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回老家上坟，听说大长绠死了，属于寿终正寝。我便想，大长绠何德何能，竟然活了八十四岁，赶上了亚圣孟子，说“寿终”，那可真是“洪福齐天”了。还听说，大长绠从病发至心率衰竭、最终死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包括后事的料理，一直都是乡政府和敬老院一手操办的。当时也未通知其亲属，只是在火化后把骨灰转交给了他的侄儿，归葬到了老坟里。按照我们老家通常的说法，“正寝”是老式住宅的正房，叫做“堂屋”；一般人死后灵柩多安放于此。大长绠的老宅，“五保”后就归队里了，如今也另有其主，房屋早已荒废不在，大长绠的寿终明显不是“正寝”。可他安然而亡、遂心而去，是不是“正寝”，于人于己，又有何意义呢？谁也不会再过于认真了。不过，人们都说，大长绠是有福的。
　　 大长绠，是我本家的一个“堂叔”。他的爷爷和我父亲的爷爷是亲兄弟。说是“叔”，其实，他比我父亲还大几个月。我父亲是农历十月生人，他是麦收之前。大长绠兄弟三人，老大叫做“收”，是“丰收”的“收”字；老二叫“茬”，也就是庄稼收割后剩余的部分。在我记事的时候，“收”老伯不到五十岁就被老天“收去”了，我根本没有什么印象；而“茬”二老伯整天弯着个腰，耳朵还有些背，人们都叫他“老茬子”。如果从老大“收”、老二“茬”来看，这老三该叫做“耕”，也就是“耕地”的“耕”才对。不过，在乡下农村，那时读书识字的人也不多，起名字只是图个叫做方便，只要有音也就够了，谁也不太在意具体的意思。“绠”是他的小名，在家他是“长”字辈的，按乡下的老规矩，大名也多是就地垒，所以就叫做“长绠”；由于“绠”有又长又粗的特点，人们多习惯于称他“大长绠”。
　　 在我早年的印象中，大长绠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儿；紫红色脸膛，有一只眼凹陷，短短的头发又黑又亮；腰板挺直，看上去，很精神。最初，他的家就在中心老街的下坡处，紧靠路北，与“收”“茬”二位老伯的家并排。大长绠独自一人，整天默无声息地住在最东边。记得当时时，他住的是一间平房，坐北朝南。这间房不高，好像全部是用那种从地下刨出来的老式砖垒就的。房顶看不老清，只觉得蓬的有棍，上面厚厚地蒙着几层白色的塑料布。贴着房子，起半间小屋，是灶火。小屋比平房稍靠后，一边高一边低；靠房的一边高。这半间小屋好像也是用那种旧式砖砌的，只不过零碎砖多些，上面缮了些柴草。在柴草的上面，好像还摆八卦阵似的压着几块半截砖，砖与砖的空隙中生长着一些绿色的生命。在小屋的门口，时常放有一只黑色的铁皮桶，桶底和腰箍间锈迹斑斑。桶里有水，是极为清澈的那种。水里有一只瓢，歪斜地半掩半躺着。
　　 大长绠的整个宅子没有围墙，南边邻街是几棵较大的桐树，春天开那种紫色的喇叭花。花落时，院里满地，时常有花公鸡和黎色母鸡在哪里自由自在地啄食。宅子的东南角，是一个用碎砖累的简易厕所。厕所门朝里，无影壁墙，敞开着。对着厕所，北面有一颗碗口粗的楝树。楝树长得很旺，树皮不是很涩，开一种星状的或白或紫的小花。楝树结实很多，一串一串的，像大个的樱桃。楝实成熟后，有麻雀或长尾巴马噶子在枝头蹦来蹦去，时常还可以听到它们“叽叽喳喳”的叫声。那时我们小朋友经常在楝树下玩，滚落的楝枣有时就砸在我们的头上，也感觉不到疼。每当这时，大家只是相视一笑而已。
　　 大长绠是属于那种“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的人。他吃饭很靠实，一般比普通人家都早。在我们下学玩耍的时候，他已经开饭了。大长绠吃饭通常就坐在那间小屋的门前。有时见我们笑，他也笑。如果遇到好吃的，闻着香，有狡猾的孩子就会冲他说：“三叔，做的啥？真香！”他便会眯着眼，细声细语地说：“怎么，想吃？来吧，油炸花生米！”我们都围了上去。只听他说：“先洗洗手，每人三粒。”我们照办了，洗手就用铁皮桶里的那只瓢舀些清水。我们一个个地冲洗过，在各自身上一擦，就立等着三叔分香豆吃了。大长绠也很守信用，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可等我们各自分得香豆跑开时，他不大的那只碗里的豆豆也就所剩无几了。
　　 模糊中，我还记得，白山结婚的时候，是大长绠赶的车。白山是大长绠大哥“收”老伯的大儿子，也就是大长绠的亲侄子。自我记事起，大长绠好像就没有老婆，只是一个人度日。但看得出来，他是很喜欢孩子的。听人说，“收”老伯身体不好，白山妈死得早，白山兄弟几乎就是大长绠接济大的。在大长绠看来，白山虽然是侄子，但他一直当儿子对待。白山结婚，他跑前跑后，借东借西，两眼熬得通红。我只记得白山结婚那天，快接近正午了，说是新媳妇到了，很多人都在跑，我也跟着跑。先见抬盒子、抬嫁妆的进院了，一个个穿戴一新，打扮得像过年似的。每人胸前的扣鼻上还都挽着一个红布条，一幅满脸笑容、意气风发的样子。
　　 街两旁站满了人。我挤出人群，远远地看到从老街的尽头，一辆四轮木车缓缓地驶来。“近了！近了！”我似乎听到了有人吆喝。前面是几头牛，全是棕黄色的那种，在太阳的照耀下，远看好像是金色的绸缎。由于是上坡，一群牛都低头弓背地使劲拉着。隐隐约约地听到大车木轮的滚动声了，只见大长绠稳稳地站在车头，左右开弓，“唰”“唰”“唰”炸了几个响鞭，然后从木车上跳了下来，招呼着看热闹的男男女女。那架势像在导演一场古代的阵法，大长绠就是亲临战阵的将军。不过早有人摸过去，用事先准备好的烟灰给他膏了个花脸，看来这一回大长绠要唱包青天了。
　　 听大人们说，大长绠先前也曾娶过老婆。大长绠命里苦，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相继去世了，只有他弟兄仨相依为命。那时候家里穷，没有父母操心，说媒的是很难找上门的。由于不够吃，作为老小的大长绠，有时还得去找活干或给人帮忙混碗饭吃。有一次天下大雨，大长绠外出一天没找到活，回来的路上又饥又饿，他病倒在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前。那家主人是个好心人，在熬粥救醒了大长绠后，看他是个实在人，有心可怜他，便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他。那女人姓孟，名字叫“兰英”，我父母都见过，说人长得又瘦又小，不过说话挺和蔼的。
　　 后来发黄水，大长绠和孟兰英小两口都到南方逃荒去了。据说孟兰英身体本身就有些娇薄，逃荒的途中饥一顿饱一顿的，再加上她可怜大长绠，有时看大长绠吃不饱，她就把自己讨得的一点点饭食又都让给了大长绠。大长绠在南方颠沛流离，一定吃了不少苦。不过，这其间谁也不知道，大长绠也不说，至于遭了多少灾、受了多少难，谁也说不清。等他回来的时候，孟兰英终于没有熬住，连饥带病死在了南方，大长绠的一只眼也因病带痛无钱医治而瞎了。我们见他的时候，大长绠的那只眼似乎还管用，但远远看去，已经显得凹陷。据说，他的那只眼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大长绠和孟兰英结婚也有几年，但一直没有生育，大长绠没有孩子。孟兰英死后，大长绠也没有再找，一直是一个人过活。要说大长绠和孟兰英的那段感情经历是悲凉的、凄婉的，可在我还是一个光着肚子满地跑的小孩子的时候，也不知道这其间有着什么故事，甚至可以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啥狗屁都不懂。只是觉得好玩，喊着顺溜，远远见到大长绠，我便随着一群半大的孩子，一边跑着跳着，一边喊“大长绠，孟兰英”。有时看大长绠不吭声，喊的声调也越发高了起来。
　　 每当这时，大长绠总是憋红着脸，老远脱下一只破鞋，一边骂：“小屁孩，爬一边去！”一边“咯噔”（一只腿快速地跳）着追赶。很多时候，看我们跑远了，他也就放下破鞋，骂骂咧咧地望着我们。有时候，一些孩子自以为大长绠撵不上，见他放下了鞋子，回头带有挑衅意味的又喊上了。这下好像逼得大长绠没有了退路，他便穿上鞋真的撵起来，结果总要抓住一两个跑得稍慢的。
　　 记得当时我也被抓过。大长绠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在我屁股稍上光脊背稍下的凹处，打一个“响凹（wa）物”，并质问道：“大长绠是你喊得吗？你知道孟兰英是谁吗？”紧接着又绕上一句：“下次还喊不喊了？”说实话，我们当时都一脸的迷惘，这大长绠不是我们喊的，又是谁喊的呢？“孟兰英”这三字，我们还都以为是“梦兰英”呢？她到底是谁，我真的不知道。只是听到他说“下次还喊不喊了”，这次没跑掉，就说这次吧，谁还哪管下次呢？于是就学乖了，向他讨饶。每当这时，大长绠绛红的脸一下子就会变得缓和了。
　　 有些时候，正好遇上孩子的家长，大长绠还会像个孩子似的向家长们抱屈：“你说这些孩子也真是的，我又没招谁惹谁，他喊我干嘛！”大人们便会说“欠揍！”有时，一些家长忍不住气，还动了真格，脱下破鞋真的打起自家的孩子来。这时候，破鞋打在身上，那力度和痛感都比大长绠的要重得多。每逢这个时候，大长绠便会拦住，急忙说：“都是些孩子，怎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别打了，别打了！”说着拉着，又给我们这些“犯了错”的孩子讲情。这个时候，他就好像是我们的另一位家长，也就是一直护着我们的那慈爱的母亲。
　　 大约在我上学的第二年的秋天，大长绠搬了家。说是搬家，其实也就是由路北换到路南。大长绠家门前的这条路是本村的正街，由于当时雨水多，每逢雷雨季节，大街就像是一条河；加之街两旁的几个大坑，雨水汇集，一片汪洋。滔滔的水流顺着大街滚滚东去，注入了村东的大池塘。正对着大长绠和“茬”老伯家分界朝南的是一条巷子，也就是说，大长绠原来住处的前方是一个“丁”字路口。大街在这个路口处猛地下跌，形成了一个急下坡。雨水泄过，沟沟壑壑的，冲刷得很厉害。这或许正是大长绠搬家的一个原因。
　　 大长绠搬到的这处宅子，原本是二良家的。二良跟我父亲和大长绠都是关系一样的堂兄弟。我曾祖弟兄五人，大长绠的爷爷是老大，二良的爷爷是老三，我父亲的爷爷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老五。二良的父亲死的早，二良和他的哥哥大良弟兄俩都是当年被抓壮丁抓走的，历经磨难，才走入了革命的队伍的，当上了共产党的战士。后来一个在陕西西安某机械厂安了家，一个在青海西宁干公安。他老家里没有什么人，当时的宅子一片荒芜。后来村东队在上面盖了两间车屋，车就是那种走动起来“呼隆隆”响的四轮木车，我们当时都叫它“太平车”。“太平车”不用了之后，那两间房除了木车单独在里面享受着“太平”之外，一直闲着。在一场大雷雨过后，大长绠就搬进了这车屋里。
　　 大长绠入住以后，看得出他还是很爱干净的。他找人一起掀翻了太平车，将其挪到靠东山墙边，侧立着。大长绠本来就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木板床靠后墙支着，锅碗瓢勺都摆放在了外间。两间房比着他那间炮楼似的旧平房，空间明显增加了许多。空闲的时候，他还找报纸把靠床和放炊具的墙壁贴了贴。尽管下雨屋内有些潮，大长绠却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料理好了这一切，他还在院子里栽了一些树，当然主要是桐树和榆树。桐树长得快好卖钱，榆树长的榆钱可以吃。至今我还记得，在房屋的东窗前，大长绠还植了一棵枣树。或许是地壮，或许是没有大树的遮罩，枣树长得很快，不几年便摇动了风，结了很多又大又红的枣子。每逢枣子成熟的时候，我和小朋友去打，他也不阻拦，有时还笑着帮我们摘，那笑容像秋后的阳光一样灿烂。
　　 在大长绠新居的西面，也就是“收”“茬”二位老伯家隔街相对的地方，是一片空地，这片空地是新建村庄搬走户留下的。我们村是一个老庄子，村里像这样的空地在当时就有很多。在这块空地的东北角，也就是“丁”字路口的西南角，有一口老井。井口方不方圆不圆的，井壁的凹凸处长着青苔和杂草。井并不是很深，但水很清澈。井的台面是用青砖砌成的八卦状的图案，周围四个角分别栽有泡桐。泡桐树有碗口粗，个个枝繁叶茂的。靠东南角的那棵桐树下，放着一条红色的旧石槽。麦忙季节，人们在上面磨镰刀；平时，妇女们用它洗衣服。总之，石槽里经常有水。有时，行路人热了，也在这里洗把脸。当然，暑热天气，也有端着饭碗围着老井吃饭的，那些人就常常坐在石槽上。这石槽里的水，大家都知道是大长绠用他那只黑色的铁皮桶从井里汲水倒进里面的，有人还见他有事无事经常把石槽里的水换一换。
　　 大长绠虽然独自一人，可经常有说书的、卖唱的、补漏锅的、修伞的等艺人在他这里歇脚。大长绠从不吝啬，他总是拿出自己最好吃的。可那年月，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最好吃的，反正是他有什么就拿出什么，让这些艺人们吃。当然，那些艺人们也都说大长绠的好。大长绠听了，常常是笑笑说：“出门在外，人谁没有个难处，有了难处帮个忙，那不是应该的吗？再说，想当年，发黄水，咱不也……”有时说着说着，他就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了。人们都以为他又在想他的那个“孟兰英”了。
　　 岁月如烟花，美丽灿烂的总是空中那短暂的一闪，落下的却是黑色的灰烬。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黑夜来得早，也来得快。当人们还在吃晚饭的时候，大长绠的院子里就传来了“咚咚咚”“咚咚咚”的鞭鼓声。这声音是乡村孩子都非常熟悉的声音，这是说大鼓书的。一听到这声音，我没等吃完饭便跑了出去。记得当天晚上说书的是一位瞎子，说的内容是《三侠五义》，情节曲折生动。它主要讲的是包拯手下的南侠展昭因为擒盗有功，被大宋皇帝封为“御猫”，一下子惹怒了锦毛鼠白玉堂，他要和展昭一比高低，于是在开封府闹出了惊天大案。那晚书说到三更半夜才结束，瞎子艺人又饥又饿，大长绠便端上了自己晚上刚蒸的新鲜红薯，老艺人一连吃了好几块，虽然觉得哪儿有些不对劲，但也没有太在意，吃过他也就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