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场烟火】
　　 养父也吃烟。先前吃纸烟。娶了母亲后，平添了我和小舅天天喊饿的嘴巴，为俭省花费，改吃农民种植的旱烟。旱烟就是烤烟，种收后晒干卷吸。跟外婆的喜好一样，烟杆也是养父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心爱之物。黄铜烟锅，乌木烟管，青玉烟嘴。小时候，经常见他拿着烟杆把玩，在亲友间显摆。
　　 高中毕业后，养父安排我在酒坊卖烧酒。烧酒属于计划专卖商品，凭票供应。农民可以用高粱换，两斤高粱换一斤烧酒，适当补一些加工费用。我卖的酒就属于这种，酒坊自己生产经营。那时，供销社才是日常生活商品的合法经营主体，由国家钦定，商品均在供销社的渠道里流通。就跟所有生产资料一样，任何个体不得买卖经营，刑法里专门有一条投机倒把罪。我一同学的父亲，因为倒卖粮票，从河南买，回四川卖，从中赚取微小差价，就被判了九年的牢狱。当年票证买卖，相当于现在的批文买卖。以前要获刑，现在可暴富。
　　 卖酒工作很清闲，除赶集天，几乎就没有顾客。就很无聊。小镇就一条青石板街道，从东走到西，相当于抽一支烟的功夫。天天遇见的，不是张三李四，就是王二麻子同样的面孔。我高中毕业那年，刚刚打倒四人帮不久，社会处于变革前夕，拨乱反正和改革振兴这些语词，比任何时代都叫喊得凶，但还不在小镇茶馆酒肆的桌子上，更不在我画地为牢的烧酒坊。我只关心怎样离开小镇，尽快结束毫无想象的卖酒生涯。在酒坊卖酒，原本就是权宜之计，暂时解决吃饭的问题。从外婆那里我就知道，世界很大，也很精彩，道路前方一定有好好的东西，在那里等我。我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就此搁放在安分守纪的家乡。
　　 赶集那天上午，换酒的农民会在窗口前排成长队，我会很忙。周围是装300斤重的土陶酒瓮，里面装满了烧酒。农民先是把高粱送到作坊过秤，我按照作坊出具的计量纸条收钱打酒。量具用铁皮做成酒提子，分一两、半斤、一斤三种规格。打酒很有学问。酒提从酒瓮舀酒后，一般都会悬在半空停留，让粘在酒提外缘的酒体回滴酒瓮，停留时间越长，回滴的酒体就越多。精于算计的农民，当然知道这个窍门。“老师慢慢舀，快点倒。”遇到熟人，打酒时自然就“连舀带凫”，一斤酒至少就多出来半杯一杯的。这对于喜欢贪占便宜的市井乡民，自然也算一种实权。我从一个懵懂学生进入社会，最初懂得手握实权的好处，大概从卖酒开始。
　　 养父吃旱烟，同时也吃烧酒。在小镇方圆数十里，只要提起“X三斤”这个绰号，无论男女老幼，几乎无人不知，名头比他酒厂厂长的身份响亮。“哦，酒厂的X三斤嗦，吃酒撇脱（干脆），跟他干酒，安得儿逸得扳（非常舒服）。”元度酒就是刚蒸馏出来的酒，浓度在六十五度以上。要说养父有三斤的酒量，打死我也不信。或许，养父曾经有过喝三斤酒的最高记录，可能也就一、两次。但打我记事起，这个绰号，就已经和酒量没有关系了。流行于坊间的更多是“X三斤，X三斤，喝上三杯就扯筋（耍赖）”的顺口溜。能被编排进顺口溜，在乡镇上，自然算是个人物。开玩笑，小镇国营企业的一把手，握有酒和酒糟的签批大权，厂子里大小事务，都是X三斤一人说了算。别说在乡场上，就是在繁华的县城，也很“吃得开”。
　　 三斤元度白酒，如果换算成五十五度的浓度标准，大概相当于三斤七两。当年国家规定，白酒销售的标准浓度为五十七度五。所有蒸馏出来的酒，都高出这一浓度许多。我卖的酒，就需要通过浓度表测定，依据公式计算后，按比例加入清水。如果，我要贪占便宜，一个土陶酒瓮装三百斤左右元酒，平衡浓度时多加上一两斤水，再挑剔的嘴巴也喝不出来差异。而这多加的清水，就可以变成账目以外的部分，既可免费自用，也可变成银子，装进腰包。我卖酒的年代，心地还算干净，不敢雷池规矩。小镇的的传统，也不鼓励这种犯罪。向毛主席保证，我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
　　 小镇的人们吃烟吃酒，多属于和气助兴、消磨时间。工业文明除给世界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日常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吃烟喝酒的人，一定少于落后偏远地区，这是科技文明的好处之一。自古以来，民间就有“烟酒不分家”之说，看上去，烟酒只是一种消磨时光、交友结朋、解乏消忧的媒介物，它对身心的毒害众人皆知。对人性的麻痹更是非同小可，助长了贪图闲适和逃避困境的惰性；也是利益团体，用以拉拢腐蚀和打败对方的精神武器。不说别的，第一个把耶稣基督引进中国的利玛窦，同时也把鼻烟带了进来。国人吃烟人口，由此节节攀升。
　　 当年仪狄造酒，仅用于皇家祭祀。三国时，酒还是帝王将相用以解忧的奢侈品。到了唐宋，酒被摆上普通大众的饭桌，开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喝酒助兴的遗风和习俗，也一直盛行于今。烟草不一样，除了损伤人体器官，危害人类健康，百害无一益。我家外公因鸦片败家，让一家人处于万劫不复的生活困境，就是距我最近的实证。
　　 国人吃烟的历史，远远没有吃酒的历史悠久。满打满算，明万历年间，从南美洲引种烟草，也就400年左右的时间。最初人们吃的是晾晒烟。烟草收割晾干后，直接卷裹抽吸。烤烟出现得更晚一些，民国初期在台湾试种成功后，开始在国内阳光充足的地区推广。云南和四川大凉山为烤烟的优质种区。纸烟的书面用语叫香烟。我们现今吃的纸烟，最初在中国的出现，是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事情。
　　 让我想不到的是，第一个引进纸烟的人，居然是我战友的父亲，一个褚姓的云南人。问题是，我战友的父亲不吃烟。这个中国纸烟鼻祖的后代，也非常抵制和厌恶吃烟，曾经不厌其烦地劝我戒烟，完全是苦口婆心。但没用，我的烟鬼身份，就跟生命必然生死轮回一样，似乎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什么是瘾君子，我就是。巴尔扎克好像说过，想毁灭一个人么，让他爱上一种嗜好。欧洲的殖民者深谙此道。历史上，被列强四分五裂的中国本土，就是从鸦片侵蚀开始的，前后时间长达数百年。中华民族因此背上了耻辱的“东亚病夫”符号，本世纪才基本得以清除。
　　 这让我想起于今的食品安全危机。置身功利社会，世界万丈深渊，经常让人绝望透顶。利益熏心，在汉语里，是一个新生词汇，我们的祖先没有发明和使用过。频繁出现在人们视野，距今大概不到30年时间。利益众生，无不以利益为最高目标，人类所有的道德体系，统统都可以为之让路。
　　 我们已被毒品团团围困，这或许是当下及相当长的未来，让人恐惧和绝望的严峻现实。
　　
　　 【檐下爱情】
　　 “来来来，烟烧起。”面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双手递过来的纸烟，我每次都会拒接。“我不吃烟，真的不会。老表放心，我提子扯稳点，包你换地方薅（过）秤，分毫不差。”人家看见一桌子的纸烟，误以为我嫌纸烟差。高矮要你接过来。“硬是哦，烟酒又不分家。莫嫌纸烟撇（差）哦。燃起燃起。”这是我卖酒生涯中，听得最多的语言。生动鲜活，朴实温软。
　　 每次逢集下来，放满酒具酒器的桌子上，就多出一堆的纸烟。各种牌子都有。如遇养父在，就给了他。更多时候，这些劣质的纸烟，就给我的高中同学吃了。
　　 我比多数同学幸运。刚毕业就能在酒厂上班。虽是大集体性质，每月也有几十块的收入，比母亲在缝纫社的月薪多出一截。正值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次年，同学中不少人都在准备复考。曾经躲在学校厕所吃烟的同学，也不例外。他家和我住在两隔壁，往来近便，天天都到酒坊拿烟，每次都鼓动我吃烟。我本来也坚持不吃，其间发生了一件很丢脸的事，让我吃上了纸烟。
　　 卖酒的简单劳动，对于心如旷野的年龄，过于枯燥琐屑。一门心思地想离开小镇。青春期的躁动，对爱情的向往，也正当如日中天，势不可挡。当年乡镇的社会环境，还没有为情窦初开的少男女，准备开放自由的恋爱语境。或者说，伟大的文革，硬生生把烟火世界中的男欢女爱屏蔽了。好像生命不是娘胎所生，我们都来自石头旮旯和阴沟墙缝。爱你、喜欢你、亲嘴、交媾、做爱、乳房、阴茎……等等语词，绝对禁止使用。镇上也无任何场地，可供青年男女谈情说爱。而无娱可乐和无书可读的现实，几乎给自由心性和自由恋爱，打上了咒语般的封印。
　　 身体需要出口，想象需要舞台。简单点说，就喜欢上了学校一位老师的女儿。她家就在酒坊的对门，中间隔着狭窄的青石板街道。那是一组青瓦屋顶、竹架粉墙、临街铺板门店面的老房子。街面上有一个砖砌门头，后面是一条狭长的巷道，两侧分布着无数房间，住着数户人家。她们家在狭长的巷道尽头。女生有自己单独的房间，门对天井。后窗是四季飘青的竹林，直接和山坡上的橘园相连。我曾经偷偷去看过，怕遇见她及家人尴尬，像作贼一样。其时镇上没有小偷，“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美德，钉子样钉在镇上。平日里邻里间串门，进出就给自家一样。缺葱少蒜时，可以直接到邻居厨房拿取，记得招呼一声，按量还回去就行。
　　 虽已过去多年，我仍能依稀听见老街的暮色，穿越时空，在我怀中溪流样汨汨作响。我坐在酒坊高高的门槛上，看见了对面街檐下那双眼睛。一双女生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目光穿过青石板街道相遇，雷电一样，突然就绞合了。眼神里有光，光芒四射。这种光，洞彻心扉，在我看来，就是爱情。那是开垦和照亮我情感人生，第一道澄澈清明的神光，有启示录意义。闲散缓慢的日子，因此不再单调乏味。
　　 满心迷乱又欢喜，天天等着，在傍晚时分和女生相望。同时，就急欲说出。问题是不知如何表白。也找周边同学反复商量，均无实战经验可以传授。不能说出，也是酷刑。那个过程，弄得我心慌意乱，茶饭不思、夜不能睡。最后鼓足勇气，给女生写了一封信。写好了，又放了很久，没有勇气交出去。麻起胆子交给女生那天，是在场镇通往半山腰老水井的青石板路上。三月山野的生机盎然，油菜、豌豆、胡豆花开得正热闹，满坡禾青树绿，如同我激情飞扬的青春。把信交到担水的女生手里，两人居然一句话都没说。都低着头，红了脸。我先跑开了，扁担上的空水桶像两只惊慌的鸵鸟，在身体两侧东摇西晃，一路叮咚哐啷，如同我狂奔的心跳。
　　 那封信，我用了数天数夜。具体写了什么，记不得了。甚至不清楚，有没有“谈朋友”之类的表达。当年少男女爱慕对方，最可能使用“我们耍儿嘛。”或者再直白一点，“我们煽盒盒儿（耍朋友），要得不？”都是祈使句。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那个少年的底细，这两句话都不会使用。更不会用爱、喜欢等壮士的词汇。你就是借他亿万只熊胆，也伪装不出这等英雄豪气来。这是我的局限，也是我的悲哀。
　　 这封情书，没有给我干涸的心田，赢得和风细雨，而是父母亲的大发雷霆。
　　 那是我人生中，最黯淡无光的古代。女生把情书交给了自己的父母。大人如临大敌，去到我们家讨说法。还顺带叫上我初中的班主任陪同。后果相当严重。
　　 长期被肺气肿折磨的母亲，气得浑身发抖，见到我，唏哩哗啦甩来一通炮火，“你这个娃儿啊，就是不争气。把我们讴死了，你心头才舒眼儿。”啪地一声，情书从母亲手里飞了出来，像一只蝴蝶，或者更像断翅的飞蛾，轻飘飘地落在我脚下。我想把它捡起来，如同想捡起烫手的山芋。但母亲抬起腿，把它踩到了脚下。脚，一直就没有移开。
　　 我在黑暗中，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潜伏，动用了所有的经验和想象，才得以破土，吐丝巢茧，化蛹成蛾，刚刚见到一点辉光赴上去，瞬间就短命呜呼了。
　　 “你给我们说醒豁，到底咋回事？休想呵尔哄咚（蒙混）过关……”母亲脸色铁青，呼吸急促，哮喘不止。停顿了半天，提高了嗓门。“人家说你思想不健康，作风有问题……晓得不，你作风有问题。”
　　 我的天空，瞬间黑夜。很多人都清楚，关于“作风问题”这个弱智暧昧的语词，隐藏着最深的狠毒和暴力，多时和“男女关系”合并使用。也不知道禁欲时期是些什么人，除了将众多涉及男女情感的经典语词，开除了古老汉语的语籍，也生造了不少语焉不详的垃圾，在官方文本中频繁出没。即便复杂的男欢女爱，于今已经简化到了赤身裸体的床和性，官方居然还在使用。当年，你一旦和“作风问题”扯上关系，轻则批评教育、行政处分，重则开除公职，甚至绳之于法。有人因此一生背上黑锅。上学、就业、恋爱、结婚、分房、福利、升迁、调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其掣肘。
　　 人家说我作风有问题，其实暗含了更深指责。不过，给我留足了面子，没有直接说破。我和家人心知肚明。我流氓。人家没有说，我自己说。当年，我就是这样定性自己的，并认为名副其实。失算了求爱时机，无关紧要。伤了自尊，也可以慢慢修复。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野小镇，最多也只算丑闻一件。真正感觉难过的，是损了家人脸面，有很深的负罪感。乡村的道德体系，作为传统的一部分，一向比风俗习惯坚固严苛。而人的脸面，又比一切更重。“人活一张脸，树活一身皮”，绝非祖宗们的信口开河。在口水可以淹死人的小镇，安分守己一生的母亲，哪里经受得起这等打击。看上去，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养父豁达一些，没有像母亲那样捶胸顿足。在整个事件中，只笑嘻嘻地说了一句：“现在煽盒盒儿，确实早了点哦。”“……早了点哦”和“……有点早”，在老家方言体系中，意思差不多，语气和语调上有重大差异，立场和意义也就完全不同。前者包含了责备之意。
　　 这让我想起高中时期，学校发生的一起重大丑闻。一男生，猥亵耕牛，被学校公开开除。张贴在区公所大门口的公告中，有可以惊动世界的“强奸耕牛”罪状。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奇闻。奇一：人和耕牛媾合，有没有专制对人性的暴力压制之因，迫不得已而果；奇二：人与动物苟且，原本就悖对常理。以教育为本的专业机构，为何不秘密处理，非得以公告的形式，弄得满城风雨，人人得而诛之。结果被开除的男生，不久就跳崖自尽了。
　　 不就是给倾慕的女子写了一封情书么，何罪之有？这种求爱方式，无论放在哪个朝哪代何种语境，都属文明范畴。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红色中国，被专制弄瞎了眼睛，被强权整怕了嘴巴。凡是和男女私情沾边，你完蛋了，不被说成思想肮脏，有男女作风问题才怪。我很幸运，没有受到这个丑闻的影响。教师在小镇，属于为数不多的文化人，对“丑闻”的处置，似乎比泼妇莽夫淡定，也更讲究方式。人家没有对此进行扩散，保护了我幼稚单薄的脸皮，我也没有被流言蜚语呛死。
　　 爱情被纯真“倒卖”，我没觉得少了什么。原本就是青春期本能，自作多情的纸上谈兵，跟要命的爱情还扯不上亲戚关系。很美。难过了一阵，没致命的杀伤力。倒是以流氓定性自己那个夜晚，溃败和自责，排山倒海般袭来。于是，就喝醉了酒，同时吃了烟。自此，和纸烟沆瀣一气，难舍难分。
　　 我的战友后来赐给我一个绰号：烟灰。我觉得很合身，一直被唤叫至今。同时也懂了，外婆为啥戒不了吃水烟。
　　 那个让我家人名声受损的求爱事件，发生在1978年。很快平息。看上去，什么都没有改变。它对我的培训和影响，显然非常缓慢。这个私人事件，无伤小镇风月。只是在过去的青石板街道，古老的暮色中，少了一对少男女温情脉脉、互相凝视的风景。世界上，多出一个烟鬼来。不久以后，我积极响应华主席的号召，报名应征，入伍当了兵。
　　 此去经年，我从此告别了自己天真的求爱往事，和我颜面端严的川南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