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深深的愧疚，注视着他的遗像，忘情地叫了一声“爸爸”。
　　 但他并没有听到，只是呆呆地凝视着我，眼神中充满了期待。一切都太晚了。一切都成了过去。当我像一个真正的儿子那样呼喊着“爸爸”时，他却永远听不到了。
　　 那是—个寒假，我和弟弟从C市回G县城看望母亲。火车一到站，便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穿着褪了色的臃肿的棉军装、脸色黝黑的中年人，笨手笨脚地提着背篓，迎着进站的火车呼喊着我的名字疯似地奔来。这便是他，我的继父。接下我们，便问饿了没有，不等回答，就将些核桃饼塞给我们，拉着我和弟弟出站。他背着行李在前面走，我和弟弟跟着。从后面看去，继父的背有些驼，两条罗圈腿像标点符号里的“括弧”对称地向里弯着。总之窝窝囊囊、土里土气，完全不像我生父那样高大英武。我不喜欢他，不承认他，不叫他“爸爸”。尽管妈妈常常责备我，我也绝不让步。
　　 过了假期，他又送我们赶火车回C市。安顿好行李，啰啰嗦嗦地重复着早已说过十遍的话，才不放心地走下车厢。可临要开车时，他又突然在窗口出现了，塞给我们一些G县的“特产”，当然还是“核桃饼”。他和妈妈结婚一年多了，还没有给我和弟弟买过一件像样的礼物。每年来去，他送给我们的，只有核桃饼，这五分钱一个的、黝黑、粗糙、像他的脸一洋毫无光泽的核桃饼！当我看到弟弟正捧着一个核桃饼津津有味地啃时，不禁生气地一把抓过来扔出车窗，“叭”地一声，正好落在继父脚边。他拾起饼，看着我和弟弟，眼神呆呆的，似乎有所期待。我没有招手，也没有喊他一声爸爸……‘
　　 一年后，继父成了“右派分子”。向以“革命烈士后代”自居的我，顿时感到一落千丈、眼前漆黑了。
　　 不几年，升大学的问题来了。我被划入了“五类分子”子女的行列，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团组织无休止地要我写“认识”，将考验期无限地延长着。羞忿、痛苦，凝聚成了对继父的怨恨。终于，我忍不住了，给他写了一封铸成终生遗恨的信，要他与妈妈离婚……
　　 继父和妈妈虽然离婚了，但我仍然没被大学录取，团组织的门也没向我打开。我就像一粒被命运的风暴扔到世上的沙子，在冷漠的人间孤零零地挣扎一阵后，我想起了妈妈，就又回到了G县。车进玷了，我下意识地从车窗探出头去，但即刻意识到这是多么可笑。车站虽然熙熙攘攘，却什么吃的也买不到，人人面带饥色。我想起了“核桃饼子”，那黝黑、粗糙的东西，以前我怎么就不知道它的可贵呢！
　　 我孤零零地走出车站，妈妈正在站外等我。她那枯黄的脸、瘦弱的身子和凄凉的眼神真叫人心酸。我同情妈妈，我们都是继父的受害者。但妈妈并不这么看，她甚至处处为继父辩护。在进城的路上，我们不是争辩就是沉默。约莫走了三里多路，在山道的一个拐弯处，继父出现了。不过四十多岁的年纪，已经像六十开外的老人，头发白了许多，皮肤比以前更黑。我知道他早被送到公社监督劳动，这些变化无疑是劳动改造留下的痕迹。
　　 “孩子！”一声颤抖着的低沉的呼唤。
　　 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将一个报纸包塞给我就踉踉跄跄地走了，龙钟的身影很快就溶化在夜色之中。
　　 我打开两层报纸，解开手帕、揭去一层草纸，四个黝黑、粗糙的核桃饼出现了，它喷着香气，透纸的油腻显示了它“身价”的“高贵”。这两年前只值五分钱一个的粗黑的饼子，如今出五元一个也难买到。而他每月只有二十元生活费！我捧着四个核桃饼子，像捧着四个烧红的钢饼，感到阵阵炙手灼烫和分外沉重……
　　 后来，继父的“右派帽子”摘去了，又回到了原单位。妈妈对我说起这事，提出想和继父复婚的打算。我没有表态，听说继父又坚持按我的意见办，于是事情就拖了下来。不久，“四清”来了，“文革”来了，一场灾难接着一场灾难，一个折磨接着一个折磨，继父始终处于凶猛的漩涡，在侮辱与损害中苟延着生命，独自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二十年过去了。继父得到了彻底平反，终于重见天日。我想妈妈如果再提出和继父复婚，我肯定不会阻拦了。哪知我忽然得到了妈妈的电报，说继父病故了。待我赶回去，遗体已经火化。
　　 妈妈愣愣地，眼睛枯干无泪，一句话也不说，慢吞吞地递给我一封信。我一看，血凝住了。这不是我写的那封要他们离婚的信吗？我捏住它，像捏着一张数目巨大的“账单”，心顿时沉了下来。
　　 我下意识地掏出信纸，慌乱地翻弄着。在信脚的空白处发现了两排熟悉的字迹，那是继父写的：“孩子，我给你们带来的灾难太多了，毁了你的前途，毁了你母亲的生活，我不配做你的爸爸，你是对的……”
　　 这时，我怀着深深的愧疚，扑到了他的遗像前，声嘶力竭地呼喊了一声“爸爸！”
　　 但他并没有听到，只是呆呆地望着我，眼神中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