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现在使的茶缸，用了三十多年，早就成了古董，劝他扔掉，换一个新的，他舍不得。
　　 茶缸是父亲年轻时厂子里发的纪念品。杯子上斑驳出两行字，依稀能甄别出“岳阳市麻方厂首届职工代表大会纪念”。其中的“麻”字，“广”字下边原本森林的“林”，现在缺了一半，成了“木”，什么时候瘸了半条子腿，不清楚，“纺”字的“纟”旁，也早掉了漆，念“方”，小学生都认识。麻纺厂的命运，冥冥之中，上天早就安排好了的。
　　 父亲的茶缸是搪瓷的，白色。四五个地方都磕掉了瓷，留下指甲盖大小的疤，特别醒目。摸上去有一种麻癞癞的感觉，不光溜。茶缸子里挂一层厚厚的茶垢，呈暗紫色，深浅不一，极像董源的《潇湘图》，自然麻皴出许多道道来，细看，有朦朦胧胧的味。
　　 每到年跟前，母亲把家里的水壶、饭锅、炒勺，还有父亲的搪瓷缸拿到外边沙堆。用河沙、稻草使劲搓，那个时候用得起碱的，满打满算，厂子里超不过五家。父亲特意交待母亲，搓的时候，手法要轻，不要连釉都搓掉了，杯子太干净，泡出的茶不好喝，水清无鱼。
　　 夏天，厂里发冰棍，作为高温补助，每人每天两根，我们家双职工，按定额每天能领到四根牛奶冰棍。因为是职工福利，厂子内部做的冰棍比我四指并拢还要宽，冰棍内销，不“出口”，市面上买不到。冰棍票上印日期，过期不补，更不让透支，每天只能领当天的，多一根都不行。上午天凉，没人舍得吃，冰棍票都留着，非得腾到晌午后，天渐渐热了起来，母亲才肯用剪子，认真地剪下来交给我，剪早了，怕我弄丢。每次领冰棍，我都用父亲的茶缸去装，父亲的茶缸容量大，一次性装四根，不晃荡，正好。
　　 天热，冰棍化得快，不敢在路上一点耽搁，踩“风火轮”似地往家跑，兄妹仨一人一根，剩下一根，父亲母亲咬一块，说“心静自然凉”。那时候，我还小，天凉不凉跟心有什么关系？我理解不了，还以为大人天生的不怕热。眼看着茶缸里的冰棍彻底化成了水，仰了脖子，张大嘴，一人来上一口。清凉的糖水，顺着缸壁淌下来，流进嘴巴里，一直流到心底。
　　 小学前每次上班会，老师跟我们说：你们这一代“长在红旗下，泡在蜜罐里。”我总觉得老师说得不完全对，城里人很少能吃到蜜，更没见过“蜜罐子”，还不如说“泡在冰棍的茶缸子”更准确，通俗易懂。父亲的茶缸承载了多少童年的快乐。
　　 三四十岁，父亲喝茶的时候不多，平时喝凉白开。下班回来，父亲捧了他的大茶缸，“咕咚、咕咚”，喝下去多半缸，剩下小半缸水，我们仨抢着喝，盛过冰棍的茶缸，泡出来的白开水，有丝丝的甜味。
　　 到了后来，厂子里效益差了许多，冰棍厂办黄了，福利取消，父亲的茶缸，成了他的专用杯。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父亲迷上了喝茶，每天都要泡上一大杯。母亲说这两年，父亲喝茶盛，当饭在呷，一日三餐，少不了。
　　 清早起来，父亲第一个蹁进厕所，没等滴哒彻底，提了裤子出来，灌大半壶水，开始烧水泡茶。一根烟的功夫，水烧开，冒了热气，父亲起身，挪了步，不管新茶、陈茶，抓一大把，往杯子里丢。父亲喝茶没有多少讲究，顺势也给母亲的杯里也添上水，爱什么时候喝，是母亲自己的事，俩人互不干涉领土政权。茶叶在水里边上下翻腾，渐渐地舒展开来，父亲微微翘腿、颌首，脸上有了丝丝笑意，肤浅得很，轻易觉察不到。
　　 家里来人，父亲更是茶不离手，边喝边摆“龙门阵”。我们家乡待客，喜欢“满杯酒，半杯茶”。进门一杯茶，是礼数。屁股挨上了板凳，天大的事，坐下来说，无非都是些柴米油盐酱醋茶，芝麻绿豆大的事，没有两三个小时，摆不完，除非尿憋急了，才起身动窝往厕所里跑。
　　 父亲喝浓茶。春节回家，父亲将手里的茶缸递给媳妇，媳妇抿了抿，说父亲的茶“跟中药一样，苦得直翻舌头”。抿到后来，倒是不觉得怎么苦，细细体味，才算是喝出了点名堂。
　　 喝了一辈子茶，父亲没喝过几次好茶。西湖的龙井、云南的大红袍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喝。其实我们那是产茶的，君山的银针，还有一个雅号，好像叫“金镶玉”，属黄茶，泡在茶缸里，能一根根地竖起来，说是能卖到一两千元一斤。父亲喝的茶，大多都是老家的山茶。乡下收茶的季节，大人孩子全都起大早，背了竹篓去山上采茶，忙碌一天，回来后用手揉散，用脚踩实，再上大锅翻炒，簸箕晾晒好些天。乡里来人时，挑五六斤干爽的，布袋子装好了，捎一袋过来给父亲。
　　 父亲喝茶，连带茶叶一起嚼，嚼到肚子里去，不曾见过他一丁点儿浪费。父亲说茶叶有嚼头，越嚼越香，这种香，我做小孩子时，是体会不到。
　　 与其说，父亲爱喝茶，还不如说是他在回忆家乡的味道，父亲每天以他独有的方式，在重复着他的乡愁。
　　 其实，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