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代篇：十年
　　
　　 （一）一九七五年
　　 “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了，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
　　 《平凡的世界》就这样开场了，开场的这一年有点不凡。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快要结束了，而社会依旧动荡不安，百姓生活依旧贫困。小说一开头，少平上灶的那个场景，看上去像是个例，其实不然，那只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少平家穷是因为人口多，而生产又未完全开放；与少平同样吃着“非洲”馍的郝红梅，则是因为其祖辈的地主身份被批，家境败落。这是当时百姓贫穷的两种表现形式，然而，造就它们原因只有一个：当时国家政策所致。上层建筑在那个年代深深地影响着经济建设，而且制约着经济发展。那么，那时的上层建筑又如何呢？
　　 小说第五章开头写道：“一九七五年，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非常动荡和混乱的状态中。四月，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快要进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似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越批越多了。”
　　 阶级敌人究竟是如何多起来的？那一年双水村那场批斗会就能说明问题。公社领导徐治功对孙玉亭说：晚上的批判会，各村都有批判对象，就双水村没有，难道双水村一个阶级敌人也没有吗？徐治功那时的话，很有现在人调侃的味道：有阶级敌人抓一个过来，没有阶级敌人制造一个阶级敌人出来。于是，没有阶级敌人的双水村造了一个阶级敌人出来——“半脑壳”田二（田福顺）。在那个年代，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阶级敌人，那阶级敌人怎么会少！
　　 “田二事件”的发生，说明那是一荒唐的年代，于是才有了那样荒诞的事情发生，这种荒诞在某种程度也反映着人们对当时国家政策的不满。人们只是按照上级文件或领导要求礼貌性认真执行着，在这礼貌与认真之间自然形成了一滑稽局面。就如同发生双水村小学那场批斗：台上的人一本正经、义愤填膺地批斗着田二（田福顺）；台下双水村的人忍俊不禁；那个把田二推选上来接受批斗的人——孙玉亭，则心里嘀咕着：笑吧，若不是田二，今天挨批就是你们其中的一个。田二无意中做了一次双水村百姓的救星，虽然他本人并不知晓，百姓也不领情。
　　 除了像田二这种无可奈何的阶级敌人之外，还有人为的阶级敌人，孙少安被批斗即是。田福堂为了阻止润叶与少安在一起，向公社告发了少安私自扩大小组猪饲料地的事。田福堂的这一高招，想将少安置于了“万劫不复”之地，孙少安也在那一刻彻底跌落了。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似乎充满欺诈、倾轧，个人之间的私怨带入到了阶级斗争中。而这一切，做的人觉得是那么理所当然；被打击的人觉得遭受那样的“境遇”，是那么理所应当。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也是那个时代给后人留下的印象：那时，千错万错，路线不能错，方向不能错，否则一切都错。
　　 在这一年中，还有一次批斗，即对王满银的批斗。站在今天来看，王满银并没有什么大错，然而被劳教了。在这种劳动惩罚里，不仅惩罚人的身体，也折磨人的精神。一个“坏人”劳动，四个好人装车，四个好人中安排“坏人”一亲属，很有古代“连坐”的味道。在那样的年代里，政治单一，经济停滞，整人的方式一直在进步。就像那时的一句口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尤其是最后一句，与人斗，其乐无穷！
　　 其实，每个会思考的人都知道那样的社会是有问题的。每个人所处角度不同，所以认识也不同。就像少安站在一个农民立场上，对田福军说的那样：“上面其它事可以管，但最好在庄稼的事上不要管老百姓。让农民自己种，这问题就好办。”当时的中国农民在做什么呢？全国学大寨、修梯田，不管这有没有实际意义，学！这是当时中国农村贫穷的根本原因，“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
　　
　　 （二）一九七六年
　　 “辽阔的黄土高原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了一九七六年。”
　　 中国在这一年也似乎进入了寒冬，而人们被煽起的热情还在，百姓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着山河，让大地在自己手中改变了模样，却未能改变自身的贫困。这个时期农业学大寨的活动依然轰轰烈烈，因为这是上级评判下级的标准，几乎成了唯一标准。为了这一标准，下面开始了不择手段的“表演”。此时柳岔公社的周文龙闯入了人们视线，成为一颗政治新星。这颗政治新星用武力手段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并以此为荣。他的手段蛮横到什么地步，这里不多言，书中田福军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不是国民党吗（这里说得国民党应该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就这样一个人物，当时被标为楷模，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在周文龙眼里自己是对的，在上级眼里周文龙是有魄力的，可在群众眼里周文龙是可怕的、没有人情味的。这里无意指责周文龙什么，能有这样的楷模出现，只能说当时有适合这样的楷模生存的土壤。
　　 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周文龙那样，也有人在思索中国当时到底怎么了？“我们都是普通人，无法改变国家的局面，但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有一颗严肃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这是田福军与他人在酒桌上闲聊时说的话。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社会已经有点黑白不分了，周文龙就是例子。如今回首那段历史，我们只能说是决策失误，一错十年，令人心痛的十年。十年在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上，微不足道，但在一个时代，某一代人身上却又很是重要。在那个民族发展失误的十年里，不是每个人都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他们中间也有人在为中国当时的状况担忧。
　　 “建国二十五年了，群众还吃不饱饭！”多么现实的一个问题，多么令人心痛的一个现象！百姓不积极吗？人民热情不高吗？还是我们决心不够大？都不是！可我们贫穷依旧。为什么会这样，那一年的“天安门事件”解答着这个问题。周总理去世后，清明节时百姓自发悼念总理的行为被定性为“反革命活动”。中国进入了一危难时期，何去何从？后来田晓霞带来的那本《天安门广场诗抄》在暗示着，中国，还有人在思考、思索着民族命运。小说中仅录其一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笔者在年幼时曾读过《天安门诗抄》，如今清晰记得的是这一首：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十二月二十一日，“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中华民族又一次战胜危难继续前行。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面临了又一次的重大考验。幸运的是，这个民族没有再次失误，偏离历史轨道的车轮被引领着向一正确方向前进。用作者的话来说，即：“谁也不会天真地认为，积了十年的垃圾，就能在一夜之间清理干净。但人们坚信，尽管在原轨道上刹住的车子还要在惯性中滑一段路程，但中国历史的大轮必将重新启动，进入到一个转折性的弯道上……”
　　
　　 （三）一九七七
　　 这一年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在双水村能称得上大事的是田福堂的拦水建坝工程。这一年“立秋前后，报纸和广播就开始号召今冬明春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八月七日，《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社论。”
　　 中国的那段历史在刹车之后，因惯性继续前行。文革时期的那种大兴大干的模式依旧是主流，人们心中眼中仍有各种不切实际的豪情。田福堂的拦水建坝工程想法，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至于这样的工程有没有实际意义，这个是可以暂且放在一边的。修建这个大坝的目的，田福堂在动员金俊武等人搬家时，对金老太说这样做是为了给双水村百姓谋福（这个福利最终没有谋到，我们知道到后来这个大坝垮了）。建坝时，田福堂是满怀信心的，双水村的百姓是满怀希望的，关于它的实际意义和以后没有考虑多远。依这件事，以点观面，当时的中国社会：十年沉疾，不可一日治愈。
　　 俗语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种影响了人们十余年的生活、生产方式，在人们的身上还有深深的印记，这种印记普遍存在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就像田福堂的拦水建坝工程，有没有实际意义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大动静，大动作。就像以前修梯田，要的不是最终效果，只是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所以，田福堂不顾一切，排除艰难，修建拦水大坝。出师不利，田二（田福顺）离世，被炸山的土埋住，死了。田二完成了他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的历史使命后，退场了。
　　
　　 （四）一九七八年
　　 历史的车轮一直向前，不会因为一次停滞，徘徊不前。当有人沉浸于过去时，有人已经开始思索未来；田福堂的拦水大坝刚建成，孙少安的“承包责任小组”生产模式就在脑海中产生。
　　 “一年四季在山里拼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常两手空空。”“孙少安知道，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如果让他单干种庄稼，他孙少安不相信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这是孙少安的思索，也是当时农民吃不饱饭的重要原因。文化革命之后，“四人帮”被铲除后，人们开始摆脱原来的束缚，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在这种模糊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向新的生活进发。用那个时代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前途如何，那些探索者自己心里也不清楚。但他们不想坐以待毙，等待他们的结局有两种：一是成为英雄，一是成为反革命。
　　 孙少安既没有成为英雄，也没有成为反革命，因为孙少安的这次行动与田福堂的拦水建坝工程不一样。拦水建坝是全村一起行动；“生产承包小组”只有一小组村民参与，未开始便结束。孙少安这次“改革”尝试无疾而终，其压力不是来自基层，而是上级部门。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一个指示：“坚决制止”，就让这场由百姓自发参与的农业生产改革，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与上级部门态度相反的是参与这场改革的双水村一小组村民，“几乎所有人都支持这么做（农田承包，笔者注。），并且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众心所向的改革并没有成功。在此，不想一味责怪上级部门的工作作风，毕竟已经搞了那么多年的人民公社，并且搞得那么“红红火火”、“惊天动地”。当全国形势几乎如此时，没有几个人敢冒这个险。制止，在他们眼里是为了不让群众犯错误，其出发点和本意是好的，只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也不想说谁对谁错，每个人也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应对着时代变化，这是新旧思想在时代变动时期的交锋。历史无言，冷眼旁观着谁能先适应时代的变迁。再有一点，就是孙少安若是尝试失败，大不了批斗一下就过去了。那些主管领导若是犯了错，则仕途不保。
　　 “他（孙少安）抽着烟，久久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了，那时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
　　
　　 （五）一九七九年
　　 “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起来，开始用生命原色装饰北方的大地了。”孙少安期盼的那声响雷震动了整个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影响。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整个社会暂时处于一种思想混乱时期。有人沉醉于往日的生产、生活模式，有人则因怕犯错误而驻足不前，有人因旧日里被压制现跃跃欲试。这种状况，也体现在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上。小说用行署专员田福军在全区农业会上的一个表态来展示：“前一种情况（指包产到户）不阻止，后一种情况（指集体生产）不强迫。”这个在现在看来很理智的决定，在当时完全是石破天惊之语，如同一个响雷在人们耳边炸响。有人听见之后完全蒙了，有人惊醒了。
　　 这个决定，现在看来也许很简单。在当时来说，可不是那么的不容易。当年的执政者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才能做出如此决定，十几年的生产模式，大家早已习惯了。大家心里早已有了根深蒂固的观念，社会主义必须是集体生产模式，改变集体生产模式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过去这完全是要受到批判的，现在怎么能倡导呢，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我们可以穷，可以苦，社会主义方向不能丢失。过去不是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现在是怎么了？有好多人迷惑了，因为不小心就会陷入到路线问题、政治问题中。
　　 由此，我们也知道，解放思想并不像人们所看到的喊一句口号那么简单，那是一个新旧思想斗争的过程。当时的社会情形用作者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
　　 双水村的变化也是如此。孙少安再次带着一小组的村民搞生产责任小组，承包到户，而且是在大队支部决定不搞生产责任制之后，带着一组村民开始的。田福堂无法接受眼前这个事实，也没有能力改变那个状态。上一次他可以通过上级部门给孙少安施压，这一次不能了，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拒挡这个潮流。“中国社会再次开启了向前进发的车轮，它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愿不愿意上车，就开始了。”历史就这样不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