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也是一个现实的记忆。保存在我记忆里的胶片随着年的临近越发清晰起来，这些零零碎碎的串起来的记忆，尽管有些已尘封了多年，似乎失去了当年的色彩，尽管有些只有粗略的线条，勉强搭建起昔日的轮廓，但它毕竟都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永铸心底，永远美丽。
　　 我对过年的记忆不是从具体的哪一天开始的，而是从一件事里便感受到年味了。这件事在我小时候，几乎每年过年都是如此。
　　 当蓝喜鹊在地上蹦蹦跳跳地觅食、小麻雀叽叽喳喳成群乱飞的时候，农家院落的冻土地面已变得松散而又湿润。东翻西找搜集而来的棍棍棒棒和树枝树根聚积一堆，父亲抡起斧头，便开始了“噼噼啪啪”的破劈柴大战。在我心中过年的序幕从此就揭开了。那时候烧地锅，家里没有燃煤，蒸馍煮肉包括过油都离不开这劈柴。劈柴是过年的准备，也是过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记得那时候破劈柴，不成材的弯树、废弃的旧木料、刨来的大树根、砍掉的树枝，干的湿的都有。长一些的，父亲还用小锯子掐成一截一截的，每段有尺把长。父亲很擅长破劈柴，他常常告诉我说：“破劈柴最关键的是看木材的纹理。要顺着木柴原有的纹理下斧头。”有时说着，他还随手拿起一块比较直通的木柴举例子说：“像这种顺茬的，立起来照准茬口猛一使劲就开了。”话音未落，只听“嘣嗒”一声，两片木柴倒地。我当时从心眼里很是佩服父亲，又很想过年。
　　 父亲还告诉我：“使用斧子的时候，讲究‘稳、准、狠’三个字。‘稳’，一是木柴要放稳，该垫起来的垫起来；二是手要抓稳，握斧把要松紧有度，手心要留有一定的空间，以防震动。‘准’，就是既要看准木柴的纹理，又要下斧头照准。’狠‘就是用力要猛，使劲要狠，心中不忐忑，出手不犹豫。”听着父亲的讲解，我有时真的有些手痒痒，想试一试，可父亲总是说我年龄小，力量不足，不让我干。
　　 我当时的任务就是把父亲破好的劈柴整理好。说是整理，其实就是将破好的劈柴放到一个朝向阳光的地方。我先一掐子一掐子地抱到靠西屋的南山头，然后按井字形摞起来。摞的时候，为了使摞子稳妥，劈柴大小相当的摞在一起。当然，尽可能把干的与湿的分开，以便于烧的时候分拣。一摞摞的劈柴摞好后，错落有致，像一座座的塔架有序地排列着。阳光照过，山墙上留下斑斑驳驳的倩影，好像一幅横长的水墨画，煞是好看。父亲总是夸我干得好。
　　 劈柴到最后，总是剩下一些支支蓬蓬的五花头，纹理杂乱而稠密。父亲好像还是很有办法，他通过连续加楔子。如果加楔子还不行，他就把这些难缠的“家伙”旋成片，硬是一点一点地将其破开。有时原木硬得很，一砍只留下一个白斑痕，实在不能再破了，父亲便留下来用于烤火。在我幼年的记忆中，过年就是从这劈柴开始的。双手开辟新天地，万事都从“生”开始，有了柴，自然就能生火了。
　　 在父亲连续劈柴的日子里，各家各户的大人们也都忙着准备过年了。这时的街道里显得很空荡，风的来来往往将瓷实平展的路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和小朋友们放假了也闲不着，便玩一种叫做“抵汰”的游戏。大街上拦路画两条平行线，一条叫做“天河”，一条叫做“地河”；天河与地河之间，通常距离相隔大约有五六米远。玩的时候，参与者手里各自拿一根一尺多长的或直或弯的木棍，也就是“汰”。每人先由地河把“汰”抛向天河，不论过与不及，按“汰”离天河的远近求出个玩的顺序，也就是谁先“抵”谁后“抵”和谁“抵”谁的。
　　 按照一般的惯例，离天河最远的，先把自己的“汰”横放在“天河”上，由次远者“抵”。一旦“汰”一下被抵飞过地河，而“抵”者的“汰”却仍在地河这岸，就算赢了；如果抵者的“汰”也飞过地河或压在地河上，哪怕是一点点，就算没有赢。赢了，被抵者的这根“汰”就属抵者的了；没赢，抵者的这根“汰”就地让下家“抵”，依此反复。如果中间谁输了还要继续，就必须另选一根自己的“汰”像先前一样再次让“赢者”抵。这其间的逻辑顺序从理论上说起来挺麻烦，但具体玩起来很简单，一看就会，而其间每一个细节的处理则是明确的。大凡游戏，都讲究规则，因为规则是保持公平的依据和法则，也是“玩”得以持续的理由和玩者的兴趣所在。
　　 记得有一年，我与邻居四堂双堂兄弟和乖巧的小精忠一起玩“抵汰”，四堂和双堂兄弟很快就将自己的“汰”输完了、不玩了。我赢了一大堆伤痕累累的“汰”，小精忠不服气，要单独给我来，我正在兴头上，来就来。不大工夫，小精忠的“汰”也被我赢光了。他涨红着脸，悻悻地看看我。我掬起一大抱子所谓的“汰”说：“还来不来了，不来俺就走了！”小精忠说：“别走，我回家再拿，等着我！”说完，一溜烟地跑开了。
　　 我狐疑着放下“汰”，和四堂兄弟说了一会话。还未等多时，只见小精忠抱着一截碗口粗的硬木料跑了过来。我们一看：“好家伙，这是干啥？”小精忠说：“来吧！”我说：“这怎么来？不对称啊！”“不敢来，把我的还给我！”小精忠诡诈地说。我说：“凭啥？你输了，哪还有你的！”“输了，我要赢回来！”小精忠似乎有些理直气壮。这时候，四堂兄弟说：“那就来吧，不然你把他输的返了他，也得把我们输的给我们！”这一下，场面僵住了。
　　 我暗暗地琢磨着，这么个庞然大物，得用多大劲才能冲动它。我脑子里忽然一闪，在地河沿给他绕。主意已定，我便对小精忠说：“来就来，咱这回可是来真的，谁也不能反悔！”小精忠看看我手里的“汰”，看看自己怀中的圆滚滚的木棒，信心十足地说“来吧！”我说：“是你输了，你先把它放在那让我抵。”我一手指着天河。小精忠便把他的又粗又笨的家伙放在了指定的位置。我轻轻一撇，他的“汰”几乎未动，我的“”汰便飞向了地河。小精忠看起来很高兴，他双手抱住那根粗大的“汰”，奋力向我的“汰”抵去，一下便把我的“汰”抵飞了，可他的“汰”却斜压在了地河上。如此反复，他虽然几乎每次都能把我的“汰”抵过河，但由于他的那根“汰”又粗又长，每次都或多或少地压着了地河，总也赢不了我。
　　 初开始，小精忠在抵打我的“汰”时，还多少注意自己的那根“汰”的落处，害怕被我钻了空子。可由于一心想赢快赢，加之手里的木棒粗大，有些不听使唤，经过多个回合之后，他早已累得气喘吁吁，动作明显走形了。我一直再寻找机会，每次都让自己的“汰”落在地河附近，牵扯着小精忠手里的那根“汰”。这场厮杀就接近于胶着的阵地战，中间由于小精忠那根“汰”的力量过大，砸断了我的两根“汰”。
　　 等我换到第三根“汰”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小精忠在抵过我的“汰”时，自己的那根又粗又大的“汰”只有一点点压河，他有些紧张了。我左右前后模拟了几次，终于找准了角度，用力一抵，那根粗大的“汰”向前滚动了一下，我的“汰”反弹过来，两根“汰”分别落在地河两岸，我赢了，高兴地蹦了起来。小精忠有些沮丧，很快又恢复了精神，对着我说：“不要高兴地太早了，你等着，我回家再拿！”
　　 过了不大工夫，小精忠又抱出一根粗粗的原木料来。这一根和先前的那一根——我手里的这根简直像孪生兄弟，粗细大小长短一模一样。二话不说，按照老规矩，小精忠乖乖地把自己的那根放在天河上。我用心打量一番，决定跟他拼体力。小精忠通过前番的厮杀，明显有些力不从心，而我斗志正盛。不几个回合，小精忠的木棒便横躺在离地河的不远处，我抓住时机，用手中的木棒猛地向其抵去，只见地上那根横躺的木棒连滚带爬地滑落到地河的对岸，而我的那根却稳稳地直直地落在原处一动不动。小精忠这回又输了。
　　 小精忠还是不服输，又跑回家拿来了第三根。这时的小精忠早已经体力不支，却还凭着一股不服输的犟劲在干熬着。很快，他又输掉了第三根。就在他回家拿第四根的时候，左等右等，小精忠再也没有出来，等来等去，却等来了小精忠的父母。他们向我说：“你们抵汰不是玩的吗？怎么玩起了那玩意，那可是我们家要盖房做窗户的过木呀！”我说：“他不服气，来之前我已经先给他说了，输了绝不能反悔！”看说不下，小精忠的父亲便去找了我父亲。不知什么原因，父亲态度很坚硬地让我还给了他们。当然，只要走了那三根“过木”，“汰”包括小精忠和四堂兄弟的都没有要，我也坚决是不给的。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可每年到了该过年的时候，我们之间“抵汰”的事还在继续。抵过“汰”，父亲劈的木柴也就干了，也就到了一年一度的“大蒸馍”的时候了。我家蒸馍一般定在腊月二十六，这是多年留下的似乎不可更改的老规矩。
　　 蒸馍犹如一场盛大的祭祀，它的准备工作从腊月十几的磨面就开始了。蒸馍的前一天，父亲就拽好一车麦秸堆在了灶火间；母亲也在吃过晚饭后发上两大红瓦盆面，好面与杂面分开，蜀黍面与红薯干面也不掺，发好的面就围在麦秸里。
　　 蒸馍那天，老早吃过饭，害怕我们说诳话（犯忌讳的话），母亲就赶我们出去了。说不了是好奇，还是外面真的没有家里好玩，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家里。这时面已经一盘好，母亲正在揉馍。我一伸头便说：“还没蒸……”一个“好”字还未出口，就被母亲当了回去，“看会书吧，白乱跑了，等会喊你！”我很扫兴地来到堂屋，哪有什么心思看书，便歪在床上装睡觉。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终于听到父亲说话，看到白腾腾的馒头冒着青烟。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赶忙跑过去朝父亲说：“真好看！”父亲顺手掰一块让我尝尝，我正求之不得呢，赶紧接着。只听父亲说：“给你找个活，等会儿把馍翻翻。”我便“好好好”地爽快答应了！
　　 新鲜的热白面馒头，甜甜的、津津的，真好吃！还没等父亲走出屋门，我已经把从父亲手里接过的那块馒头放进了嘴里。我一面品尝一边数，连父亲掰开的那个，一箅子整三十，一锅是两箅子；下一箅子还要小些，大约是二十个。这样的白白的胖胖的馒头一共蒸了两锅，便转成花卷了。粗略一算，除了小孩子要吃的，我家用于待客和祭祀的也就几十个馍的样子。要说花卷，皮是白面的，心则是蜀黍面和红薯干面两掺的，刚出笼的花卷趁热吃也很好吃，一层一层地抖开，吃层杂面再吃层好面，对比开来，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可像这样的卷子每年蒸得并不多。我们家当时有八口人，属于人口比较大的，一般才要蒸上两三锅。
　　 在蒸馍的过程中，除了让我翻馍拾馍外，父亲还经常招呼我运柴火。柴火就是西屋南山头码起的“塔架”。我把自己建起的塔架再一一拆毁，一掐子一掐子地抱进灶火，放近父亲的身旁。蒸馍的时候，父亲再一块一块地填入灶膛，熊熊的火光映红了父亲母亲的脸庞，我清楚地看到他们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幸福和喜悦。未等花卷蒸完，就已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只听母亲对父亲说：“烧点茶喝喝，有馍吃，中午就不另做了，接着蒸吧！”在蒸馍这件事上，我家自我记事起，就是母亲说了算，奶奶也都依着她。母亲既然这样说了，一切都听母亲的。
　　 接下来再蒸就是“角子”了。“角子”是用两手并起来那般大的圆圆的纯杂面皮对折包的，里面的馅子是浸泡过的粉条和滚水烫过溜馍布挤压出水后的萝卜片，还有白菜帮子萝卜缨子等经水炸过的晾晒干的黑菜。当然除了食盐之外，还多少放些五香粉八大味之类的，至于油就很少浇上一点点。我和妹妹都说不好吃，可奶奶和母亲他们都说好吃，吃起来津津有味。这些角子就是大人们过年吃的。那时候家里穷，每逢过年，逃荒要饭的都很多，奶奶总是拿出角子招待他们。因此，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我家蒸角子很多，总有四五锅。因为吃得时间长，有时需要摆出来晾，大片的角子远看就好像黑压压的老鸹。
　　 蒸完馍，年的味道便渐渐地浓起来。先是母亲忙着“烤油”。记得那个时候，家里平时很少吃肉，大人小孩都很尖馋。一说过年了，几乎是倾其所有。就我家而言，买两条鱼不说，还要花个几十块钱割一二十斤猪腰身。按我父亲说，大长一年了，也让孩子们过过嘴瘾。可“过嘴瘾”为什么要割猪腰身呢？今天的人们不太好理解，因为现在人有钱了，吃东西讲究营养和更高层次的要求了。那时候，人们吃肉主要是强调个“香”，因为人们平时太缺乏油水了。这猪腰身肥肉多、脂肪厚，吃起来香，更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它“烤油”出油率特高。
　　 那年月，“烤油”可不只是单纯地为了吃着香，在年下“烤油”还是为了一项重大的“年节工程”——炸油条。“油条”是当时过年走亲戚的必备礼品。因为那时物质匮乏，除了油条也就没有什么更有代表性的东西了。说起这“炸油条”，它还是个技术活。油条的成色、软硬、虚实、鲜亮度等，都与和面时盐碱矾的使用比例以及打花起沫的情况有关。过年家家都忙，技术活不是人人都会。炸油条势必需要请师傅，由于年前时间短、炸家多，工作量相当大，请师傅还需约时间。有时一个村的排队，等不及只好请外村的。我家初开始，年年就请我舅表兄。后来时间一长，母亲一面摸索，一面有我表兄的点播，也学会了炸油条这一技术活。逢年过节，特别是自己吃，就不再请人，母亲一手操办了。现在想想，母亲炸的油条还真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