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灵台，缘于我的二叔。65年平凉师范毕业的二叔被分配到灵台的西屯任教。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三岁的时候，隐隐约约记得，母亲和父亲商量着要去灵台，投奔二叔。在我的映像中，二叔是吃公家饭的人。投奔二叔就能吃上蒸馍。逃荒便有了充足的理由。不知道裹脚的母亲还怀着身孕是怎么丈量完这二百多公里路程的？还有3岁的我，跟在父亲的身后。他们走多远，我也走多远。一路上提的最多的便是灵台。
　　 到了二叔家，西屯公社的一个叫姜家庄的村子。第一次见到了窑洞。我们一家坐炕上。二叔和叔母忙着做饭。两岁的堂弟和我在炕上玩着，不小心压着了刚出生百天的二堂弟，他哭个不停。母亲抡起巴掌扇过来，我躲闪着，跳下炕。两岁的堂弟也跟着，跑出窑门去耍了。吃饭了，又回到炕上。二叔真的蒸了一笼蒸馍。蒸笼在前锅还冒着热气，后锅里的米汤也成了。炕和锅台隔了一个栏杆。栏杆是木制的，被摸得油光发亮，看不出木头的本性了。我爬在栏杆上，看着蒸笼，看着沸腾的米汤，流着口水。叔母到了后锅舀米汤，看着我。说，快好了，爬栏杆危险。我便坐在了炕上。叔母说，村子里一个娃，刚会爬，就穿过栏杆掉后锅了，脸烫了个没迷眼，到而今还住院，听说要把屁眼上的皮贴到脸上去，娃怪可怜的。叔母的话一半是乡音，一半是灵台音。我不大听懂，看到栏杆上密密麻麻的缠了细麻绳，多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蒸馍，米汤就着咸菜打发走了一路的饥渴，美美地在窑炕上睡了一觉。二叔让我睡栏杆旁，说，那里的炕最热。后来才知道，灵台的锅灶和炕连在一起的，烧着前锅，后锅就热，烟筒通到了炕里头，炕的烟筒伸到窑外的半壁上。做饭煨炕便有了袅袅炊烟的笼罩，窑的村庄便进了画里。姜家庄在西屯的北塬上，站在塬边，就看到泾川县的梁河。那里的窑洞借着山崖，一层一层的，每层八九户人家。大概四层的样子。每到午饭或日路西山。缭绕的烟雾层层叠起，随风飘动，如遇北风，便有了伸手可触的感觉。我想如果站在梁河，回头看着姜家庄，也许有了同样的美景。
　　 离开姜家庄的那天，二叔送了一程又一程，临别给父亲30元钱，当安家费用。后来知道，二叔把他一个月的工资给了父亲。
　　 从西屯到什字南塬过了一道深沟，踏上了星火的塬边。一路打听着到了胡家山。二叔托人打问过，这里人口少，需要插队的，我们便来了。接待我们的是一个长胡须的老人，后来成了我大姐姐的老公公。他姓胡，是队长。在他的照料下，我们被安排到了一只旧窑里。草草收拾之后，便落脚了下来。队长端来了麦面。母亲擀了面条。我端着碗骑在窑门槛上，筷子挑着面条，对着夕阳给娘说，我们再也不要着吃了，再也不当叫花子了。娘转过身，哽咽着没说一句话。父亲蹲在门口的木桩上狼吞虎咽着。哥哥姐姐们围在锅灶前，各吃着各的。
　　 那夜，母亲的肚子疼了起来，折腾到天亮。终于生下来了一个不哭不叫就夭折了的弟弟。家里乱成了一团。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弓着腰驼着背，两只似乎挨着地面的胳膊带着两只像划着空气似的手的人，一前一后地摆动着，不知是腿带动了胳膊，还是胳膊带动了腿，连披在背上的两只棉袄袖子也机械的一甩一甩的走了进来。他看人时，脖子搬动着整个身子向右转了过来，三角眼一眨不眨的，他进了门槛，嘶哑的嗓子像刚打鸣的公鸡嘶吼着说：“娃没了，可怜的很，我帮你们收拾一哈（下）。”父亲用自己的汗衫裹了我的弟弟。母亲回头看着说：“试试还有气吗？”父亲挨着他的鼻子，好一阵子说：“没气了，脸都紫了。”母亲转过身去，再也没有回头。父亲把怀里的包裹，递给了老汉。说着：“麻烦你了马家叔了。”那个叫马家叔的人，两条罗圈腿不协调地跨出了窑门。后来知道他是队里的五保户，还听说他把死了的弟弟塞进了他的炕眼里。
　　 母亲的安静过于出奇，似乎在她的意料之中，没有丝毫的悲伤，犹如解脱了一般。我不同于母亲，这一路走来，每到夜晚，歇息了下来。我就摸着母亲的肚皮，感觉到他在娘的肚子里拳打脚踢，很是活泼。我挨着娘的肚皮，给他说着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的言语。有时，他像听懂了似的猛地击一下，不知是手还是脚。我是感觉到了的，就在我的耳朵贴着娘肚子的地方。我会把这感觉告诉母亲：“弟弟踢我哩。”母亲听了每次都会露出笑容。近来的日子，不管我给他说了多少话，就是感觉不到他的动弹。我又告诉了母亲。母亲的脸上有了恐慌，时不时有意识地摸起了自己的肚皮。母亲的脸色也难看了起来。她的担心有了验证，倒有了安然。
　　 我把这一切归罪于五保户老汉。隔三差五地去敲他的门窗。喊着他：“还我的弟弟来。”老汉出了门，提着灰耙追赶着，跑了多远。我还喊着：“还我弟弟来。”老汉看我跑远了，又回到了窑里，关上门。我就抓了土块扔了过去。喊着：“老不死的，还我的弟弟来。”我的无理让母亲遇到了，她把我拉到一只破窑门口，几乎跪了下来对我说：“弟弟死了，真的死了。一生下来就没气了，人家帮忙给烧了。我的娃，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难道娘不心疼吗？我----的----娃呀！”娘抱着我，大哭了起来。
　　 回家的路上，母亲对我说：“这一路很惊心，饥一顿饱一顿，娘还顺利地养了他。不顺利的话，娘的命就搭上了。你舍得娘死吗？你不要再闹了。”我说：“好。”母亲还说：“等我缓好了身子给你再生一个弟弟。”
　　 弟弟的夭折。母亲按照灵台人的风俗，坐了一个空月子。这段时间，来的最勤的是马家婶子，还有一个就是长胡子队长。马婶大母亲两岁。像一个大姐姐似的伺候着我的母亲。她端来自家的小米，给母亲熬着米汤。还把一只下蛋的母鸡宰了，给母亲炖汤喝。她说：“大产、小产都一样，是女人受难哩。坐月子就要像个坐月子的样子，不能受凉，不能动凉水。月子里得了病，就把女人糟践了”。她还把自家的羊毛毡送了过来，挂在母亲的炕头上，不让山风吹到母亲。母亲说：“没有那么娇气，我的成娃生在麦茬地里，还下了一场暴雨，过了三天，就上工了，也没有个啥？”马婶说：“你不懂，个人糟践个人哩，月子病很难缠，我知道的。我娘家妈就在生我的月子里得了病，到而今是个药罐罐。”其实马婶没有生过孩子，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抱养了一个娃，起名换娃。换娃和我的哥哥相仿，十八九的样子。马婶对坐月子的重视也许就是她母亲没有重视的原因了。母亲感激马婶的关照，认她做了干姊妹。她成了母亲的姐姐，我们自然改口，喊姨了。
　　 胡子队长总要把自家的头箩麦面提在袋子里送了过来，腋下加捆旱烟叶子给父亲，临走在口袋里摸出牛皮纸包裹，说是茶叶，也递给了父亲。在他的关照下，队上借了100斤小麦和100斤玉米。还借了自家的磨窑给我们使用。
　　 过了不久，他托了姓马的会计过来提亲。要把我的姐姐嫁给他的二儿子。他的二儿子，我们是见过的。就在头一天到了这里，他来过。不要看走势，只要站着，或坐着，确实很俊俏的一个少年。偏偏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便抹杀了他所有的俊俏。胡家山的水就是奇怪，女人吃着没事。男人们吃了就不一样了。有好的，有瘸的。好的精干利索，不好的是矮子，罗圈腿，大骨节。头大身材小，说话嗓门大。胡家老三就占全了。队长的二儿子，还算好的，个子不矮，就是脚裸骨部位有些畸形，瘸是自然的了。胡家老二其实不姓胡，姓陈。队长的前老婆死了，留下两个娃。后边遇到一个逃荒的婆娘带着一个娃，便收留了下来。婆娘做了自己的老婆，娃当了自己的儿子，排行老二。不久，这个婆娘又死了。队长便和三个儿子一起过日子。老大成家后，住到了罗家坡的塬上。剩老二老三和他在一起。
　　 这门亲事，搅乱了全家。母亲打心眼里不同意。我的大姐更不用说了。父亲琢磨了一夜，主要是马会计临出门丢下的一句话，现在的准迁证不好办，还得队长托人哩。父亲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如果亲事不成，一家大小还得乞讨。孰重孰轻，自然是明白的事了。
　　 天亮了，没等父亲开口。大姐摸着红肿的眼圈说：“我依了。”母亲吃惊地问：“你不后悔？”大姐摸着我的头皮说：“我不想弟弟再当叫花子了。”姐姐愿意的话先传给了马会计。没过两天，便看到了盖着红红印章的准迁证和宅基地批准证。落了户口，意味着我们全家成了真正的灵台人。
　　 在队长姨夫的关照下，宅基地的选址自由多了。他说：“就这个胡家山，你们想在那里挖窑都行。”本来有一处省工的地方，一个崖下有一块平展的荒地，只要把山崖凸凹的地方处理成平面，就可以开窑了，前边的荒地平整后就是现成的院落。相信风水的父亲，托人找了塬上的乔阴阳。他乘着夜幕端着针盘仔细看过后，说这里的煞硬，不宜住人。又跑了几个山头，最后选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山茆，有一处平展的荒地，便定了方位，上香祭奠后，不知念叨了些什么。拉着草绳划出了长方形的印子。钉了四个木桩，靠东边的线的中点立了一个高一点的木桩，木桩上挂了一个筛子。他掐着指头算好了动工的日子。
　　 这是一个不简单的工程。在平地上挖下去一个长四丈八、宽一丈六、深三丈二的四方坑。父亲和哥哥白天队里劳动，晚上便动起了工，一筐一筐的把土移了上去，垫在了荒地上，也就是窑的顶面上。
　　 几个月后，四方坑挖成了。东边的窑面很是讲究，从上到下了有了坡度，看得出镢头是侧着挖的，一道一道的竖痕。这是换娃教给哥哥的。镢头直直的紥下去，一是美观，二是利水。换娃说，窑面很讲究，从上到下要有坡度，这样就不会塌方。就在哥哥和父亲挖坑的同时。姐夫和换娃靠着南边的斜坡开起了洞。换娃挖着，姐夫用推车推着土，倒在门口的斜坡上垫出了一条路来。八尺高，两丈深的洞挖到头，正好和四方坑通了，露出一个窟窿来。剩下的坑便省工多了，挖出的土用推车推着从洞里运到了洞外，不再一筐筐往崖顶转了。
　　 姐夫选点失误，致使后来的出口洞有些歪歪扭扭，走惯了，也就熟悉了。坑挖好了，出口也通了。挖窑的土也用推车从出口洞运到了外边，省事多了。
　　 东边的墙面挖了3只窑，丈二高、三丈深、底部丈一宽的样子。中间的窑做了厨屋。有炕有锅灶，中间隔了栏杆，杏木做的。栏杆的架板上搁了煤油灯。到了晚上，灯盏点燃，高灯低亮，做饭和在炕上做针线一举两得。其余两只窑，左边的当了客窑，右边的贮藏用了。
　　 姐夫的提议，北边又挖了一只不大的窑，当起了磨窑。他托人在陕西麟游背来两扇青石磨盘，按在了窑里。队上一头瞎眼驴，专门是用来磨面的。这驴生下来，就瞎了左眼，母驴缺奶，饲养员就让它认一匹刚下了骡驹的母马的奶，结果被母马感觉到了，一蹄子又伤了右眼。饲养员便用面糊糊养大了它。它不能拉犁耕地，不能驮粪拉车，只好用来磨面。谁家磨面，提前给队长打招呼，需排了队的。明明是瞎驴，还要给它戴上捂罩。捂罩是用麦秆做的，很是精致。瞎驴很精明，一旦捂罩捂住了眼睛，它就不停地拉着磨盘转。家家户户的磨道里被它踩的坑坑洼洼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累积起来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也有偷吃的时候。一旦听见人走了，或者箩面柜没有了箩箩的撞击声，它便停了下来。长长的嘴伸到磨盘下，美美地揽一口磨碎了的食粮，贪婪地吃着。听到脚步声，便忽的走起了。我发现过的，告诉了母亲。母亲找了一根和缰绳一样长的棍子，缠在缰绳上，一头顶着磨盘，一头顶着它的嘴，再也偷吃不上了。
　　 74年的雨水特广，院子里的渗坑积满了雨水，倒流到了窑里。父亲沿着通道又挖了水穿眼，院子里不再有了积水。渗坑慢慢地堆满了杂物，不再用了。崖顶被鼠类掏空了，偶尔渗下水来。瘸腿的姐夫赶着一群羊，乘着雨住的当儿，让羊群在崖顶踩了一个上午。那个秋天不再渗水了。后来，每年都要赶着羊群，在雨后，晴天的空儿，踩上几个时辰，崖顶便一年安好。
　　 通道口出去是一片斜坡地段，修了一条土路连着队里的麦场。麦场四周有通往各家的路。我最熟悉的便是姐姐家的那条路了。几乎每天都去看姐姐。姐姐会做一些好吃的给我解馋。姐夫有一台收音机。我去了，他会打开旋钮，给我听歌。最喜欢那个“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不知不觉，我的童年便撒落在了这里。夏天麦收季节，光着脚丫和同伴们捡着麦穗，交到队里，记了工分。秋天是最忙的季节。酸枣刺上打酸枣，水里泡几天，剥了皮，晾干了交到公社的收购站。洋槐籽很值钱，不好收拾，几个人合伙弄，上树打的，树下捡的，攒起来按人头分了。一瓣一瓣地剥了皮，小小的黑籽收集起来，等着价钱好的时候再上缴。
　　 喜欢在秋雨里去摘梨子。我家门前，路的左边有一片天然的梨树林子。每到梨子成熟，鸟儿和松鼠比我们先到一步。啄过的，啃过的，往往是最甜的。一根长木棍，上边系着牛笼嘴，挨着选好的梨子，在巴儿上蹭几下，梨子老实地落在笼嘴里，不受伤，好保管。秋雨淋着，梨子更加鲜嫩。多了就不稀罕了，母亲把梨子切成片，晒干了，磨成粉和在炒面里更是一种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