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高粱》通过铺陈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单家二少奶奶戴九莲与本来是杠夫出身、被逼走上土匪道路的余占鳌的情感纠葛以及余占鳌这个闻名高密的抗日英雄的成长历程为主要看点，层层渐进地展示了戴九莲、余占鳌等接地气、有血肉的人物形象，底蕴丰，味道足，让人过目难忘。
　　 作为一部改编于热门作品的六十集的电视剧，比起电影和小说，肯定需要大量新鲜的细节来支撑剧情。而就在铺陈这些细节的过程中，就需要讲究点技巧，让观者获得某种精神层次上的享受，而不是简单的浅层次的红火热闹。这一点在人物塑造上，编导做得可圈可点。尤其是戴九莲、余占鳌两个角色的形象亮点，剧作表达得很有味道。
　　 首先说说戴九莲。这个九儿的戏很出色。她的果敢刚烈，她的智慧谋略，剧作通过很多细节来展示，让人意识到了其确实是不同凡响，虽然她没上过学，算是没文化的乡下小媳妇，但是却凭着她过人的胆识和才气，成为剧作的亮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试图通过把她跟电影里那个九儿相比较、从而想得出什么异样结论的人，都会折服，这个九儿并不逊色，起码是一个较为成功的形象。
　　 九儿如何“征服”了桀骜不驯的余占鳌、如何让一再不择手段想要谋得家产和酿酒秘方的两个叔叔无可奈何、如何跟花样翻新给她出难题甚至要她性命的大少奶奶斗心思玩手段使其惨败并最终走进其内心使其跟自己和好，如何一步步让自己在单家立稳了脚跟，就都不说了，这里，只举一个“征粮”的例子来说明她的过人之处。
　　 当鬼子征粮时，她那做了维持会长的三叔居然联手那二叔，双双来跟九儿说皇军要向她家这酿酒大户征三百担粮，是他们为她求情，鬼子才减免成二百五十担，说让她出一百五十担就可以了，剩下的他俩出。面对鬼子和叔叔们双面的压力，九儿果断决定酒坊停业，送住在自己家里的朱豪三太太到别处，把储存的粮食运走，这一切都准备完，才有声有色地导演了一出所谓的“苦肉计”，声称粮食深夜被土匪劫走了。两个叔叔当然不信，他们三个便来到驻扎在高密县城的鬼子指挥官塚本面前对质，结果塚本问三叔命他向九儿催缴的一百担粮食运来没，两个叔叔的谎言不攻自破，被鬼子以说谎为由，命令他们两家出三百担粮食，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然，他们只出了一百三十担，就跟鬼子诉苦说再没了，作为惩罚，鬼子也只是让这个维持会长好好干，没再追究。但是那粮食的下落，狡猾多谋的塚本并没简单了事，尤其想到土匪头子余占鳌、高密县长朱豪三这两个让他感兴趣的高密“英雄”都跟九儿有关联，他感到九儿这个二少奶奶要比她那两个叔叔更难对付，决定按兵不动，放长线钓大鱼。这个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的中国通很显然不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那种只知道单线条、武力解决问题的鬼子指挥官。如果把鬼子塑造得太愚蠢，也就无法衬托“英雄们”的厉害。只有对手老练高强，方能自然凸显另一方对手的了不起。这道理不难懂，但在剧作中真正落实就不容易。
　　 接着征粮，各乡维持会长及大户来到鬼子这里开会，被鬼子告知，谁家带五十担粮食来，就换人出去。眼看着人家一个个被换出去了，单家两个叔叔着急忙慌没办法，求人帮忙人家也推辞了，他们的老婆也只是凑了三十担来苦苦向日本人求告，但毫无通融余地。而当大少奶奶带粮食换九儿时，九儿果断决定先换三叔出去，留她和二叔守着，同时她趁机把晚上鬼子要通过火车运走粮食的消息告诉了嫂子。如此一来，不但随后顺利换出了她和二叔，自然地修复了九儿跟叔叔们彼此的关系，为今后安全度过日本人占领时期创设了方便，还通过嫂子及时报信给余占鳌，顺利截获了鬼子征缴的一火车粮食。这样一个集家事国事于一体的情节，如此巧妙地贯穿起来，凸显了九儿的性格特征，既呈人物塑造之工，又有故事曲折之妙。虽说后续故事中，两位叔叔不听九儿劝告坚持在高粱地躲避，与一些村人跑回家遭到鬼子残忍杀害，但就事论事，在这个征粮的过程里，九儿的形象大放异彩，实为妙笔。
　　 接下来说说余占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呈渐进式发展变化的。突破自己不容易，须经历复杂的挣扎。是源自内心的激烈挣扎。隐忍是有时段性的，是有条件的。隐忍到最后，必然爆发。这一点剧作显示得有契机，有铺垫，有余味。“我要吃羊肉！”如是几次的说，不是说，是喊，呐喊，发自心灵本体的呐喊。“我要睡你！”也是几次三番地说，也是源自生命本体的呐喊。不同的话，同样的语气。同样语气的话里，表明一种执着，一种坚定，一种不顾一切。是事情累加到一定程度时候的不堪重负的表现。这就是信号啊，预示了某种心情的极端境地，预示了有可能要发生什么极端的事情了。
　　
　　 都是逼的。好好的杠夫营生硬是做不下去了。自己拾掇一个班子受苦，却遭到原先班主的算计和陷害。好容易跟兄弟四奎去当警察，想混出个人模狗样来，却陷入县长朱豪三和省长韩主席的圈套，差点一道送了命。想想都后怕。这世道，好人没法活。反正好人难做，不如就做个赖人还不至于难熬罢。是不是这样的潜在心绪左右了他？
　　 桥断了，淌水过去，众人奚落，忍了。为了娘，把桥修好。为了爹，教训郎中。怎么做都有道理。总之是符合人物性格的行动。郎中跌倒时不幸被自己握着的匕首扎中心窝丧命，那是郎中自己的缘故，余占鳌是不存杀人动机的，他充其量只不过是想教训这家伙一顿。这个意外让余占鳌背负了额外的压力。加上无意中造成的单家父子的死亡，他背上了三个人的命债，细说起来其实与他无关却又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命债。所以他一切都不管了，小饭店里，面对店老板的不满和匪首花脖子的恐吓，我行我素，手抓羊肉，不计一切地大快朵颐；高粱地里，面对九儿的激烈反抗，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意念变成行动；义无反顾地带领弟兄们吃上了拤饼，做了土匪，走上了杀富济贫、养家糊口的无奈之途。反正是颠覆了好人的准则，做只有赖人才会做的事，蛮不讲理，无所顾忌，无视一切——这是不是一种物极必反？却又始终记着义母的一条告诫：不祸祸百姓——，潜藏于内心的，永远是善良本性，仁义情怀。
　　 抗日英雄不是一下子成就的。余占鳌口口声声“鬼子不惹我，我也不惹他”，只巴望过杀富济贫、不骚扰百姓、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日子。所以尽管日本人已经逼到家门前，他也没打算怎么样。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找多年的仇人朱豪三报仇。当朱豪三携夫人按照余占鳌要求，披麻戴孝跪着为他死于非命的义母吊孝时，余占鳌也并没彻底摈弃前嫌，这纯属他的无理取闹和戏耍无赖之举，他没想到朱豪三真的会按他所说的做，所以一股子火气按了又按。待敬完香，朱豪三递过来的手，他根本不打算去握住。跟仇人握手言和，门都没有。对于余占鳌而言，他跟朱豪三的“和”，还有些欠火候，还没彻底放下私仇，但他毕竟收留了朱豪三和他的警备队，起码是有了一致对敌的基础条件。这便是真实的余占鳌，让人信服。而对于早已潜藏高密的日本人野村这样那样的利诱，也只是觉得“那些三八大盖是好东西”，除此之外，并不存什么心思与之合作。不成想，他这点小心思，纯属小老百姓的一点欲望，却让他迈出了走上抗日道路的第一步。换句话说，几支三八大盖，竟促成了余占鳌的抗日之举。
　　 塚本得到消息，高密县长朱豪三带着他的县警备队驻在距离余占鳌的队伍只有两三里地的一个小村庄（实则消息是跟余占鳌住在一起的恋儿透露、再通过见利忘义的小白脸钱玉郎和成麻子转告给鬼子的。恋儿不想让朱豪三连累余占鳌，进而惹下鬼子），于是出兵去围剿，但鬼子只有六十多个人，塚本便动用了一些临时拼凑起来的“二鬼子”——所谓的救国军打前站，自己带着鬼子跟在后面。这样一个格局，余占鳌是不知道的，他只是得到消息说日本人打来了。他本着“弄他几杆三八大盖”的想法去迎战，结果发现全是些混饭吃的家伙，等同于村里的闲汉懒汉二流子，根本没有战斗力，所以只通过喊话、朝天开几枪，就让这些“二鬼子”乖乖放下枪逃命去，顺利地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其中包括几支三八大盖，吃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肉”，而他不知道，就在他前面不远，真正的鬼子架起了小钢炮、重机枪，准备开火的当儿，因为朱豪三的队伍没露面、惟恐腹背遭受夹击而下令撤退，从而有惊无险，让他白捡了那些武器。他还懵里懵懂，丝毫没有意识到什么，连是谁告密、鬼子如何知道朱豪三在小村庄驻扎、朱豪三当时人在哪里，都毫不知晓，乐得晚上也要搂着两杆宝贝睡觉。这样一个孩子气十足的细节，把一个在乡村土生土长的人物真实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逼真到位，很是成功。
　　 在这里，误会这一艺术技巧，被编导者运用得很有意思：余占鳌误以为日本人是奔他而来，所以出兵迎战，而他只是想“捡”几支三八大盖，所以看到毫无战斗力的二鬼子们哈哈大笑，一点不想事情后面的危机；塚本则误以为余占鳌已经和他的仇家朱豪三合作抗日，所以不敢贸然行动；朱豪三则根本不知道鬼子是为他而来，误以为余占鳌已经自觉进入抗日行动之中，故率队援助，通过侦查获知“二鬼子”后面才是真正的鬼子队伍，所以沉着隐蔽，相机行事，准备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如此，一场很容易就拍成简单的火力拼杀的武戏，就变成了一场凸显智慧、彰显兵法的文戏，三个方面，三个层次，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道理，剧作也就在这样的处理中上升了一个格。而就在这样的演绎里，人物各自的心理、各自的性格，都栩栩如生，凸显无遗。让观者在看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智性享受。
　　 接下来，余占鳌欲救火烧牲口棚而被捕的罗汉而错失，罗汉遭日军枪决，余占鳌发狠在桥畔伏击鬼子……这样，他便无法让自己跟鬼子脱离干系了。是罗汉的死，导致他果决抗日，愤而决定伏击日军。但他没想到，歃血为盟的花脖子率部坐山观虎斗，黑眼老大哥被小人钱玉郎杀害篡权，三方协同作战变成了他的独立行动。这个结局对他的震动是巨大的。他不想承认，但事实就是如此。牛气十足的这个汉子不得不咬牙接受了这个事实：若不是朱豪三率警备队设伏阻击日军援兵，自己的桥头伏击战不但获胜很难，最后导致全军覆没也不是不可能。最终，虽说他伤亡不少，朱豪三也重伤致残，但能赢得余、朱两人握手言和、默契理解、协力抗日的结果，也算是幸事。到最后，朱豪三、九儿先后壮烈地和鬼子同归于尽，余占鳌则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率领恶战后撤离的十几个人以及自己的儿子，穿出高粱地，走向了远方，迎接新的抗日历程……剧情就是这样曲折演绎，一步步铺展，为余占鳌这个高密血性汉子走上抗日之路，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作了细腻合理的表达。
　　 综合以上，我便想到一句有名的古话：“和为贵”。你看，九儿跟两位叔叔的“和”，余占鳌和朱豪三的“和”。因为家产私利，两位叔叔始终在绞尽脑汁跟九儿斗，闹得不亦乐乎，和？比登天都难。余占鳌则视朱豪三为不共戴天的仇人，更是容不得人劝他俩和。而历经诸多艰难困扰，这两条线终于明朗。前者的和是家族内部的和，表明了起码的做人准则；后者的和则是外敌当前、大义为先的和，是一个具有实际思辨意味的和，有着十分具体的社会意义。
　　 对莫言的同名小说和张艺谋的同名电影熟悉的人，大概会以一种别具意味的心情来观看这部热播的电视剧。在这种观看中，不可避免会拿一种区别鉴别的眼光来衡量此剧与小说、与电影的关联和创新延伸。实话说，无论你是否曾经被小说电影打动过，你都无法在这部电视剧面前无动于衷。电视剧是这样一种艺术样式，只要它足够优秀，就经得起咀嚼；只要用心，所获就会很多。
　　
　　
　　 九儿，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在我的观影经历中，有不少在看完之后，剧作中的人物仍然执着地萦回于脑海，多少天过去了还久久不去，进而反复栩栩如生来回映现的情形。电视剧《红高粱》也是如此。尤其是周迅饰演的九儿这一角色，是那样鲜明，那样本色，那样个性化十足，其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很是值得回味，确实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究竟九儿是随着闻名高密乡的土匪、抗日英雄余占鳌而闻名，还是余占鳌随着她的名气闻名，这之间恐怕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只是记得，在小说和电影中，她是被称为“我奶奶”的。这个由叙事视角所决定，也有某种怀旧怀念味道。而电视剧把小说中九儿的大名戴凤莲改为戴九莲，或许就因为想突出“九”这个字眼吧。仔细琢磨，直呼其九儿，更有某种毋庸多说、妙处就在其中的意味。
　　 在该剧中，九儿常把这样一句话挂在嘴边：“我戴九莲要是碰上好人，比好人更好，要是碰上坏人，比坏人还坏。”初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就一凛，觉得这话里有着刀剑那迸发闪闪寒光的张力与含蕴。一再听到她这样说，再结合剧情里她的作为言行，就觉得她不仅仅是在说了。套用一句我们熟惯的话，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鲜明的性格也便在这种言行一致的融汇中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