不少历史书籍。这些书籍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领略了历史风云人物的迷人风采，比如诸葛亮羽扇伦巾、关羽横刀立马、赵云挺枪跃马、陆文龙手舞双枪、岳飞枪挑金兵金将的英武雄姿，便驻进了我幼小的心灵。感谢母亲，通过读书，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并且很精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母亲巾帼不让须眉，曾随队里的男社员进山伐木，把巨树砍下，扛的扛，抬的抬，把木材运出大山。大修水利期间，农村掀起了一场场大会战，在山塘水库边遍插红旗，大干一场。母亲或挥锄翻土，或挑担运土，干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母亲还在食堂为社员烧火煮饭。七十年代中期，母亲在生产队养猪。母亲是一位养猪能手，她跟一位村妇负责饲养队里的几十头猪。她们养的猪膘肥体壮。母亲的事迹被写成文章，拍成照片，贴在公社门口的宣传栏。
　　 那时，我挎着书包上学，每天都要经过母亲的养猪场。猪场内，那些大猪小猪见有人进门，争先恐后地挤向猪圈门口，满嘴流着口水，嗷嗷叫个不停。我知道，它们想让人给它喂食。猪场内，队里挖的番薯堆得像一座座小山。每次，母亲总是摸出几个早已烤好的番薯给我。烤熟的番薯味道香甜，剥开薯皮后，小屋里立即弥漫着一股烤香味。
　　 小时候，我经常跟小伙伴们打野仗。有一回，我跟小伙伴们去摘苦楝果，准备用来打野仗。我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许久说出不话来。母亲也吓得慌了，她听人说，喝一碗童子尿，可以避邪，也可医治内伤。母亲立即叫一位小童撒了一碗童子尿，百般央求我喝下。我闻着刺鼻的尿味，死活不肯喝。母亲没法，只得背上我，匆匆赶往镇里的卫生院。经过检查后，医生说，不碍事，没有内伤，只是擦破了一点皮肉，吓呆了，暂时说不出话。很快会好起来的。
　　 母亲听了医生的话，在心中悬着的一块巨石才总算落了地。
　　 我们村临河而居。小伙伴们常常到河里游泳，方圆十几里的范围内，每年都有小孩被水溺死的传闻。母亲对我疼爱有加，坚决反对我到河里游泳。我长到十几岁时，仍是一只“旱鸭子”。而跟我年岁相差无几的小伙伴们，个个成了游泳的好手。
　　 有一回，我十一二岁光景，刚学会骑自行车。一天，我在乡道上尽情地骑着，心中说不出的喜悦。可老天突降大雨，一阵狂风刮来。我心里一慌神，车头一歪，“轰”地一声响，我连人带车栽进了乡道边的深沟里，全身湿透。当我丧气地扶着歪歪斜斜的自行车回到家里，父亲见状，大声骂我，并想操起棍子要动手打我。母亲则平静地说：“吼什么吼？孩子已经受到惊吓了。”父亲见母如此说，方才作罢。我内心感激母亲，这让我免除了一顿挨打。更重要的是，母亲以和风细雨式的教育让我羞愧，让我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我从心底里敬佩母亲。
　　 有一次，母亲把买来的年料锁在楼上，以备过年时吃用。那时，我跟妹妹的嘴特别馋。我们知道楼上放着年料，便跟妹妹合计一番，怎样才能偷吃到楼上的年料呢？经过观察，我发现客厅上面开了个天井，心里立即有了主意。我搬来一根长长的竹杠，把竹杠斜靠在天井上，叫妹妹扶住竹杠。我双手攀住竹杠，双脚夹紧竹杠，“嗖嗖”数声，像猴子一样蹿上天井，爬上了楼面，偷吃了一些年料。后来，母亲发现我们用竹杠偷吃了年料，并没有责备我们，母亲把锁着的房门打开了。母亲对别人说，这样偷吃东西危险，容易引发安全事故。故此，母亲干脆打开房门，毫不设防，让我们自由地出入楼门。
　　 母亲目不识丁，可她却殷切地期待我们读书成才,为家争光。我清楚地记得，我少年时，村里来了一位算命先生。那位先生大约五十岁开外，长得高大，身材壮实，他的嘴巴微微向上翘起，看上去精明。大人们争先把自己的小孩推到算命先生的面前，请先生看相算命。我跟村里的小伙伴们一样，好奇心起，挤在邻居家，夹杂在众人之中，踮起脚跟，瞧热闹的场面。对于每个孩子，先生都同样认真地审视一番，然后转动着翘起的嘴巴，向家长们告知孩子将来的前程。
　　 母亲把我推到算命先生的面前，请先生给我相面算命。我怯生生地坐在一条长木凳上，心里七上八下的，眼睛不敢正视先生。先生的眼光似乎很锐利，他盯着我的脸审视了好一会，然后语出惊人、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对众人说：“这位小孩哥将来要做老师，靠嘴皮子吃饭！”
　　 此言一出，在场的邻居们无不睁大眼睛，似乎很怀疑先生如此肯定的判断。母亲也似乎不敢相信，她疑惑地问：“我家的孩子胆小怕羞，他真的能做一位老师吗？”“能，这是他的命！这一切是他命中注定的！”算命先生不容置疑地回答。得到先生如此肯定的回答，母亲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读初中时，我已经偏爱文科了。我在小报上开始发表小作文，那带着油墨香的报纸让我喜不自禁，彻夜难眠。母亲得知我发表了小作文，微笑着抚模着我的头说：“仔，你是好样的!”
　　 初中毕业后，我顺利考进了县城读高中。那时候，农村的孩子能考入县城读高中，简直凤毛麟角。也有村民悄悄地劝母亲：“你家小儿子长大了，还读什么高中，不如回家干活，增加家庭收入。万一高中毕业后，考不上大学，岂不是菜篮打水一场空！”母亲回答说：“我家孩子爱读书，只要他愿意读，我们就要想办法供他读书！”
　　 老实巴交的父亲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他对母亲说，现在很多农村孩子都没有读高中，并且很早成家立业，养儿育女。父亲叫我也早早成家立业，好让他早抱孙子。父亲还想让我继承他的衣钵，做一名兽医。他说，做一名兽医，也可以养家糊口。母亲坚决反对，虽然她没有文化，可她觉读书才有出息。最后，母亲拍了板，斩钉截铁地对父亲说：“老鬼，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勒紧裤带，也要把小孩送上大学!”
　　 每次，我从县城学校回到家里，母亲总要问长问短，或者悄悄地端给我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酒；当我离家返回校时，母亲则赶紧递给我一袋新鲜鸡蛋，嘱咐我每天晚上记得加点白糖用开水冲饮鸡蛋汤。每次，我离开村口的那一刻，母亲仍旧站在家门口，目送着我远离的身影。当我回望母亲时，我的眼睛总是一阵潮湿……我在心底里默默发誓：要活出人模狗样，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