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晋城，一座积淀在煤堆上的城市。
　　 厚厚黄土层下蕴藏的黑金，不知演绎了多少财富神话。
　　 从村妇到高铁一姐，从小贩到亿万富翁，没文化、没姿色、没背景的苗姐，伴着改革开放大幕的徐徐拉开，一步步书写着传奇的发家史……
　　
　　 【一】
　　 苗姐，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那个年份，那条悠悠的沁水河，流淌着她苦涩的童年。她还没来得及吃够母乳，娘亲就撒手人寰，扔下了襁褓中的苗苗。
　　 辛酸的父亲又当爹又当娘，艰难地拉扯着她和幼小的哥哥。就像荒原上的野草，她在这个穷困的小山村里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都说没妈的孩子好养活，东家一碗饭，西家一口菜，在吃百家饭中，苗苗渐渐长大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苗苗小学三年级还没念完，便辍学离开了课堂，回来帮助父亲操持家务。洗衣做饭，养鸡喂猪，勤快要强的苗苗担起了沉重的家务活。邻里们都夸她：“这妮子，能吃苦，像个过日子的！”
　　 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又赶上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个疾风暴雨的年月，苗苗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谁也不知道命运的航船要驶向何方。但不管世道咋变，传统习俗中有一条千古不变的定律：姑娘大了要找婆家。苗苗在哭爹喊娘中，出嫁到邻村，嫁给了一个复员兵。
　　 当了媳妇的苗苗，照料着公婆，忙活着家务，平静地过了两年妇道人家的日子。自小没妈，向来无拘无束的她并不满足这样的的生活。正值年方20岁的青春，她不想守着灶台过一辈子。
　　 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的农村还处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的社员们都下地干活挣工分。一个壮劳力，一天能挣10个工分，一个工分还不到1毛钱。那真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守着薄田过穷日子。为了多挣点工分，能干活的妇女们也同样去生产队里干活。农业学大寨，由郭凤莲率领的大寨铁姑娘队和男人们开展劳动竞赛，曾是闻名全国的标杆。
　　 说起苗苗，听起来是个江南窈窕淑女的形象。实际上，她有着中原女人鲜明的特点，1米72的个头，长得粗粗壮壮，说话大嗓门，天生性格豪爽。按理说，苗苗该是个下田干活的好手。但正如她堂妹说的“她与常人不一样”。苗苗不愿下地干活，她不想走“土里刨食”老辈人的路子。不做庄稼把式，她也没闲着。她看准了一个简便易行的行当，收鸡蛋换钱。
　　 在一大二公的年代，不允许个人搞副业。即便是收鸡蛋，那也是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担着“投机倒把罪”的嫌疑。胆子大、会说话、见人自来熟的苗姐，她的生意正是从收鸡蛋、当小贩起步的。
　　 那时，农民家没有什么来钱道儿，自家散养十来只小鸡，就是很大的出产了。家家都指望着“咯咯”叫的老母鸡多下点蛋，拿到集市上卖了，换些零花钱，买回日常用的针头线脑、柴米油盐。鸡蛋，虽说是自家产的，平时一般是舍不得吃的，要赞起来换钱花。但七十年代的乡下，尤其是偏远的山区，基本上没有公路，大多是弯弯曲曲的土路，出门去一趟集镇都很不容易。所以，村民们都乐见来乡下收鸡蛋的，虽说卖的价钱要比自家到集市上去卖低些，却是省工还方便。
　　 从小就很闯荡的苗姐，每天挎着篮子，走村串户，到周边十里八乡去收鸡蛋。由于她嘴很甜，会说话，见人总是大娘、大婶、大嫂、大姐的叫着，加上她看上去长得挺憨厚，处事很实在，分分角角的也不计较，每次出去她都能收上鸡蛋来，总是满载而归。
　　 鸡蛋收上来后，她都细心地擦洗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再装进篮子里。接下来，鸡蛋要变成现钱，自然需要卖出去。平常大多卖到乡镇的集市上，如果收得多了，就要到很远的县城去卖。
　　 七十年代的农村，已逐渐开化起来，有了点“搞活”的气象，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开放集市。这便有了全村男女老少“赶场”、“赶大集”的热闹。不过，那时的集市并非天天都有的，十天、半个月才有那么一两次。苗姐要想把更多的鸡蛋倒腾出去，就得来来回回跑几十公里外的沁水县城。
　　 去趟县城，也是蛮辛苦的。村村通是最近几年的事，那年月要坐趟公共汽车，得走到乡里去。开往县城的早晚就那么一个班次。还得排队买票，去晚了买不到座号，就得站着。乡里的小汽车站，每天都是人满为患，到处都是十里八村焦急等车的乡里乡亲。
　　 苗姐常常天不亮就拾捣好了，带上干粮，提着篮子，走十几里地的山路，赶到乡里的汽车站。常年的早出晚归，一走就是一整天。虽说赚的是辛苦钱，但她还是很知足的，毕竟要比挣死工分来钱多。还有的，靠工分得等到秋后算账，卖鸡蛋可是现钱呀，能更及时地贴补家用。
　　 在商品短缺时代，很多东西都是凭票供应。鸡蛋这个普通的食品，那时也是挺稀缺的。城里人的餐桌有个炒鸡蛋，就够上待客的佳肴了。只要把鸡蛋运到城里，自然不愁卖了。为了及时赶上下午返程的公共汽车，苗姐没有时间走街串巷，吆喝着卖鸡蛋，她盯上了城里的饭店和食堂。那时的饭店和食堂大多是国营的，对顾客生冷硬横几乎是家常便饭。穿着土里土气的苗姐，上门推销鸡蛋，也没少遭人白眼儿。但看着她憨厚的实在劲儿，管理员有时心就软了，把篮子里的鸡蛋就收下了。一来二去，她跟县城里的很多饭店管理人员都混熟了，做完了买卖，还有歇脚的地方了。
　　 提起苗姐卖鸡蛋，村民们常讲这样一个笑话，说她没念书，不识数，一斤鸡蛋2元，2斤鸡蛋4元，她能算上来。如果是一斤半，她就算不出来了，还得问别人。
　　 别看苗姐小九九算不过来，智商不高，情商却不低。常年的走东家串西家，使她谙熟了中国底层人情社会的处世之道。天长日久，苗姐在和饭店里的人接触闲聊中，看到了另一个赚钱的门道儿。
　　 这个世界不变的就是变化，外面的世界在变，苗姐的内心也在潜移默化。
　　 很多人从广播里听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犹如干柴上的烈火，迅速引燃了人们心中压抑已久的发家致富欲望。
　　 懂得时事的少数人猜想，这是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大转变，开始在三中全会公报上琢磨着字里行间的含义。大多普通百姓不懂那些大道理，他只相信自己感官听到的、看到的、感觉到的。
　　 往返城乡之间的苗姐发现，乡里、县里的饭店逐渐多了起来。原来乡里只有一家国营的小饭店，现在突然开了好几家，县城里新开的饭店更多了。篮子里的鸡蛋卖得越来越快，价钱也不断上涨。不用吆喝，街里的人一看到，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这天，苗姐又习惯性地走进了她经常去的那家国营饭店，明显感觉到服务员对顾客的态度好多了，少有了皇帝女儿不愁嫁的高傲，多了些许殷勤，甚至低声下气。那个管理员告诉她：这个饭店也承包了自负盈亏，不像原来了，铁工资铁交椅，挣钱不挣钱都一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你没看现在脑筋活络点的，都做买卖了。眼下开饭店也很挣钱呀，我这儿早先不挣钱，因为那是公家的，自己干哪有不赚钱的？
　　 早早卖完鸡蛋的苗姐在县城的街道上闲逛着，她感觉到当初冷清的市面忽然热闹起来，街上的小卖店、理发店、小饭店、小旅馆、照相馆像从地缝里冒出来的，一天比一天多。她随便走进几家“开业大吉”的小饭店，生意都非常火。看到服务员不断地结账、收钱，她很眼热，羡慕极了。
　　 返程的路上，苗姐坐在颠簸的公共汽车里，心早已飞到了窗外，脑子里不断回放着饭店服务员笑眯眯数钱的样子。她心里盘算着，天天东跑西颠倒腾鸡蛋，辛苦不说，关键是挣不到多少钱，真赶不上那些开饭馆的。在车上，她已暗暗下决心，改行商为坐商，利用手头这些年卖鸡蛋攒下的积蓄，自己也开个饭店，哪怕小一点，慢慢来。
　　 怎么开？上哪儿开？她心里也没着落，反正直觉告诉她，开饭店肯定比卖鸡蛋多挣钱。她把想法告诉家里人，公婆、丈夫都不同意。此时，苗姐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都劝她别瞎折腾了，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吧。看到城里人日渐好起来的日子，她不甘心窝在这穷山沟里，让儿女也跟着风吹雨淋地遭罪。
　　 心里核计着开饭馆的事儿，收鸡蛋、卖鸡蛋的老本行仍旧照常不误。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收够鸡蛋往回走的路上，听到后面有汽车开过来，她立即停住脚步，边喊边招手，想搭便车。
　　 搭便车，对能搭讪、会唠嗑的苗姐来说，是手到擒来的。农村人叫捎脚，坐一段是一段，总比两条腿走着快。对那些常年跑车的司机来说，见到五大三粗的男人，大多是不会给面子的；要是满面春风的女人招呼，很乐见行方便的。大咧咧、敢说话的苗姐很讨司机们的眼缘，总能有说有笑地和司机热乎地唠起来。常在那一带转悠，她和跑车的司机都混熟了。
　　 但苗姐也有看走眼、碰一鼻子灰的时候。有一次，她坐在路边树荫下歇脚，看见一溜儿大车小车停了下来，急忙跑过去，笑嘻嘻地想搭便车，被人硬生生把她推到一边，“哪儿来的野女子，胆太大了，谁的车都敢坐！”叫人一顿呵斥。原来，那是一位省领导到沁水县下乡视察的车队。
　　 那位司机一看摆手的是苗姐，便热情地招呼她上车，和往常一样，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今天又赶上了这辆运煤的车，她很高兴，因为正好路过她家的村子，不用大热天费劲往回走了。
　　 从以往的聊天中，她得知，开车的师傅是晋城的。苗姐便有意把话题扯到了饭店的行当上，说她想去城里开个饭馆，问他有没有什么路子。师傅一听这话，打开了话匣子。
　　 “妹子，瞧你这开通劲儿，能招揽人，你开饭馆肯定行！”
　　 “我卖鸡蛋，走过很多饭馆，但里边的门道儿咱不懂啊！”
　　 “我们这些跑车的，总吃饭馆，没啥难的，妹子，你会做饭吧？”
　　 “那倒是会，我从小没妈，就我做吃的啦！”
　　 “那就成，家常菜，实惠点儿，慢慢开起来就明白了。”
　　 “听大哥这么说，俺就试试！”
　　 “妹子，我在晋城有很多熟人，你到我那儿去开吧，我有一帮哥们捧你！”
　　 “那太感谢大哥了，要是开好了，我天天请你！”
　　 苗姐回到家里，吹枕边风，软硬兼施，后来她爱人不但同意了，还跟她一起去了晋城，开起了夫妻店。
　　
　　 【二】
　　 人的一生紧要处，往往只有关键的几步。
　　 走出庭院天地宽，苗姐迈出了她人生中最要紧的第一步。离开那个偏僻穷困的小山村，苗姐风尘仆仆地来到晋城闯天下。
　　 要说农民工进城，苗姐该是早期的拓荒者。上个世纪80年代初，通过那位热心的司机师傅帮忙联系，她在晋城火车站旁边，租下了一个临街的铺面，开了家饸饹馆。
　　 饸饹，一种用模具床子压出来的面条，是西北地区常见的特色小吃。荞麦面条，羊肉高汤，加上各色的作料，端上来热气腾腾的，陕西、山西、河南一带最喜爱的家常饭。
　　 饸饹面，古称“河漏”。传说,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曾派人对全国各地风味小吃进行统计上报,“河漏”也被作为其中一种上报朝延。一天，康熙翻阅小吃名录时，偶然看到有个“河漏”，因为它的名字很古怪，引起了皇上的注意，便命人做来尝尝。吃后对其独特的风味赞不绝口，但他感到“河漏”有违治理河道，这个名字不吉利，遂提笔把“河漏”改为“饸饹”。
　　 走在晋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饸饹面”的招牌。因其经济实惠、方便快捷，家家生意都不错。苗姐的饸饹馆地处火车站附近，来来往往客流量很大，再加她处事大方、实在，生意自然很红火。客人多了，忙活起来，她脑子有时转不过来弯儿，常常算错帐。时间久了，熟悉她的，都管这个憨厚朴实的女人，称作“傻娘”。
　　 世上“傻子”，有尖中傻，有傻中尖，苗姐属于后者。“傻娘”不傻，别看表面上大乎乎的，实际上是张飞穿针——粗中有细。她每天忙三火四地打理着小饭店，也在细心地体察着城市的世态风情。接触着饭店里的各色人等，她深深体会到了社会的复杂和生存的不易。
　　 来到城里，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个“乡下人”，就像小品里说的，“人和人差距咋这么呢？”在中国传统的农村，依旧是个人情社会、熟人社会，邻里之间有来有往，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相互无条件地帮忙。在热心肠的苗姐眼里，城里人封闭、冷酷，关起门来，更讲究小圈子，更讲究利害关系。
　　 有人说，农民低俗、狭隘。其实，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旦抬起头来，眼光绝不比任何人短浅。骨子里要强的苗姐，有着农民的淳朴，也把脉着城里人的世故。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样来，不给家乡人丢脸。她知道，要有面子，就得有钱、有关系、有实力，否则，谁都不拿你当盘菜。
　　 有梦想就有动力，苗姐每天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忙活着小店的生意。因她热情、人缘好，来她店里的，很多都是回头客。尤其那个捎脚的司机师傅，每次跑车回来，都带着他的一帮朋友到小店聚一聚。不论早晚，苗姐都热心地张罗着好酒、好菜，努力让他们尽兴。小店，也就成了他们交结朋友、谈天说地的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