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元宵哥前些天就打来了电话，母亲墓地竖立碑石的材料已经在筻口镇的石料铺定做好了，农历28日子不错，宜动土、祭祀，要我们到时去黎冯湾看看。
　　 竖立碑石的事，是父亲提出来的，把整个墓地规整一下，他想看一下自己百年之后归属地的模样。我感觉这件事在父亲的心里盘算很久了，他老念叨龙湾河对岸的七星山上祖母的坟地，黎冯湾母亲的坟地，前有水照，后有山靠，坐向顺势；也经常说起一些新墙河边一道驾船出来的老同事魂归故里的情形。母亲走后，父亲显得更加苍老了，皱纹雕刻般的脸面耷拉下来，包裹着的颊骨透出坚硬，凝重如西画的油彩；眼睛的光亮随着躯体机能的磨蚀和衰减，显得黯淡而混浊，只能迷迷瞪瞪地看清近处的物体，父亲像一枚熟透的果子，身体已经收缩。他常常独自坐在阳台上，漫无目的地望着，呆上很长一段时间。楼房之间透过来的阳光笼罩，父亲在固定的位置上，微微弯曲的身影随着光线变化的角度缓慢地移动。他仿佛在默然地咀嚼时光，我不知道那些不可重复的物事，怎样叠加或者消失在他渐渐枯瘦的体内。那把红色的土木椅子，虽然已经老旧，但是坚实耐用，靠背的几根溜圆木条，父亲已经更换过多少次了，有些榫头连接的地方缠满了铜丝，他还是不舍。母亲在时，也常常坐在阳台这把土木椅子上，手肘支撑膝盖，掌心托着脸盘，巴望着东井岭的巷子尽头出现我们的身影。父亲抽着烟，乳白色的烟霭，从有些凹瘪的嘴唇里吐出来后，袅袅地飘起，在上升的过程里，一股变成丝丝缕缕，幻化成天边的一棵月桂，生出了细密的枝桠。烟雾越升越高，越飘越淡，不一会儿就归于虚空，了无踪迹了。父亲完全沉浸在一种兀自的思绪中，随手弹掉的烟灰，还没有熄灭，落在自己的衣服上，烫出了如烟卷一样大小的洞穴，也浑然不知。父亲是不是在飘升的淡白烟霭里隐约闻听到了新墙河的水浪，隐约看到了还是新嫁娘的母亲！
　　 为修葺墓地的事，元宵哥到东井岭来了一趟，父亲特意叮嘱，要在墓地横着的石梁上，錾刻“细水长流”几个字。我能体悟到父亲的心境。父亲只读过几天私塾，当兵时他给我写的信，字迹歪歪斜斜，有的缺少一竖或多出一横，可大小统一，笔笔有力，形成了独特的“父亲体”。遇到父亲自创的字，我只能慢慢分辨，抑或从相关的词句来贯通所表述的意思。父亲的信札，起始都是一句“六一吾儿”，殷殷的舐犊之情，时常在体内涌起一股暖流。我把这些红线条格的纸页，按顺序装订好，至今珍藏书柜，让纸页里已经泛黄的絮叨和那些书籍里的煌煌大言重叠在一起。父亲十几岁时遇到国军抓壮丁，祖母曾求过当青岗乡长的一个亲戚，三儿子还在国军服役，上一年又出了30块大洋的人头费，想免掉一丁，但乡长只冷淡地丢了一句，冒得办法！父亲只得连夜逃离黎冯湾，跟着祖父出来驾船讨生活。父亲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他最基本的生活信条是，做！什么都是靠做来的，不做，什么都没有。他带头在新墙河流域成立了帆船合作社，凭着一身力气和勤劬，1959年，父亲参加了全国群英会，成了劳动模范。我后来在家中的箱柜，看到过父亲从北京带回来的奖品，精装本《毛泽东选集》三卷，印有彩色国画的大日记本，一枚铸着光芒的铜质勋章。和国家主席合影的照片，存在交通局的档案室，“文革”时成了罪状，为此父亲戴过高帽子，游过街。小时候的东井岭下，有一口岭上很多人家吃用的土井，过十天半月，会长出丝丝青苔，父亲经常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淘井，哗、哗、哗的声音在银白的月光里，传得很远很远。可以说，父亲一辈子，于私或者于公，每一纹银两，都换回了几乎等同价值的物品。节俭的品行，源于他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仅此而已。老家黎冯湾是一小块冲积平原，东边是游港河，北面是龙湾河，在村子的西头合流，注入新墙河，一路向西，而后汇集洞庭大湖。当过船工的父亲与水，与河流有着隐秘的渊源，他可以从水性中悟出一种事理，看出一种人生来。
　　 父亲考虑很仔细，连坟地围边的基脚也说到了，一定要挖到硬土，怕遇到春上的雨水淘洗，不牢靠。坟上不能留树蔸，以免树的根须，伸进墓的穹顶。还有，要做个放鞭炮和焚香的地方，莫让火星子散到山上了。母亲的碑石上拓上了瓷质照片，考虑到碑石以后不好拓上照片，父亲现在也要把照片一同拓上去。碑石上留下一处空白，以后只錾上父亲百年的日子。还没有过世的人，就把这些安排妥帖，和元宵哥说道这些的时候，父亲的眼睛闪烁一种亮色，不同于平素的靡靡不振，好像有欣喜的事情，盈满的情绪，使语气和音色不再虚弱。那是一座神秘的宫殿啊，父亲是不是发现了一个秘密，死亡的秘密。如此从容淡定地接近黑暗中的自己，包括肉体消亡之后已经与自己无关的世界，需要一种怎样的境界。时间也许是最宽容的，也是最具智慧的，它会在无数次的邂逅面对，无数次的离析奔逃之后，让人归于一种大平静，坦然地领受上苍赐予的一切。
　　 一家人约好了农历二十八去黎冯湾。隐约觉得我是被阳台外传过来麻雀叽、叽、叽的声音弄醒的。顺手摸到床头柜上的手机，感到有黏黏的江南春天的湿气粘在机身上。摁下按键，点燃一盏橘红色的灯，屏幕上流畅线条构成的图案，极具动感，蕴含一片物体勃然的生机，时间显示还不到7点。卧室南面的铝合金窗子，米绯色的窗帘，春天的晨光，也沾染了湿气，有些分量，透过窗帘渗出一块方形的灰白。窗帘的上端，垂悬着装饰的穗子，流泻着一道若明若暗的光影。左边暗红色的衣柜，那些堆集悬挂的衣物，散发出和我们身体相似的温馨气息。
　　 这是母亲的第二个清明节。自从母亲离开我们后，我觉得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发生的。我躺在床上，望着泛出白光的屋顶，幻化出母亲的脸庞，以及干枯的脸上最后挣出的那一滴不舍的泪珠。想着母亲生前遭遇的病痛，想着母亲一个人在黎冯湾山地上的寂寥，想着母亲点点滴滴的好，陡然有一条河流在眼睛里泛滥。我们可以诗意地去表达死亡，而一种实在地蕴含哲理的生活场景，却使我们的内心承受着更多的磨难。
　　 我突然感到自己特别无助，一种深邃的孤独从心底慢慢地渗透出来。我不知道这个早上是真实的还是虚无的，是眼前的还是没有来到的。我和这个世界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承载我的生命会失去世界，还是世界会失去承载我的生命物质。几十年的生命存在，除了在母体内的孕育，任何物质和情感都无法完整地相溶包涵自己。我孤独地面对着这个早晨，轻轻地呼吸着，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想象。那个引领我到神秘之地的某天，会在哪里。还是东井岭吗，也许是病房，也许是老人院，昏暗的房间，一张简陋的床，身边站立着一个人，——医生、护工、邻床、旁观者；或者一群人，熟悉和陌生的面孔，更可能的也许是没有一个人。我们这一代，几乎都只有一个孩子，他们所承受的社会和伦理职责比我们要沉重得多。原来可以很简单过来的，现在变成了一块块巨石，压在他们孱弱的身上。这样的家庭结构和社会境况，确定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养老模式，会是在老人院或者自己的家里渡过，无助而又孤寂。我会这样孤独地躺在床上，孤独地望着灰白的光，孤独地陷入黑暗，死神披挂一团巨大的阴影，口衔黑色的花枝，伸出利爪，攫住我的魂灵。我的思想会一无所有，我的血液会干涸，我的肌体会化为泥尘，然后和母亲的泥尘糅合在一起，返回母亲的体内。在春天一束冷色调的光片里，我恍然看到许多年之后的自己。那之后，是无数个有雨纷纷抑或无雨纷纷的清明节。某天是不确定的，但也隐含着一种必然性。某是一个使人感到有些暧昧有些意味的字，而天字有压迫感，太浩大了，大到无穷无尽，大到我们在它的面前只能忍受一种宿命。
　　 这一刻，我感到了母亲的幸福。同样是死亡，成群的儿孙簇拥在母亲身边，目送她上路；而我们许多人的最后，有一双眼睛默然对视，也许都是一种奢侈；会带着一种深邃的孤寂和惊悚的恐惧离去。这样的情形，不会仅仅零星占据媒体的边角，会持续几代人，改变许多人一生剧终的方式。
　　 湘北东边乡下的习俗，不挂正清明，前三天后四天。今天墓地树碑石，我们提前给母亲上坟了。10点左右，我们到了黎冯湾，沿着一条爬满草丛的小路上山，远远就听到堂兄元宵哥、珍涛哥、波涛哥的声音，他们已经开始动土了。小南风轻轻吹拂，杜鹃花、野紫薇，还有不知名的花草，在山坡上、田埂边、马尾松的空隙，好像村姑不经意间落下的红色、紫色、蓝色的纱巾，使整个山岭沉静的青绿，流溢出一种女子的柔情。麻石板的碑石，还有石柱，堆放在母亲的坟地边，还没有竖立起来，几个堂兄正在清理边上的杂土。估计还有两天的功夫要做。
　　 元宵哥说，其实在坟地的上方，有几条壕沟，是新墙河战役打日本鬼子留下的，会挡住了一些山上的水。我听后，心里一惊，急忙上去。蓬蓬的荒草遮掩着，如果不细心，看不出来是一条浅浅的战壕。当年，20万中国军人在新墙河流域两岸来回和日军厮杀，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壮惨烈啊！这条战壕里，一定浸透过斑斑血迹，横卧过不屈不饶的魂魄。
　　 当我们把花花绿绿的清明吊用一根竹枝挂在母亲的坟包上，插上几柱彤红的香烛，烧上几刀古黄的纸钱，炸响一串清脆的鞭炮，我在心底默念，祈望那些还在此盘桓，透过山上的松枝凝视远方的英魂，和母亲一同分享我们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