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应一家刊物之约，为撰写一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专稿，特意赴烈士陵园翻拍两幅压题照片。在松柏掩映的陵墓一角，一方新立的墓碑十分惹眼，瞅着烈士墓碑上熟悉的英名，那段令人心思沉重的往事再次浮现在脑海里，勾起我苦涩的回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应聘在地方民政局办公室当秘书。一天上午，优抚股长让我执笔撰写一份追认革命烈士的报告，背景材料是我老家派出所一位刚入职的民警，在18岁生日那天晚上，为收缴一个打野兔农民的猎枪，以身殉职了。案情本身并不复杂，现场亦无激烈搏斗迹象，也就是说，警察的死难情节不是那么壮烈，我们查阅了国家相关政策，一时拿不准能否报批烈士称号。牺牲警察的父亲时任刑警队长，公安局坚持要申报烈士，给家属一个交待。我让公安局政办室主任调出预审卷宗和尸检报告，目睹照片上警察胸部被枪击的伤痕，斑斑点点达48处之多，其中22粒铁砂弹洞穿心脏，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轻易被终结了，着实令人痛惜。
　　 接下来，我埋头仔细翻阅卷宗，了解到嫌疑人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农民，媳妇接连生育几胎女孩，在传宗接代观念因袭沉重的乡村，生活和心理的负担可想而知。更何况，基层计划生育工作队频繁登门对其超生罚款，家庭早已一贫如洗。时令进入寒冬，豫东大平原上场光地净，繁殖一个夏天的野兔纷纷钻进贾鲁河滩越冬，正是狩猎的最佳季节。农民的家毗邻河滩，这天晚上，他肩扛火药猎枪，由河西到河东，准备打几只野兔补贴家用，顺便给孩子改善一下清贫的生活。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很快引起巡逻民警的注意，全国人大刚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依法收缴民用枪支是基层民警的职责。于是，那位刚刚过了生日的年轻警察，当即与联防队长一块驾驶摩托车出警执行公务。他们摸黑在野地里几经周旋，终于追上了持枪农民，亮明身份要收缴枪支。农民不懂法律，自然就不配合，他担忧的不是缴枪了事，而是面对高额的罚款，他已经被罚怕了，家里再也那不出一点钱来。双方近距离地陷入僵持，其实这场悲剧完全可以避免，河滩里静悄悄并无旁观者，持枪农民本身也没有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通过说服教育和其它方式慢慢缓解现场紧张的气氛，消除农民的抵触情绪，促使其自愿交出猎枪。可那位年轻的警察因工作热情高涨，却忘记了“穷寇莫追”的古训，一步步穷追不舍。就在距离持枪农民不足5米远的范围内，被逼急了的农民慌乱中喊道：“再撵俺就开枪啦。”联防队长是我老家同村的退伍军人，在武警部队服役见过大场面，闻言站立原地没有动，年轻警察却毫不犹豫地往前跨越一步，耳听“砰”地一声响，对面农民手中的猎枪就冒火了。惨剧在一瞬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年轻警察当场殉职，联防队长身中两粒铁砂弹，肠子被截掉一节。纵观这起案件，究竟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犯罪？这应该是法学界专家学者们探讨的话题，我只能按照当时客观发生的案情据实写出追烈报告，逐级申报政府部门审批。
　　 追烈报官写好之后，按照程序请县政府主管领导签字盖章，却被卡住了。那些年，基层部门给老百姓下达的“摊粮派款”和“刮宫流产”硬指标完不成任务，往往靠行政干预的手段以权代法，让公安干警配合抓人，从某种程度上严重影响了自身形象。政府办的秘书们看一眼追烈报告，就嚷嚷开了：“老百姓打个兔子也犯法，还让人家活不活啦？”在以往固有的观念中，公安人员大都板着面孔执法，如今笑脸有求于人，被拒之门外，失衡的心态让那位政办室主任直跺脚骂娘。因与主任是老熟人，我拍其肩膀戏言：“鼻子大了压嘴，这事您找政法委书记去啊。”一句话提醒了主任，县委常委兼任政法委书记，打个电话很快就把盖章的事情给搞定了。
　　 我们带着追烈报告和一应材料赴市局申报，却遭遇了与县政府盖章同样的尴尬，主管科长当面冲优抚股长训斥说：“你们不要那么多事，报了也不会批。老百姓打个兔子就拼命追人家，逮住了不知道要罚多少钱。”我这人当兵养成了习惯，看见不合情理的事情就敢仗义直言，当时以下犯上大声反驳道：“科长您说这话不对，今年是全国人大依法贯彻落实《枪支管理法》第一年，警察收缴民用枪支以身殉职，政府应该褒扬。”科长见我说的在理，沉默片刻质问道：“案犯正法了吗？案犯不正法，事情就难以下结论。”
　　 面对科长的质问，我沉默了，复杂的心绪瞬间充塞了心理。这一刻我才意识到，为牺牲警察追烈的同时，也等于给那个可怜的农民下了一道催死牌。因为在此之前，市里就曾发生过一起警察殉职的命案，几个社会小混混纠集在一块，夜晚潜入一家射击俱乐部盗走枪弹，寻机作案，被基层派出所民警围堵在居民院内，枪战中一名民警当场壮烈牺牲，被追认革命烈士的同时，案件进入快审快判程序，涉案主犯被依法处决。
　　 那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并无犯罪前科，据说在村里人缘极好，案发后被批捕入狱，全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写担保书，家家户户联名签字摁手印，赴政法机关强烈要求为其减轻罪责。然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将枪口对准执行公务的警察，一致酿成大错特错，覆水难收。
　　 几经周折，主管市长终于在那份追烈报官上签字盖章。优抚股长知道我表姐夫的老部下在省厅主管追烈工作，之前我们曾经找那位科长办过事情，因此就极力举荐我跟他们一块赴省里报材料。碰巧我老家有一位志愿军“活烈士”从台湾归来，当年他在朝鲜战场上因伤被俘，由美军战俘营移交给台湾当局，造成既定事实。“活烈士”晚年落叶归根，需经省里审批手续，地方政府按老复员军人对待。那天上午，我约上同村的“活烈士”，与公安局副局长和政办室主任一块赴省城，中午请主管科长吃顿饭，将追烈报告连同“活烈士”归乡定居的事情一块给办了。
　　 追烈的事情已经盖棺定论，按说我应该松一口气了。可几个月后发生的事情，让我本已平静的心绪再次陷入纠结中。
　　 春节过后，我陪同办公室主任赴市局开宣传工作会议，吃过中午饭，顺便到东郊殡仪馆会老乡，刚进门，业务主任老郭就对我们说，回去让通知那个农民的家属来认领骨灰。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随口问一句：“啥时间执行的？”业务主任回答说，已经火化好几个月了。自认为多年搞宣传信息灵通的我，竟然对此事一无所知。后来，在一次聚会中，曾经在一起工作调入政法委当办公室主任的老同事说，那个农民被判决后，鉴于所在村子的干部和群众联名上访保他，县里开会公审怕闹出乱子，临时被提级执行。一天晚上，由这位同事亲自负责带人将案犯押送到市里，第二天就被处决了。骨灰存放殡仪馆多日，始终不见其家属领取，是家属没有接到执行通知，或是其它原因？不得而知。
　　 一起原本可以避免的流血案件，殉职警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受到政府褒扬，杀人农民成了罪不可赦的刑事犯走上不归路，撇下两个残缺不全的家庭在痛苦的回忆中生活。每每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会情不自禁地泛起一丝苦涩的滋味，为像花朵一样过早凋谢的年轻英魂惋惜，更为那个农村家庭缺少顶梁柱的孤儿寡母担忧，长年负荷沉重的日子该怎么度过？
　　 人啊，遇事当冷静。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可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