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口粮
　　
　　 大约在我七八岁时，就已经能够排着队领取生产队分给我家的口粮。通常是在初春或者入秋后的某个中午，挂在我家房檐下的方形广播就会传来队长的声音——这次不是派工，派工的声音是至高无上的，口气是极具权威性的。队长用他那充满仁慈、怜悯的语调说：“今日分口粮，各家来一个人。”我那时还没有上学，在家照看小妹，便提上一只白布做成的口袋，很不情愿地去了。生产队的粮库修建在位于村子中央的大麦场里，尽管我去得够早，但还是不断落在长队的后面。口粮，口粮，但并不按人口分，而是按照工分确定口粮数量。当时，父亲在外地，我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力，分得的口粮实在太少，也因此经常受到人们的挤兑，听到人们的讥笑声。每遇这种境况，我就使劲抽着鼻子，捕捉那从粮仓里散发出的潮湿、发霉但却温暖、诱人的粮食的气味。
　　 只有在分洋芋时不排队。生产队除了种一川的小麦，一洼的糜谷，还种一山的洋芋。洋芋产量高，在那个饥馑岁月里最能养活人。我一直把洋芋理解为粮食，没有归到蔬菜一类中去，就缘于此。秋季是洋芋成熟的季节，小麦和糜谷上场，一场霜正在路上，洋芋就该收获了。临上工前，母亲吩咐哥哥，其实也是说给我听：“今日队里刨洋芋，放学了赶紧到地里来。”这就成了一道神圣的使命。上小学的哥哥，老师讲了什么几乎没有听进去，心思一直在洋芋上，生怕去得迟了，队里分下来的粮食被别人弄了去。其实，老师们比这些学生还要着急，巴不得赶快放学，去收拾队里分给他们家的洋芋。于是，还不到下午放学的时间，他们都走光了。我和哥哥挑上笼子赶到地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洋芋，搭配在土豆堆子上的几朵白菜或者萝卜，花一样开放在眼中，给人一种滋润、喜庆的感觉。我们先往大点的堆子跑，一看，不是我们家的，再去看另一堆，也不是。每堆洋芋上，都立着一个被队长刻了户主名字的大个儿洋芋，证明工分与口粮的关系似的。我和哥哥失望的内心很快习惯了这种事实。
　　 为了保鲜，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或屋后挖了大窖，存放在窖里的土洋芋可以一直吃到下年秋季，帮我们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大多数人家把洋芋煮熟了吃，连皮也不剥，如果奢侈，也不过是把它在碗里捣成糊状，撒点盐，就一瓣蒜而已。我最早学会做的饭就是煮洋芋。母亲上工时，顺便就给我一道任务：“日头快跌窝时，把洋芋煮上。”我把妹妹放在院子里和一群蚂蚁玩，自己按时去生火做饭。等天黑尽了，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时，我为母亲能吃上现成的饭而骄傲。母亲说：“你煮的好。”我则更加得意——我煮的洋芋，水份不多也不少，个个恰到好处地裂开了口子，嘴一样笑着。一样的洋芋，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变着花样儿让我们吃。有时，把洋芋擦成丝，和上面粉，捏成团子蒸熟了吃。有时，和上从山上拣来的野菜，做成包子吃。有时，慢慢地磨成糊糊，在锅里摊成薄薄的饼子，切成小块儿炒了吃……那些淘过洋芋丝儿粉儿的水，放上半天后，就有一层厚厚的淀粉沉在下面，细腻、雪白，积攒起来，可以在夏天做凉粉。
　　 那时，小麦种植面积多，却分得到的少，白面是奢侈品，年三十晚上或者大年初一才能吃上一顿。而种植面积并不多的糜子和谷子，却分得不比小麦少。起初，我对这个现象并不怎么理解，后来明白，生产队坚持种着它们，是因为它们没有被列入上交公粮的范围，糜谷产量尽管低，但它们可以养活人。不是吗，在很多人的常识中，糜谷脱壳后，便是上好的小米。是的，没有错，可是在当时，只有坐月子的产妇才能喝上小米粥。几乎所有的人家，都吃着和着糠的糜谷面。我们老家的后院里，有一合笨重的石磨，中午或者傍晚时分，甚至在有月亮的晚上，母亲抽时间把糜谷倒到磨盘上，前倾着身子，艰难地推动石磨，石磨“咣啷啷”转动的过程中，面粉就从石磨的沟槽中挤了出来，面粉的颜色不是那种纯净、质感的“米黄”，而是铅灰色的，和日子一样沉重、粗糙。
　　 日子就是在糜谷面的维持下度过。早晨是糜面馍，上学的路上，比哥哥大一点的路队长，总喜欢搜同学的书包，哥哥中午回家，先要哭上一场，才能吃下去那碗糜面片。若是冬天，山村的气温将那些糜谷面馍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一口啃上去，馍上留下一道白印，牙被冰得生痛。夏日里喝糜谷面糊糊，都坐在院子里，晚霞的余晖中，那是一道风景。院子经常打扫得很净，我们弟兄在院子里用手指划月亮，边玩边等着母亲下工归来，待天上有星星了，院门“咯吱”一响，母亲回家，这就意味着我们过上一会儿就能吃上晚饭。母亲上工时，和大多数妇女一样，总提着个笼子，回家后，笼子里多出些从地里拣回来的野菜，这些野菜也会被下到糜面糊糊里去。糜谷面涩，不易消化，我们经常因不能顺畅排泄而面红耳赤。比如我，有好几次，几只鸡围着我的屁股转圈儿，时不时啄几下我的屁股，我不得不边躲闪着这几只讨厌的家伙，边大声向母亲求助：“妈妈——”
　　
　　 2．野蔬
　　
　　 千真万确，生长在野地里的野菜，是救命草。春天到，百草发，这就意味着我们将短暂告别饥饿。在我家铁锅里的糊汤里，有母亲从地里拣回来的苦菜、灰菜、车前草，还有苜蓿芽。
　　 春天的风有意无意地抚过地面，便有许多冬眠的植物敏感地觉察出春的信息，纷纷抬起弯了一冬的头颅，鼓足力气，先是小心翼翼地，后是大胆地钻出地皮领略三月阳光的温柔。苜蓿地就是在春风吹拂下苏醒，苜蓿芽儿就是在阳光的召唤下破土而出。我家对面的山坡上有一片二十亩大的苜蓿地，站在门前，就可望见。天气暖和后，我常注视那片苜蓿地，急切地盼它早一点变绿，心里老惦记着。有一天不经意地朝苜蓿地一瞧，我惊喜地几乎喊了出来：灰绿色已经染了一地，恍惚间，听到它们继续破土而出的喧闹声。我的心，也向苜蓿地奔去。
　　 苜蓿芽儿是初春时节农家唯一能吃上的鲜菜。所以几乎家家都会有人去剜。剜苜蓿芽儿用的是小铲儿，装苜蓿芽儿用的是竹编的小篓儿，几乎家家都有。剜苜蓿芽儿大多是孩子，只要喊上一声，总有三五个要好的孩子一起去，于是空旷的地里就有了顽皮的气息，甚至有了些诗情画意，昨日的饥饿似乎也被忘却在春风里。蓝蓝的天空下，暖暖的阳光里，几个小小的人影儿慢慢地朝前移动。一只或几只什么鸟在他们头上低低盘旋，影子投射在他们面前，搅乱了他们的心思，于是他们一齐轰鸟，鸟们飞走了，他们就嬉戏起来，春风把他们的笑声传得很远很远，追得日头一步一步朝西落去。有了苜蓿，糜面糊糊也就稠密了起来。
　　 菜饼子，就是用苜蓿做成的。把苜蓿煮熟，煮得发烂，和上一点面粉揉搓成碗口大小的饼子，在锅中烙干即可。菜饼子耐咀嚼，时间长了，两颔累得要掉下来似的，且不易消化，屁多肚胀。伙伴小灵的父亲在外地的煤矿开汽车，生活条件要好些，我们都喜欢和他一起玩“战斗”的游戏。他家的菜饼子也就多少有些与众不同。只要我们这些扮演敌人的，在他神勇无敌、百战不死的拼命下，一一听话地躺在地上毙命，基本能得到他的奖励，我是试验过多次的。他的奖励品就是菜饼子。第一次战斗结束后，小灵说：“我家有白面馍，我去拿去。”我们都变成了一群听话的孩子，期待着一年只有过年或者重要亲戚才能吃到的美食。终于他来了，给我们每人分了火柴盒大小的一块白面馍，咬一小口后，就会知道，白面饼子并不是用白面做成，只不过是在菜饼子的表皮上撒了一层粗白面而已——这已经很奢侈了。
　　 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小灵从大门出来，碰上去去放羊的柳老汉。柳老汉问：“手里拿的啥？”小灵说：“白面馍馍。”柳老汉说：“哦，我能给你用馍咬一匹小马，和电影里的一样。”能看到并且拥有一匹小马，应该是相当神气的。小灵半信半疑，柳老汉说：“不信？咬出来你就晓得了，和真的一样呢。”小灵把馍给了柳老汉，柳老汉左一下，右一下，最后剩下一小块，什么也不像，更不用说像马。知道上当了的小灵扑了上去，柳老汉撒腿就跑，小灵在后面追，边追边哭：“你还我的馍馍！”至今这件事一旦被人提及，都有一种无奈的、恍如隔世的感觉。
　　 春天可供裹腹的食物，都是大自然在最关键时候赐予人们的恩惠。村庄里，杨树、柳树、榆树最多，它们是和百姓一样有着顽强生长秉性的树种，围绕于庄前院后，给大家提供建筑所需材料和柴禾，必要时，还能提供食物，比如槐树花，当然还有众人皆知的榆钱。其实，春天明媚的阳光抚在榆树上，当它撒出指甲大的嫩叶时，这些浅绿色的东西，就可以充饥，但它的口味赶不上榆钱。一串串榆钱挂在枝头，好像一串串鲜肉，那个诱惑叫人无法抗拒。我们攀上树干，折下几枝，攥在手中，好像捧着好吃的馒头，也顾不上去细看躲在缝隙间的小虫子，用手一捋，就是一大把，赶紧塞到口里，那脆那嫩，满口生香。这个季节，包括大人们在内，谁的衣袋里没有些榆钱呢？
　　 深春时节，榆钱变干，在风中脱落，随风飘荡。这些大树的儿子，在土地中扎根发芽。路边的，往往会变成牲畜的口粮，田地里的，多被犁起，山顶上风大，榆钱没有扎根的机会。悬崖便是它们最好的安身之地，这就是在村庄为何悬崖绝壁边多榆树的原因。也因此，采摘榆钱，被擦伤、摔伤就成了经常发生的事情。大人们经常吩咐孩子：“不要去摘榆钱啊。”但谁能拒绝了饥饿的威胁利诱呢！村子里，有一个废弃了的瓦窑坪，崖边的一棵榆树好像直扑了出去似的，因为危险，很少有人光顾，这棵树上的榆钱便十分光鲜繁盛。我八岁那年，偏偏爬了上去，我很清晰地记得，当手刚够上榆钱时，注意力转移，掉了下去。在掉落的过程中，我试图抓住崖边上的草茎，但没有做到。恍惚中，我从家里走了出去，大门口的草垛旁边卧着一只青鹿，我喊了一声，就醒了过来。我不知道这是当天还是第二天的傍晚，只知道屋子里的人很多，母亲伏在我的头边，呼唤着我的名字。好多人说：“醒了？”“醒过来就好。”我听见大家都舒了口气。母亲高兴得流着泪水，将一个小匙伸到我嘴边，说：“再喝一点，再喝一点。”这个汤药味甜，清凉，略有些涩。后来我知道，那是童子尿与蜂蜜调制成的汤药，具有清心败火的功效。
　　
　　 3．救济粮
　　
　　 队里去公社的粮站往回运输救济粮时，那个阵势不亚于秋后上交公粮时的壮观。春夏之交，青黄不接，人困马乏，但那种欢快竟然也能够掩饰对日子的失望（或许还有不解）。我每年能够看到，十几匹马，二三十辆架子车，五六十位劳动力，天麻麻亮时，和那个叫做天名鸟的一起起来，他们简单地吃一些东西，然后浩浩荡荡地走在通往公社的土路上。架子车没有空着，除了放着口袋，还拉了一定数量的草料。肯定公社的粮仓不单给一个生产队分发救济粮，这中间还有一个等待的过程。太阳老高了，牲口拴在粮站门外的大杨树下，一些人去附近给它们找水，一些人给它们喂带来的草料。
　　 天已经很晚了，他们还没有回来，但村子里每家每户都在传递着一个喜人消息：明天就要分救济粮啦！他们踏着村庄的睡梦进了村，这时节，孩子们可能做着香甜的梦，梦见吃着用救济粮做成的饭。我家也是如此，天还没有亮，要上地的母亲将一只陶瓷脸盆放在桌子上。她出门了，醒来后的我明白，如果要分救济粮，就用这只盆子端回来，把红薯片倒在锅里，然后再去分玉米。救济粮不像分口粮那样一定按工分，而是按大小人头，按上年的量，我家可以分得一脸盆红薯，半脸盆玉米。红薯是晒干了的片儿，颜色粉白，让人感觉那是新鲜的食物，有时夹杂一点颜色灰暗的片儿渣儿，凭经验，那是发霉的迹象，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食欲，和草皮相比，它要可口得多。玉米也是干玉米，只是中间掺杂着玉米芯，有时还有小石子，我相信这不是人为的结果。
　　 吃救济粮的那些天，村子里的气息甚至每家每户的呼吸几乎都出奇的一致。老家的后院里，有一合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石磨，常年的磨合使它的那些沟槽的楞角变平，石磨上虽然看不见手掌的痕迹，但我知道有许多粗糙的手抚摸过它，从而使它能够发出青灰色的凝重的光芒。往往在有月亮的晚上，石磨会吱吱响起来，夜曲一样伴随孩子们入睡。劳作一天的大人们，也只有在这个时辰才有空闲，将分下来的玉米或者红薯粉碎。这些玉米面（粗面）如果奢侈一顿，可以用开水烫后，做玉米饼或者窝窝头，大多数人家则是做糊糊吃。我家分得太少，如果不积攒起来，也就不在石磨上花费时光，而是直接煮熟了吃。供销社的柜台上，销售一种叫糖精的东西，在火柴盒大小的塑料袋装着，一颗鸡蛋就可以兑换一包，这些透明的晶体，其味甜得发苦。母亲经常把这东西搁在高处，不让我们够得着，说是吃得多了会得“凉”病，但在煮玉米粒时，放三两粒在里面，玉米颗则香甜可口得多了。我时常把煮好的玉米颗装在衣袋里，用脏兮兮的手捏出几颗放在嘴里。
　　 救济粮对每户人家都十分重要，几乎可以叫做救命粮。1975年的春天，我将分回来的红薯倒在铁锅里，然后又去分玉米。我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将院门锁上，等到我回家，进屋一看，锅里的红薯片被人偷走了，只剩下了几个渣滓，像伏在铁锅中的几只小虫子。恍惚中，我看见它们在手舞足蹈地嘲笑着我，我先是发呆，然后开始哭，放声地哭，一直哭到趴在地上睡着。傍晚，母亲回家，上学的哥哥回家。从没有发过火的母亲闩上了大门，拿起扫帚，将我从下院追打到上院，我无处可逃。我希望哥哥能帮忙阻拦一下母亲，但他们没有。我知道，是我丢掉了一家用于度过难关的食粮，大家都在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