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整整二十二年了。母亲生前的琐事总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其中最能表现她“执气”（使志气）和韧性的莫过于在我家操劳过的几桩婚事了。
　　 母亲自己的婚姻是共和国“文革”十年里的一场悲剧。在这桩婚姻中她谈不上操劳——操心劳力，一切只有委屈地接受，忍受，最后是认命而一生承受。也许正是认识到自己婚姻的不幸，她自从到我们家后操劳过几桩婚事都是那样认真、“执气”甚至可以说不屈不弃。
　　 我二爸年龄比我父亲小了整整一轮。他的婚姻大事是在“文革”结束整个国家转向改革之初提上家庭日程的。因邻村老姨家只有几个姑娘，其实二爸很早就订了姨表亲，到年龄将倒赘进老姨家里。有几次老姨家活多缺人手，把二爸叫去帮忙。这一帮忙竟穿帮了这门亲事。老姨家嫌二爸太老实，并且还当面问过他为什么没去当兵。要知道，在上世纪70年代当兵是件无比光荣的事啊，甚至可以说光耀门庭，荣溯祖宗。在村小学读书时，我就亲自参加过欢送参军的敲锣打鼓的队伍。当时非常流行这样一句话“（女子）剪发头，时兴的（di）,嫁个男人当兵的（di）！”于此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二爸被退了婚。这时爷爷已去世，奶奶和我父亲身体虽好但不“执事”，因而二爸的婚事似乎就天然般地落到了母亲身上。为不让别人小看，母亲“执气”要为二爸订娶媳妇。本家一位爷爷也为此事忙里忙外。在母亲和本家爷爷的努力撮合下，二爸顺利见面订亲了，后来又经过多次艰难波折，才将二妈迎娶进家门。当年为准备二爸婚娶的窑洞，母亲决定我们全家从老院子里搬出去。那时妹妹还不到三岁，一家五口搬家谈何容易！况且当时仅有的私家场院有三面窑带一个大院子，爷爷弟兄三人每人一面窑洞。我记得在准备给二爸开始张罗婚事时，属于爷爷的一面小北窑早已卖给村里七队一户人家，人家已将小窑整修好，安装了门窗，准备入住家里一位老人。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和本家爷爷找到七队人家，道歉退钱收回北窑，额外支付门窗及整修费。同时又协调大爷爷、二爷爷所属两面窑的本家伯伯，掏钱物买换过户。令人心酸的是，我们搬家很长时间一直给不了人家门窗费，万般无奈，让人家将窗户刨下来拿走了事，至今老家的小北窑用泥巴糊着几根木棍做窗户的景象依然在目------
　　 姑姑找婆家出嫁以及出嫁后的是非曲直令母亲伤心有加，不说也罢！三叔的婚姻让母亲伤了多年的脑筋。三叔是村里典型的“懒汉”人物。只要嘴里有吃的，手头有花的，他就懒得干活，或者说现挣的钱够花一阵子了他就即刻消费，吃了上顿不说下顿。还注重衣着打扮，撇着“洋腔”（方言普通话），很有点路遥笔下的王满银做派。但三叔在婚姻上却没有王满银幸运。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三叔到了婚娶的年龄，母亲张罗着费好大劲才给他订了个湖村媳妇。没成想，他在未婚媳妇村边的砖窑上干活，大热天不讲究到光着背到人家家里吃喝，几次下来这桩婚事即行告吹。母亲很生气，但还是不能不管啊。后来三叔那个未婚媳妇嫁到阜底，再后来有孩子后她家男人因犯法在严打中被枪毙了。母亲听说后还有心为三叔将她迎娶进家门。但此时我们兄妹年龄也大了，母亲自己的病也越来越厉害了，三叔的婚事也就此终结。直到母亲去世五六年我大学毕业工作两三年后，三叔才在家人的共帮下，迎进门里一位身体有病脑筋不太够用的本村女人。近二十年过去了也没有生个一男半女。
　　 弟弟上世纪90年代初结婚，当时我正在补习考大学的极端艰难中。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开始兴起自由恋爱，弟弟和邻村一女孩谈起了对象，并在女孩家里帮助下两人开起了饭馆。谈婚论嫁时，因女孩家四个姑娘，女方家一直有意让弟弟倒赘。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为此给我说起时伤心流泪。但说到迎娶，钱又成了最大的难题。早在生产大队时父亲的腿受过工伤，那时大队每年照顾父亲工分，分单干的最初几年，大队每年照顾父亲150元钱。母亲请求大队领导预支了两三年的照顾款，又在二舅家借了500元（直到前几年弟弟还钱时我才知道），为弟弟举办了一场在我们穷家来说还算体面的婚礼。至于我的婚事，其实我一上高中母亲就开始操心费力了。我清楚地知道她亲手织的土布一直攒着，准备我订婚结婚时用。直到有个礼拜天早晨，我还在睡着，就听见母亲自言自语道：“这布还是先用了吧，婚事还不知会拖到什么时候。”想必从那天清晨母亲一直给我留着订婚结婚用的手工织布才急用于家庭了。母亲去世前已经为妹妹找下婆家，订了婚。只是后来世事变幻，妹妹并没有嫁入母亲选好的人家。如果母亲地下有知，妹妹家现在过得很一般或说潦倒，她可能又会伤心落泪的------
　　 （写于2014年腊月）