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周围的一切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以它的血肉和生命的一切经验渗透着我们，就像巨大的蜘蛛之神布下的网，在我们轻摇于风中的地方，轻轻地缚住我们，以便我们慢慢地死去。”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以普通的市民的身份，体悟周围的一切后，发出了这样一声感叹。
　　 是的，我们周围的一切就像自己的生活一样，总是那么难以拒绝。比如，我不可不出门，而一旦出门就必须向左，也必然会一下子跌入纷繁的日常。
　　 从北向南，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高低错落的楼房，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挨得更紧的楼房。左边与右边，好像一对要合碰到一起的手，陡然间半途停顿了下来，形成了一条狭窄的巷子。二十年前，我就随父亲搬进了这里，可以说我已经是巷子里的老居民了，我熟悉它的细枝末节，包括每一个供排水检查井盖。真的，我不想说巷子里有什么。这里，集中了许多从宽阔的主街道上被驱赶而散的小摊点，他们的叫卖声从他们随身携带的小喇叭里传出，永远不知疲劳。这里，依靠楼房临街的一侧改造而成的小店铺，零零总总不下三十家。不想说的还有汽车此起彼伏的鸣号声，互相撕扯的叫骂声等等。我已经习惯并且已经麻木了这些事象，觉得实在找不出什么新鲜的内容可供咀嚼。但是，我有时会想：假若某一天这些充斥在巷子里的内容突然消失……不，巷子里的一切现在看来都是必要的，都是美好的。
　　 以我多年行走的经验，巷子里集中了太多的人。不是吗？巷子的北端出口处有学校，南端有医院，西边有体育场，更主要的是，巷子的年份太长，陈旧的楼房年代太久。于是乎，这里的人似乎也有了年份。而太多的人群中，更多的则是老人。
　　 巷子里为什么这么多老人呢？我惶惑了近二十年。可是，窘迫半生的我，不得不慢慢融入到老巷子和老人中去。如果这是条经年不息的老人河，所有的惶惑和麻木，或许在我晚年时才能够得到明确的答案。
　　 我相信，每个老人都是一部故事。从他们的经历上说，故事既有他们自己的，也有别人的，那些个皱纹里，那些稀少的胡须里，必定有千军万马，必定有风霜雪雨。
　　 只有在炎炎夏天才会看到更多的老人。楼房的树荫给他们提供了可去之处。靠左边的路台子上，有四五处摊子，分别围了三五位老人下棋，或者用那种窄而长的扑克牌玩“游经”。右边，大约有六七个摊子，老人们玩着同样的游戏。这是他们安度晚年的一种方式，除了散步，偶尔接送上学的孙子，可能再没有什么再让他们开心了。有时，他们也会大声嚷起来，仅仅是为了一步象棋，有天，我看见一位老者把一粒棋子捏在手中，脖子上的青筋都突了起来。他对一方说：“气死你个老家伙！”另一方说：“我死了也会把你拉过去做伴。”时间久了，我隐约明白他们只不过是互相逗嬉而已。“游经”的摊子倒是十分安静，我不懂这个玩法，看了几眼便索然无味。他们用钱币定胜否的办法很有些意思，钱不多，都是一毛的零钱，攥在手中，宝贝一样。偶尔，也为多支了一二毛钱而争执，好在另一方会很快做出让步，争吵很快平息。
　　 有几位老人，我可以称他为张大爷，刘大爷，韩大爷，戴大爷。尽管他们与我父亲年级相仿，尽管我已经老大不小，在外人看来，我应当称他们“叔叔”，但是，不能，时间和经验告诉我，“大爷”在这里不代表辈分，只表达一个人对老人们的尊重。他们或许一生没有什么娱乐方面的爱好，喜欢搬张凳子，坐在我左边的台阶上，挤在一起聊天。那些内容，可能不允许有人旁听，但总会有几句因为争执而顺着风钻进耳朵。他们的固执，有时极像我的父亲。
　　 父亲曾经是这几位老人中的一员。十分愧疚，我对父亲的了解，不比经常与父亲聊天的老人们多。我仅仅模糊地知道，他当过兵，也当过铁路警察，复转地方后，几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工作在农村，戴着草帽，穿着胶鞋，绾着裤腿，扛着铁锨，和当地的农民一道下田上山劳动。父亲也没有什么爱好，不会下象棋，不会玩扑克，年轻时也不会打篮球，就连几句秦腔也唱不好。他和张大爷、刘大爷、韩大爷、戴大爷有共同的经历，聚在一起时，经常回忆饥饿年代和文革岁月，喜欢谈论政策和毛、周、朱。但每次几乎都因为他的固执不欢而散。我几乎断定，他还是个不善于聊天的人。
　　 父亲和我居住的比较近，我在左手十，他和二哥一家住左手九，他这个居舍是他退休后搬过去的。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我经常会看到父亲在左边的台阶上聊天，这么多年了啊，我没有发现他老去，真的。二〇一一年的夏天，温度好高。二哥打电话喊我。我从打工的单位赶到巷子里时，看到一个出口处围了好多人，我还没有挤过去，就感觉父亲出了意外。我挤了进去，看见父亲靠在一张塑料椅子上，头朝后仰去。好多人说，这位老人中暑了。我和二哥把父亲连同椅子抬了回去，看到父亲稀疏的头发全部变白，瘦削如刀的脸面上布满了老年斑，嘴唇苍白的没有血色，而那一副身材，几乎就是一把骨头，“一把老骨头”。我终于知道父亲老了，太老了。这年，他已经八十二岁高龄。
　　 父亲的固执，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不听劝，就是要出门去，散步好像一种借口，更多的是为了聊天。他一直认为，他的经历铸就了好身体。但这次中暑后，他再也不能和平时一样提着凳子出门了，好像一台从未歇息的机器，好多零配件在高度运转后报废，行动迟缓、四支僵硬，医院和家、药物和大夫成了分秒不可离开的依靠。老人与老人之间有相惜的感情，年轻人可能不大明白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父亲不能出去了，那几位大爷曾经上门探视，他们又聊了起来，似乎十分开心。父亲用含糊不清的双唇说起过去，那口假牙不时掉出来。几位大爷说，“会尽快好起来的，真的。”这话有鼓励和期待，也有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担心与不安。
　　 没有谁能阻拦那些老人们一起聊天、娱乐。我想过，即使是少了块石头，互相间的缝隙变得宽松后，大家会马上发觉的。怎么不会呢？父亲二〇一二年去世后，那几位老人们张大了嘴看着我，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但那种惊讶很快归于平静。我是基本能够理解这种表情的，短暂的惊讶，在说父亲去得太快，而很快归于平静，是在说父亲的离开在意料之中。于是，他们将聊天的凳子又互相挪挪，使中间的缝隙小起来。那时候，正是小城春天最美好的时分，公园里孩子们放着风筝，绿化带里的鲜花开放。而在我老家，桃花盛开，麦禾吐绿。
　　 逢年过节，我会到父亲坐过地方奠杯茶，他生前也吸香烟，我还会为他燃起一支。那里朝向阳光，背靠厚墙，硬化了的地面稍稍干净。我不会在白天去，选择晚上车少人稀时。据说，那时候离开的灵魂才到他们熟悉地方走走看看。第二天，茶渍清晰可见，半截烟蒂还在老地方。父亲好像说过，这不过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是啊，也就是安慰自己孤独的情感罢了。我不太知道其他老人们是怎么看的，阳光升起来，巷子温暖了许多。老人们出门了，他们也看到了茶渍，他们不会觉得奇怪，仍然将凳子摆在旁边，一位，两位，三位，重新围坐一起。如果电视新闻没有提供新的话题，重复已经说过的，也照样有滋有味。我想过，话题不重要，重要的是新的一天开始，然后平安结束。
　　 每个季节都会有老人离开喧嚣。离开之前，他们是平静的，前一天还在下棋、打牌、聊天，第二天就少了一个位置。离开之时，肯定也是平静的，没有声响。与父亲同住九号一楼的张大爷，两个儿子在外地，只有一个女儿在本地打工，儿女们都忙。去年夏天，张大爷一下子老得不能开口说话了，但他仍然会坚持在门口坐一小会儿，听大家聊天。送奶工会把牛奶挂在他家的门上，他会把它取下来，用女儿送来的差不多能吃三四天的饼子和在一起，每天在电磁炉上热了吃。他坚持活着，不让自己倒下去。另外几个老人发现他第二天没有出来晒太阳，就去敲门，没有动静时，才给他的女儿打了电话。我趴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他家的单元门，我还看到没有谁给他送花圈，没有谁放声恸哭，没有谁在他离开人世后的头几个晚上，按照当地风俗给他烧纸。
　　 右手四号的戴大爷前不久离开了。他的儿女在院子里搭了灵堂，哭声不断，花圈从院内摆到了巷子里，摆到了老人们下棋、打牌的地方。老人们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那是他们的好友啊，他们仍然在他们固定的地方下棋、打牌，没有一点儿惊奇之相。我听他们说，“迟早有这一天的”。我听他们说，花圈的多少、哭声的高低，不证明亡者生前的价值，那是做给活人看的，那只是儿女的福分。老人们不糊涂，肯定会想起去年走了的张大爷，但没有谁把戴大爷与张大爷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戴大爷一直穿戴一新，而张大爷一衣服总是挂满了污渍。现在，老人们谈论的不是死亡，而是活着----也或许不是，家长里短的事情太多，老人们不会说得太多，生前死后，都把儿女在心里做了一本账，也把自己做了一本账，两本账就是置于两端的砝码，有比较，有轻重，他们知道，如果说破，就没有多大的意思了。
　　 老人喜欢看门告（讣告，贴在门板上）。我路过右手八号时，有几位老人围着，他们就是在看门告。这里的一位前天还晒太阳，昨天不小心摔了一跤，今天凌晨就走了。眼花的老人问：“是谁啊？”眼不花的韩大爷解释着：“他啊，白胖子，老家天津。”门告里写着那位老人去世的时分，凌晨一时二十分。老人们解释着：“他走时身边有人守着，时间准确得很。”门告上写着他的年龄，享年八十有四。老人们质疑：“不对吧，他比老刘不是小一岁吗？我比他大几岁呢！”从他们的对话中，你很难听出，他们是对去了的表示惋惜还是愉悦，也难听出是表达活着的不易还是开心。老人们的额头都布满了皱纹，混浊的双眼，掩藏了许多世事阅历，表情上看不出悲伤还是愉悦。这是老人们留给后辈的谜，解释得透彻或者任何人一眼看穿，他们就不是饱经风霜的老人了。我想过，这里面给了后人许多情面，不可言说的情面。老人们在门告前逗留的时间不会太长，他们很快离开，到老地方聊天，但心里肯定多了些心事，是去与留的心事，像刘大爷吧，他或许在想，若是自己走了，儿女都在外地谋生，久病在床的老伴谁来照顾？我知道的，刘大爷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为了节约，他从来不用电热毯，而是在一楼的卧室里盘了眼土炕，不管风霜雪雨，他都要拣拾垃圾填热那眼土炕。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天黑了，广播停了，油灯灭了，父亲的故事课开始。其实，几乎年长者都能讲那些故事，并且这点故事人人皆知，说不上有什么新奇之处。只是，故事的两个版本中，有一个好像源自小学课本，不同的是，大人们对故事进行了合理性修改。一个说，天上有多少星，地上就有多少人，一个星对应着一个人，如果天际划过一个流星，那说明有人离开地上的世界了。其中，转瞬即逝并且光亮不太夺目的，那是普通人，如果是厉害人，那颗星一定会光亮异常，拖着长长的尾巴。我仍然能记得起，我们看天上的星星时，父亲会对流星叹息一声。另一个版本说，看见天上稠密的星了吗？那就是天上的街道，街道上始终有那么多人游荡。看见天上慢慢行走的星了吗？那是天上的管理者在街道上巡视。在城里，巷子里出没的老人同样会讲这些故事。天堂就是人间，人间就是天堂。一个星消失了，另一个星会升起，去补齐那些位置。
　　 巷子里人多，其中一部分就是孩子。老人们会把星星的版本讲给他们。这些孩子与我过去不同，他们听爷爷讲故事，会提出许多质疑，大多是来自书本上的科学性质疑。我自小时不会质疑，会偏着脑袋听得十分认真，并且还一直相信这就是真的。如果现在有机会再次听老人们讲这个，我还得听得认真，我不能让他们把失望挂在脸上。为什么呢？我正在老去，我们都在老去的路上，我同样不想让自己到了老人们的那个年龄，看到失望。
　　 现在，老了的人没有谁不会出现在巷子里。以我多年的感觉，晒太阳和娱乐、聊天只是晚年光景中和一个小环节。那好像有意无意地在说着：一，老了，带不动孩子，干不了家务。二，还健在于人世，但时间不会太多了。可不是，新面孔继续增加，比如，别人不太熟悉而我熟悉的面孔最近也加入到了晒太阳的行列——前天，我年近八十岁的母亲，端坐在楼下，眼睛微闭，下午的阳光打在她的脸上。风很安静。
　　 ——顺着费尔南多·佩索阿的话想下去：人一生的答案就在老去的路上，并且就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