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是古代戏剧中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戏剧杰作。其中杜丽娘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青春与美艳的化身，至情与纯情的偶像。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着重表现的是他的“至情”观点，以情反理，反对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肯定和提倡大的自由权利和情感价值，褒扬像杜丽娘这样的至情之人，从而拨开正统理学的迷雾，在受迫害最深的女性胸间吹拂起阵阵和煦清新之风。一出《牡丹亭》温暖了多少少女的心房！封建卫道士们痛感“此词一出，使天下多少闺女失节，”“其间点染风流，惟恐一女子不消魂，一方人不失节”。这，正是慑于《牡丹亭》意欲解救天下弱女子之强烈震撼力的嘤嘤哀鸣。
　　 一、 作者的“至情”论
　　 汤显祖的“至情”论主要是源于泰州学派，同时也渗透着佛道的因缘。汤显祖的老师罗如芳，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汤显祖从其师身上直接体悟了泰州学派的一些主张。他在《近溪子集》中提出“制欲非体仁”的观点，肯定了人的多重欲望。另外，还有著名的反封建斗士李贽和禅宗佛学家达观和尚，他们对汤显祖确立以戏曲救世，用至情悟人的观念都影响至深。
　　 汤显祖的“至情”论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宏观上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情”与生俱来并始终伴随着生命进程。而且“万物之情，各在其志”，各有其秉性和追求。“思欢怒愁”等表象、感伤宣泄等渠道，都是情感流程中的不同环节。世间之事，非理所能尽释，但一定都伴随着情感的旋律。
　　 从程度上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汤显祖在该剧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贯通于生死虚实之间，如影随形的“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和个体的解放。汤显祖认为这种情具有超越生死的绝对自由性，与生俱来，不需要任何缘由。
　　 从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戏剧表演可以“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使得观众在戏剧审美活动中无故可喜，无故而悲，将旁观者的冷漠与麻木不仁的状态调整过来，“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最终人们在“至情”的照耀下，于戏剧的弦歌声中，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
　　 基于以上观点，汤显祖在《牡丹亭》中从容构建自己的“至情”世界观，在创作中将这种“至情”予以淋漓尽致的演绎和张扬。
　　 二、《牡丹亭》中“至情”主题的体现
　　 《牡丹亭》的真正蓝本应该是《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汤显祖以点石成金的圣手，将话本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提升到新的高度。原话本中的人物形象单薄，结构简单，仅仅是仓促地讲完一个言情故事，而剧本则舒缓从容地讲述出一个个如诗如画的抒情场面，描摹出主要人物不断发展的性格特点，从而达到其所要表达的主题。所以我们说，汤显祖在尊重原蓝本的基础上，将“至情”这一主题渲染地余味深远。
　　 《牡丹亭》的主人公杜丽娘是古典戏剧中最可爱的女性形象之一。出生和社会地位规定她应该成为具有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她的人生第一课是《诗经》的首篇《关雎》。按照当时的程朱理学观点来解释，此篇应该是歌颂“后妃之德”的，是最好的闺范读本。但丽娘有自己的主张，认为这是一支恋歌。她对老师陈最良的解读很不满意。因此，当她发现自己镜中无比娇艳的时候，她的无奈委屈与痛苦便如春江之水一样在心头荡漾，流淌在自家后花园中。自己受到的教育，乐府诗中的深厚修养，春情秋恨的花季苦恼，才子佳人的秘密约会都让她细细回味，让她喟然长叹：
　　 “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无可排遣的春情幽怨愈积愈多，决堤冲防，势所必然。这也正体现汤显祖“制欲非体仁”的观点。她终于在昏然梦幻中经由花神点染，得到柳梦梅的抚爱，唱出“这般花花草草有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感喟。然而，杜丽娘还是因梦中之情而相思成病，并最终香消玉殒。在阴间，杜丽娘以情感动判官，使得灵魂得以追寻梦中情郎——柳梦梅，实现在虚幻世界大团圆。这种出自本能﹑发自内心的情感追求最终使得杜丽娘还魂重生，实现与柳梦梅在现实世界的大团圆。此前的爱情故事言之凿凿，似乎总是在诉说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人间传奇，人物﹑情节均体现出纪实的味道，而《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却别具匠心地构思出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戏剧情境，在《题词》中明言：“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意在把戏剧中的杜丽娘作为“至情”典范来演绎，以戏剧形式展现其哲学理念。这种写作目的，明显有别于此前的爱情故事仅着眼于爱情本身的局限，有别于《牡丹亭》先前的蓝本，仅仅诉说一个言情故事，而是将爱情演绎为普遍的人性，从而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完成了“至情”主题的哲学升华：
　　 （1）“制欲非体仁”，人生来就具有多种欲望，这本是一种天性。杜丽娘不是因现实中的爱情而死，而是为梦中之情而亡。在现实环境中，杜丽娘是个受重重束缚的官宦小姐，青春的活力和天性的本能在窒息的环境中受到严重的束缚。迂腐的陈最良讲解《诗经•关雎》，不外乎是依经解诗，这对青春貌美的杜丽娘无异于一种身心的摧残。其父杜宝对女儿珍爱有加，请来理学卫道士陈最良做老师，希望女儿“他日到人家，知书达礼，父母光辉”。但是正是这种出于封建礼教的“爱”，却是扼杀杜丽娘人性的罪恶之手。这位固执而呆板，严守封建伦常的父亲，从没有真正关心过女儿的身心发展和情感变化。其母也同样深爱自己的女儿，以至于连衣服上绣花的样式也要管：“怪他裙衩上，花鸟绣双双。”处在这种道貌岸然的封建贵族家庭，杜丽娘不可能有一见钟情或者青梅竹马的爱情机会。所以，她的爱情只能建构在虚无缥缈的梦境之中。在梦中，她品尝到了现实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千般爱惜，万种温存”，长久压抑的真情终于奔涌而出。这梦境是如此可贵，以至于让杜丽娘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最终病死在寻梦的徒然渴望之中。可见，人的天性很难被外界的总总束缚所磨灭。即便现实世界中很难找寻，也依然会在梦境中体现，甚至更为热烈。那么，强行扼杀的结果是导致更多不幸与悲剧的诞生。
　　 不难看出，与此前类似的爱情故事相比，《牡丹亭》的爱情基础已不再局限于男女恋情，而是上升到“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人性高度。这种情超出了男女爱情的范围，而与汤显祖所处时代的“天理”相对，上升到“人欲”的范畴。杜丽娘仅仅为了春情的驱使，没有爱却可以得到爱，没有情人却可以生发出情人，虽然是春梦一场，却又俨然如真。正如汤显祖题词所云：“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凡此种种，都应归结人的一种本性，这种“天然”的人性正是“至情”主题产生的哲学基础和不同凡响之处。《牡丹亭》中的灵魂相随和起死回生不仅仅象征男女之情的胜利，更象征着人性的解放和胜利。
　　 （2）在勇于追求中实现“至情”主题的升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并没有在窒息的现实环境中退缩，而是展开了不懈的反抗，彰显出情的伟大力量。她不仅为这场梦中之爱耗尽了生命中所有的能量，而且在阎罗殿据实禀告，争取到了化作游魂的机会。在梅花庵，杜丽娘见到了反复把玩其画像的柳梦梅。身为鬼魂的杜丽娘完全摆脱了当时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和爱人“幽媾”。但是，戏剧并没有在这种虚幻世界的大团圆情节中结束故事，而是继续展现杜丽娘为“情”而作的斗争。杜丽娘向柳梦梅说明真相，让他掘墓，使之还生。死而复生是杜丽娘为“情”斗争的继续，实现了在现实世界的大团圆。为梦中之情而死表明杜丽娘情之天然，死而灵魂相随表明其情之真挚，死而复生则表明其情之强烈震撼力。但这还不是杜丽娘“至情”的最终结局。杜丽娘在捍卫大团圆的成果上，也表现出果敢和坚定。在“似这般狰狞汉，叫喳喳”的金銮殿上，面对父亲“愿吾皇像金阶一打，立见妖魔“的狠心，杜丽娘在朝堂之上时而情深一叙，时而慷慨陈词，把一部为情而死生的追求演述的那般动人，就连皇上也为之感动，甚至亲自主婚。这也表现出社会对生死之恋的浪漫婚姻的承认与礼赞。而且从这些描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作者对封建纲常的反感和愤懑。从杜宝到陈最良，从石道姑到胡判官，从阳世到阴间，这一切就是杜丽娘生活的全部空间。《牡丹亭》没有安排双方矛盾“面对面的火爆斗争”，杜丽娘看似没有受到什么人的压迫而致死，却又明明觉得有一种无形的阻力存在。这里，有作者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愤慨。所以禁锢极深的杜丽娘反抗也极热烈，做梦、做鬼、做人都体现出至情无限。杜丽娘的“至情”不仅实现了现世大团圆，而且这种胜利的果实竟然还得到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殉情结局的这种现世演变尽管只是汤显祖的一厢情愿，但无疑强化了“至情”主题的社会意义。“至情”的最终结果不是指向单纯的爱情团圆，而是具有了向当时社会官方哲学——程朱理学挑战的意味。
　　 三、从《牡丹亭》看作者的“至情”理想国
　　 从《牡丹亭》中我们或多或少能够看到汤显祖的“至情”理想国，他尝试以情施政。当现实社会难以和自身观点融合时，作者便借以梨园小天地来展现人生大舞台的瑰丽画面。在戏剧中恣意尽情地演绎出无情、有情和至情的三大层面和多元境界。他甚至把戏剧的情感作用无限夸大，把戏剧看成是儒、释、道并列的极为神圣的精神活动。在他所有的戏剧中，都再三强调人的情感，肯定人的审美需求，充满无限热情与人文关怀精神，从而让自己用至情来从政的理想换种方式得以实现。在《牡丹亭》中，作者高举真情、至情的旗帜，让皇上为杜丽娘证婚，这说明汤显祖对最高统治者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期望统治者们能够用“至情”来管理国家。这是汤显祖不同于李贽和达观和尚用偏激的方式硬拼，而期望在文学领域开辟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新战场的体现，以达到“在戏剧的弦歌声中，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