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说，今天她看到郑大妈很不高兴的从广场上往回走，感到非常意外。郑大妈是我们社区人们公认的乐天派，她对人总是满脸堆笑，说话轻言细语，甜蜜蜜的，谁也没有看到她生过气，更没有谁见她发过火，她和大家在一起聊天，总是一声哈哈二声笑。她的人缘很好，人脉很旺。她不贪不占，乐于奉献，富有牺牲精神，人们都愿意与她共事，在集体活动中，人们愿意跟着她，她无形中成了自然领袖。
　　 了解她工作经历的老人们说，这种好脾气，是她在几十年的群团工作中磨练出来的。她青年时代，音体美样样在行，退休前，她就是在青年、妇女、工会、老龄委等群团组织中转悠，到哪个单位都受到下属拥护。可是，她又没有评过什么先进，原因是“斗争性不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她的“罪行”也就是她用小恩小惠收买群众，不抓阶级斗争和稀泥。对于这些，她一概不予理会。群众心中有数，她照样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文革结束，她官复原职，经过文革乱世考验的她，更加受到群众爱戴。
　　 退休后，她到城市里跟着孩子们欢度晚年，很快融入城市老年群体之中，全国各地来到城市里的老年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开展健身运动，她将录音机带到广场上供大家无偿使用，她天天提前到场，按时开机为大家服务，她熟悉许多健身运动技术，耐心细致辅导新人，参加运动的人们无不佩服她的热情服务和奉献精神，她又成了大家的自然领袖，她对人仍然是和蔼可亲，可敬可爱，我们多年没有见她生过气，今天她怎么生气？梅感到万分奇怪。
　　 为了揭开这个谜底，她访问经常和郑大妈一起运动的吴老头，得知，原来是一位新来参加晨炼的阿姨深受郑大妈的热情服务感动，先请郑大妈们一起喝茶，被郑大妈婉拒了，后来，她送一小袋水果给郑大妈，说是自己种的家乡特产。郑大妈听说是她自己种的，数量又不多，就收下了，还一再感谢她。谁料第二天早上，郑大妈对那个阿姨说了一句“不要这样！”，就不容分说地把水果退给她。回头轻声说了句：“看错人了！”
　　 后来，吴老头听郑大妈说，因为那个阿姨在水果袋里放了两张钱。郑大妈揭示这个秘密后，慎重地对吴老头说：这事儿也不完全怪她，这个新兴城市里，有些老年人也很看重金钱，他们教一套简单的太极拳，一个人要交几百元的学费，每个参加集体晨炼的人，也要按月向领练的交电费和服务费，我对于那种收钱很反感，一个小机机插上U盘，充一次电可以打几个小时的拳，就要收电费什么的，真是一钱如命啊！她悄悄给我的钱，就是受了不良影响。她不知道我们是有缘相见，一起锻炼，自娱自乐，欢度晚年！所以，我不怪她，只是觉得她不了解我。也怪我们与她交流得不多。
　　 梅说，以后，她看到郑大妈也和平常一样和大家一起有说有笑的锻炼，于是，她更加尊敬郑大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